自由之夏：你的土地，我的班卓琴
原编者按：当地时间11月24日晚，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宣布：在郊区小镇弗格森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起诉。这一决定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弗格森事件说明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存在。
巧合的是，今年正是“自由之夏”50周年。半个世纪前的1964年，在被视为种族主义者顽固堡垒的密西西比州，北方的志愿者和南方的社会活动家联手进行了持续10个星期的民权运动，在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征途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那场运动中，美国民歌之父皮特·西格(Pete Seeger)为人们演唱了《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歌曲。
1964年，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炽热难耐的夏天。
六月二十一日，三名民权工(两名白人和一名黑人)突然失踪了。一个多月后，他们三人的尸体在草丛中被发现。人们在电视前流下了震惊的泪水。
在这个夏天，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从各地来到这里，为了帮助南方黑人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民权组织在密西西比州设立了三千所“自由学校”，邀请北方大学生来替黑人居民上课，并协助他们注册投票。
南方黑人面对的环境是长期以来顽固的种族歧视制度。歧视之外，还有无处不在的仇恨与暴力。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就有上千起白人虐待或谋杀黑人的私刑发生。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展开的民权运动，更强化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以三K党为主)的焦虑和愤怒。
一九六三年，当黑人在教堂外祈祷时，警察放狗攻击民众。那一年，至少有十起因为参与民权运动而导致的谋杀事件(如黑人民权组织的领导人麦德加·艾佛司(Medgar Evers))，至少有三十五起种族主义炸弹案(一个教堂被炸毁导致四个小女孩身亡)，有超过两万参与民权运动的抗争者被逮捕。
到了1964年，为了反制民权组织，白人暴徒焚烧数十间黑人住宅和教堂，殴打前来帮忙的志工。总共有九个民权工被谋杀身亡。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几万个热情志工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南方。
那是六〇年代青年理想主义的高峰。
而那个闪着泪光的夏天被称为“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一
那一年八月，皮特·西格(Pete Seeger)正在密西西比州。四十多岁的他不仅是抗议民谣歌手的典范，更是整个民谣运动的先驱，他的歌曲被不同的人翻唱、高挂排行榜。
这趟旅程是为了拜访当地的选民注册计划。他的家人劝他不要去，因为实在太危险;毕竟在他出发时，三个失踪的民权志工仍然下落不明。
但西格当然不会感到恐惧。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民权运动而唱：从五〇年代中期开始，他就经常去南方为民权运动演唱，并深深为马丁路德金博士欣赏。一九四九年，他和黑人民权歌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预定在纽约州皮克斯克尔(Peekskill)为民权组织举办募款演唱，却遭到当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威胁。但他仍然去了。结果他载着家人的车子遭到石头猛烈攻击——这几颗石头后来被他保留下来盖他的房子。
所以他还是来到密西西比州，无畏地演唱他关于人权与劳工的歌曲。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工作人员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三名失踪年轻人的尸体在一个沼泽里被发现了。
皮特·西格抬起头来，强忍着泪水跟听众说：“现在，我们必须唱《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这首歌。因为这三个男孩不会希望我们在这里哭泣，他们会希望我们一直唱下去，并真正了解这首歌的意义”。这句话正体现了他的班卓琴上所刻的一句话：“这个机器包围恨并征服恨”(This Machine surrounds hate and forces it to surrender)。
于是，他带着观众一起高声唱起：
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们一定会胜利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胜利
在我的内心中
我深深相信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胜利
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约翰逊总统在国会演说，承诺推动投票改革法案，强调要消除一切阻止公民自由投票的障碍与暴力。然后，他引用这首著名的歌名说：“我们一定会胜利”。
新的平权投票法案不久后通过，民权运动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
暴力依然如南方阳光般不断灼烧着。一九六五年二月，阿拉巴马州塞尔玛(Selma)镇，警方用皮鞭及木棍赶走黑人注册投票的队伍，并开枪打死一个帮助选民注册的牧师。愤怒的金博士组织了一场游行抗议，准备从沙玛镇步行到十年前民权运动开始的起点：蒙哥马利(Montgomery) 。但是，几百人的队伍在走出塞尔玛镇的桥上，就被警察的棍棒和催泪瓦斯猛烈袭击，现场一片哀嚎，上百人受重伤。这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三月二十一日，金博士决定重新展开这场为期五天的游行，并召唤了许多好莱坞名人和歌手一起加入游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会遭遇到警察还是种族主义者的攻击，约翰逊总统甚至派兵保护游行队伍。西格和他的日裔太太当然也没有缺席，并且也唱了《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
是的，《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无疑是民权运动的象征歌曲。它原本是首美国南方黑人教会传唱的歌曲，歌名是《我一定会胜利》 (I Will Overcome)。一九四六年，一群黑人女工在南方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烟草工厂进行罢工，天上下起滂沱大雨，不少人离开了罢工线。一名罢工中的女工突然唱起了这首歌，并且把原歌曲中的“我”，改成“我们”：“我们一定会胜利”，并加上了一句歌词“We will win our rights”(我们会赢得我们的权利)。当这名女工把原来歌中的“我”改成“我们”时，她创造了这首歌最关键的改变：个人的自我鼓励被升华为集体的团结与凝聚。
这首歌在次年传到南方田纳西州一所工运和民权运动的组训中心“高地民谣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皮特·西格在参访此处时学到这首歌，他开始在各个工会场合演唱这首歌，并把歌词中的We will改成为We shall，且加上几段歌词。五〇年代末，高地民谣学校开始广泛教唱西格版本的这首歌，让这歌逐渐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歌曲。但真正让它成为六〇年代民权运动的国歌，是由年轻黑人四重唱“自由歌手合唱团”(Freedom Singers) 和西格在一九六三年在美国各地社区和校园巡回演唱，并协助民权运动组训。这次巡回演唱对吸引白人学生投入第二年的自由之夏具有深远影响。
今日，这首歌几乎已经和西格划上等号，并且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抗争场合被高唱，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著名的抗议歌曲。
三
皮特西格并不是只属于六〇年代。他既不是从这里开始，也没有在这里停下他的脚步。
没有人像他一样，可以成为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反抗史。从四、五〇年代的工运，到六〇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到之后的环保运动，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反战他不仅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抗议歌手、民歌手，也是今日美国社会理想主义的精神象征。
西格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纽约市一个音乐家庭，妈妈是茱利亚学院的小提琴老师;父亲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是音乐学者，甚至被称为音乐社会学之父，曾任教于伯克利大学，并且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三〇年代是美国左翼政治力量的高峰，尤其因为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美国共产党在三〇年代成立了“作曲家协会”(Composer’s Collective)，这个组织隶属于迪盖特俱乐部(Degeyter Club)。他们的任务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无产阶级音乐来影响工人意识，其中一个成员就是查尔斯·西格 。
查尔斯·西格和其友约翰·洛马克斯(Alan Loamax)逐渐发现美国社会的民歌传统就是最具阶级意识的音乐，因为这些歌就是反映劳动阶级的生活，因而开始采集民歌。他们两人成为美国二十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民歌采集学者。皮特·西格也深受父亲影响，从青年时期就把左翼理念、爱国主义和民歌传统结合在一起。
高中时，西格开始学习班卓琴。进入哈佛大学一年后，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开始阅读列宁。但也正是这一年，一九三七年，他父亲因为不满莫斯科大审判而退出共产党。大二时，西格放弃念书，去协助民歌学者艾伦·洛马克斯(约翰·洛马克斯之子)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收集民歌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一个为移工而唱的慈善演唱会——“愤怒的葡萄”演唱会上，皮特·西格认识了一个刚从加州来到纽约、并能真正代表移工声音的民歌手：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美国的音乐反抗史将从这晚开始展开新的一页，因为这两人将一起用民歌来为广大弱势人民发声。
西格在伍迪身上看到他自己身上最欠缺的真实生活体验，因此开始跟着伍迪去美国南方各地巡回演唱。他们不是去表演厅，而是去教会、去罢工现场、去移工社区演唱，并且也聆听、搜集人民传唱的歌。
一九四一年，他们和朋友们正式组成一个团体“年历歌手”(Almanac Singers)，以歌声宣扬反战和支持工会的理念。在第一张专辑《给约翰道的歌》(Songs for John Doe)中，他们严厉批评罗斯福总统的战争政策，认为那只是让国防相关产业获得巨大利益。但专辑发表不久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共产国际改变和平反战立场。
“年历歌手”发表第二张专辑《谈论工会》 (Talking Union)，以劳工歌曲为主，并积极参与工会运动。美国三四零年代是美国劳工运动的黄金时期，新的工会不断成立。所以“年历歌手”希望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一环，虽然到四二年底他们就解散了。
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西格想要延续“年历歌手”的精神，去集结一批同样关心工人的音乐人来共同写歌，并且把这些歌传递给各个进步组织。于是，他们重新回到当年成立“年历歌手”的格林尼治村地下室，号召大家一起来唱歌，并且固定发行通讯刊载歌曲和音乐讨论，甚至想过发行一种“音乐报纸”，亦即每月发行唱片来用音乐报道、评论该月重要事件。
这个组合称为“人民之歌”(People's Song)。正如皮特·西格所说：
“群众在往前迈进，他们一定要有歌可以唱，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来写关于劳动者和人民的歌，并且把这些歌传送到美国各地。这个组织将以美国民歌的民主传统为根基……因为我感到，整个美国的民歌传统就是一个进步人民的传统。所以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歌曲，我们的活动，都必须根植在美国民谣音乐的丰饶土壤上。”
一九四八年，美国总统大选，曾担任罗斯福时代副总统的华莱士(Henry A. Wallace)没有获得民主党提名，改代表小党“进步党”竞选。华莱士的立场比民主党候选人杜鲁门更左倾，支持工会并强调维持与苏联的关系，因此“人民之歌”的成员和美国共产党都全力帮他助选。结果选举惨败，人民之歌也元气大伤，因为财务困难而结束。
不服输的皮特·西格和几名老战友又在一九四九年组成四人民谣合唱团“纺织工”(The Weavers)。这个团体和之前不同的是，虽然歌曲仍有政治意涵，但已不再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音乐团体。“纺织工”是一个真正的流行民歌团体，他们更重视音乐和合声的编排，甚至穿上了正式服装。
这个改变主要是二战后的保守气氛上升。左翼势力的整体衰退使得工会对他们的兴趣也开始减低;一九四九年的皮克斯克尔事件也让进步组织担心找西格来唱歌会引起冲突。另一方面，皮克斯克尔事件也让西格思考，如何和丢石头的人对话。一个事件让上述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本来有人建议“美国劳工党”找西格去演唱一场募款活动，但劳工党却打算邀请更有听众号召力的歌手。西格听到此事大受刺激。过去这些年，他都不愿意去商业场合演唱，只去参加工会或进步团体的演出。但现在，他知道如果要发挥影响力，就不能再拒绝商业。
“纺织工”唱流行歌曲，也唱具有社会意识的传统民歌，他们还要走入一般的演唱场所，第一站是如今成为纽约传奇演唱场地的“前卫村”(Village Vanguard)。结果越唱越红，开始在大厂牌发行唱片。一九五〇年的音乐市场可以说是属于“纺织工”的，他们的单曲唱片《晚安艾琳》(Goodnight Irene)连续十四周都在排行榜上。“纺织工”成为最早畅销的民歌团体，并让民歌从少数人的音乐转化成一种受众广泛的流行音乐文化。
但就在他们刚开始大红时，黑暗的手逐渐伸向了他们。
四
五〇年代中期开始，是民歌的复兴时代。而六〇年代初的纽约格林尼治村，是民歌复兴的新革命基地;年轻的迪伦、琼·贝茨(Joan Baez)、菲尔·奥克斯(Phil Ochs)都在村里的咖啡馆唱歌、寻找青春的梦想。持续推动民歌的皮特·西格和友人也在这里创办了民歌杂志《小字报》(Broadside Magazine)和《歌唱》(Sing Out)。
但在这一波的民歌复兴之中，皮特·西格却无法出现在电视或电台上，只能偶尔在小场地表演。因为正当“纺织工”获得商业成功时，他们却开始遭遇到五〇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冷血风暴。
那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年代。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宣称共产党严重渗透入美国社会各层面，因此在国会推动成立“国会非美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来调查、肃清左翼人士。一个宣称自由的社会，即使是共产党员也不应该被冠上叛乱罪名，更不要说这个“猎巫”行动牵连许多与共产党完全无关的人。一九四七年，十位好莱坞导演和剧作家因为拒绝回答该委员会的问题“你是否是共产党员?”，被控藐视国会，并因此被美国电影协会和各大片厂开除，被称为“好莱坞十大黑名单”(Hollywood Ten) 。几年后，一本小册子更公布一百五十一人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这些被召唤去做听证的人后来几乎都无法找到工作。
“纺织工”的四名成员都和共产党关系紧密，自然成为被调查对象，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因叛乱罪被调查的音乐团体。唱片公司和他们解约，许多演出也被取消。一九五五年，“非美委员会”以共产党对娱乐业的影响要求皮特·西格出庭作证，西格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拒绝供出任何和共产党有关的人士 。他引述“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强调“我拒绝回答任何关于我的关系、宗教和哲学信仰、政治理念，或我如何投票，或任何私人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被质问这些问题，都是很不恰当的，尤其是在这种强迫情况下。”
西格和知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等数人因此以藐视国会之罪名被起诉，并于一九六一年被判刑十年。后来因为有法官认为此案有瑕疵而驳回，才让皮特·西格免于牢狱之灾。
在这段黑名单期间，西格和妻子展开他们所谓的“文化游击战”。他们自己印介绍信寄给学校、教会、夏令营等，去唱歌给任何愿意听他们唱歌的群众。当然，他去唱歌的地方，总会有保守派举牌杯葛，指控他和红色苏联有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和唱片公司“Folkways”录制一系列传统民歌，并打算去更多地方采集民歌。
做为民歌运动最关键的推手，皮特·西格在从五〇年代中期到六〇年代中这个民谣复兴的年代，却无法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一九六七年，他终于被邀请上CBS电视台的当红综艺节目“史慕德兄弟秀” (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并在节目上演唱了一首反战歌曲《身陷泥淖》(Waist Deep in the Big Muddy)，结果这段演出被删掉。愤怒的史慕德兄弟向媒体抱怨CBS禁播西格的歌，西格终于又被邀请上节目，他再次演唱了曾被禁唱的《身陷泥淖》。
于是，当越南的战火正在地球另一端、在美国人民的电视新闻前猛烈燃烧时，美国观众却能在主流电视的黄金时段，听到一首动听、但坚定无比地批判越战的歌曲：“我们身陷泥淖之中，但傻子还是继续叫我们前进。”一个月后，约翰逊总统因为反战政策太不受欢迎而宣布不连任竞选，并宣布从越南撤回部分军队。当前活跃的抗议歌手汤姆·马雷洛(Tom Morrello) 说，”如果有一场四分钟的表演可以被视为终结越战的重要时刻，那无疑就是皮特·西格在史慕德兄弟秀上，无视审查、不畏黑名单、而大声唱出《身陷泥淖》这首歌的时刻。我认为那是反战行列中的伟大时刻。”
是的，名列黑名单并不能阻碍皮特·西格继续歌唱，一如一九六一年他被法院判刑后发表的声明：
“二十年来，我在美国各地演唱美国的民谣……我为各种政治、宗教和种族的美国人而唱。今日众议院委员会，因为不喜欢我唱过的某些地方，而要侮辱我……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唱下去，只要有人愿意听，不论是共和党、民主党或独立者。难道我没有权利唱这些歌吗？”
所以他继续歌唱，即使时代已经转变：在六〇年代后期，黑人民权运动更激进化，更多年轻人转变为嬉皮，在药物和摇滚中狂欢，而西格的班卓琴也更显得不合时宜了。
五
七〇年代初，皮特·西格前往几个共产国家，如古巴、中国和越南。之后，年过五十的西格身体状况渐渐不佳，不能歌唱太久。同时，他感到对民歌的责任已经告一段落——作为伍迪·格斯里和另一个早期民谣歌手“铅肚皮”的好友，他已经把这些上一代的民歌传递给新一代的年轻人，让这些火炬延烧下去。
另一方面，虽然西格成为美国抗议歌手以及民谣歌手的代表人物，但却一直无法被他居住的小镇接受。保守的小镇居民们认为西格太左，并且不够爱国，甚至有地方人士成立“阻止皮特·西格委员会”(Stop Pete Seeger Committee)，杯葛他在家乡开演唱会。
一九六八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自己的一个缺点，可能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就是：也许我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但在我自己的社区中，我的地位却很单薄。”于是，他决定好好地耕耘自己的社区，并选择以环境作为出发点。
六〇年代初读了环保运动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后，西格认识到他过去所不断追求和平和正义的世界，其实面临一个更巨大的威胁：环境污染，因此他开始投入环保运动。基于“全球思考，在地歌唱”的理念，他全力关注“在地”的哈得逊河——因为他从五〇年代就在纽约哈得逊河畔上游的乡间和妻子自己盖房子住，直到如今。六〇年代后期他和当地小区成立“清水计划”(Clearwater Project)来保护哈得逊河的环境。
西格的环保行动一方面受到老战友的质疑，认为西格变得保守而不再关心左翼运动。另一方面，他也持续受到地方保守人士质疑，当他在地方募款演唱会上演唱反战歌曲时，他们还是会叫他不要唱这些反战歌。
当然，西格自己有一致的理念，并尝试说服左右两派。面对左派，他会说：“清水计划和教人如何弹奏班卓琴具有一样的精神：都是要持续对抗资本主义下科技所隐含的对人性的支配。资本主义告诉你：不要做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只要好好完成你的工作，其他的都交给机器。但当你开始玩起音乐，当你开始自己写歌，然后你就会发觉，你开始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面对右派，他会说：“你们知道为何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清理河流?你们以为政府的钱都到哪里去了?都投入战争了!!”
进入八〇年代，西格开始和伍迪的儿子阿若·格斯里(Arlo Guthrie)举办一系列巡回演唱，且还是不时参加各种社会议题的演唱。到了九〇年代中期，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获得了体制的肯定;先是克林顿颁国家艺术勋章给他，一九九六年他又入选了摇滚名人堂。
跨进二十一世纪，迈入八十岁的皮特西格，还是没有停止歌唱。
六
二〇〇三年春天，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年冬天，西格的一个朋友约翰在一个寒冷雨夜开车回家，看到一个高瘦的老人穿着厚重的大衣站在路边，手上高举着一个牌子，许多车子从他身边快速开过。他认出那是八十四岁的老人皮特·西格，但看不清楚上面写着什么。等到开得更近一些，他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孤单、沉默但坚定的老者手上的牌子写着：“和平(Peace)”。
他不能想象，以皮特·西格如此知名的人，只要打电话给媒体就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却在这里默默地举着抗议牌。事实上，从伊拉克战争开始，西格每个月都会站在这里，静默地抗议。
当然，西格还是会唱歌。二〇〇三年三月，就在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夕，白发苍苍的皮特·西格硬朗地站在纽约公共剧场(Public Theater)的舞台上，唱起约翰·列侬的经典反战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和他一起演出的有出身七〇年代的朋克乐手蓝尼·凯(Lenny Kaye)、出身八〇年代的噪音乐队“音速青春”(Sonic Youth)主唱摩尔(Thurston Moore)等等。然后，他会回到他的社区，在每年举办的“清水音乐节”，继续用音乐来批判布什政府。
这一年，他八十四岁。距离他开始为各种抗争而唱，距离他第一次用音乐反战(二战)，已经超过六十年了。
回首历史，过去六十年，他永远站在那里唱歌，永远站在正义与和平的一边。
六十年来，他采集失落的民间歌谣，创作新的民歌，推动了美国民歌的复兴运动。他几乎是一个美国民歌的数据库，而这些民歌，就是一篇篇美国劳动人民的历史。作为坚定的左翼份子(他至今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与真诚的爱国者(他喜欢如此自称)，他用他的歌声和班卓琴弹，走过一页页的反抗历史。
全世界所有听民歌的人，没有人没听过他的名曲《花儿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或《转，转，转》(Turn，Turn，Turn);甚至许多年轻人刚拿起吉他学的就是这些歌;在这些旋律动听、歌词简单的民歌中，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不义与反抗之必要。
皮特·西格的力量也来自于他的生活真正体现着民歌的素朴。虽然他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但他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开着简单的小车，住在五十年不变的地方，他自己双手盖的屋子里。
皮特·西格的现场演唱会的特色是，他永远可以让全场观众跟着他一起唱;纽约时报曾评论说，他的现场感染力可能比芭芭拉·史翠珊和滚石乐队加起来还强。因为，皮特·西格的音乐本来就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要召唤人们起而行动;他要人们和他一起歌唱，并在歌声中和他一起无畏地携手、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前进。就像1964年那年夏天，他在演唱会上听到三个男孩的死讯后和台下听众所说的：他要他们跟着一起歌唱《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
二〇〇八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四十年前走过民权运动现场，并和金恩博士并肩作战的西格，当然无限感动。在二〇〇九年一月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前的演唱会，西格和摇滚天王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一起演出 。他们决定唱西格的老友伍迪·格斯里的经典民粹主义歌曲《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
这首歌原本有段批评私有财产制度的激进歌词，后来在一般流传版本中被删除。但西格和斯普林斯汀说，这次，我们要唱出那个被删掉的段落：
“一座高墙阻止了我/有一个牌子说这是私人财产/但在墙的那一边什么都没写/而那一边是属于你和我的/这是你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
是的，西格从来都是完整地歌唱整首歌，不论是猛烈的石块暴力、白人种族主义的威胁，还是麦卡锡主义的打压，从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歌唱自己的信念。
正如他的一首歌为他的生命所下的脚注：“我如何能停止歌唱?”(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