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
一位西藏牧民正用火绳枪向英军射击。
李国柱近照
在曲米辛果，藏军前线指挥官拉丁色和朗色林在一座土墙前与英人谈判。坐在右面的是荣赫鹏。一场屠杀在这张照片拍完后不久发生了。
本报记者 米艾尼
江孜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一座英雄城。
110年前，一支上万人的英国侵略军来到这里。英国侵略者借口边界问题，对我国的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英勇的江孜军民发出了“纵然男尽女绝，势不与侵略者共天地”的铮铮誓言。
数千藏军倒在宗山脚下的血泊里，却仍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最终，宗山古堡沦陷，抗英的藏族官兵从古堡的火海里跳崖殉国。
历史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江孜保卫战虽然时隔一个多世纪，但西藏军民英勇抵抗外侮、誓死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气概，至今仍铭刻在那高高矗立的炮台废墟上。
重新打开的铁皮箱
夕阳斜射在西藏江孜宗山上，山顶上的古堡被晚霞镀上一层金色，远看有些像缩小版的布达拉宫。
2004年，已经年过花甲的李国柱再次站在宗山脚下。她已经离开这座高原小城30多年了，但雪山、古堡、玛尼堆……这里的一切仍然是那么的熟悉。
李国柱找到了三个已尘封近五十年、印度产的铁皮箱子。箱子是当年她亲手加盖封存的，扫落浮尘，和当年封存时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仿佛在这里变得非常缓慢，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那一年，是江孜抗英保卫战100周年。箱子里装的，是李国柱和她的战友五十年前亲手整理的江孜抗英战争的第一手材料。
十几年前上映的电影《红河谷》，已经让英勇悲壮的江孜保卫战广为人知，但这场战争的历史细节，直到这时才真正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
李国柱第一次到江孜是1951年，那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年仅18岁的李国柱是随18军入藏的一个女兵，被分配到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后改为地委)工作。
江孜地处国防前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江孜既是抗英“英雄城”，又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占领的重灾区之一。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而江孜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收回主权。直到1954年和1956年，新中国和印度、尼泊尔分别签署协定，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在西藏特权，废除了1856年清政府和尼泊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57年3月，尼泊尔驻江孜武装“卫队”最后的三个人撤离江孜，这座高原小城的主权才完整回到了祖国。
江孜长达50年丧失主权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但它毕竟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委派政策研究室抢救性发掘，调查整理1904年英帝国主义入侵与江孜人民抗英斗争的情况。
当时分工委政策研究室懂藏语的，包括藏族干部甲措在内只有6人，其中就有李国柱。除了藏族干部外，懂藏语的汉族干部多数是能听得懂、说得出，但是对那些写出来的藏族文字就如看天书。于是，政策研究室又借调了江孜基巧办事处(基巧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相当于专署)副主任吉普·平措次登等几位藏族干部，一共十几个人，开始了对江孜抗英的调研工作。
“那次资料收集我发动当地贵族捐献资料，吉普·平措次登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贡献了江孜宗政府有关抗英的文件资料。”李国柱说。
吉普·平措次登的祖父就参加过抗英战争，生前曾任帕里总管，藏军如本、代本(官职名，如本辖250人，代本辖500人)，在抗英战争中受过伤，立过功。吉普·平措次登本人解放前曾任江孜县宗本(县长)，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文化水平比较高，懂古藏文。
因为当时西藏地区的政治环境还很复杂，为了不引起贵族们的警惕和不满，调研人员对外隐瞒了工作的实际内容，以“江孜民间文学汇集组”的名义开展工作，主要是搜集诗歌。
搜集藏族诗歌并不全是“名义”上的，藏族的诗歌本就具有记录历史的功能，有大量的叙事长诗记载着最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
大约三个月左右，李国柱他们就收集到满满三铁箱的资料。这些诗歌和资料由吉普·平措次登、李国柱、甲措三人配合翻译成汉文。
这三个人的合作正好形成了互补。平措次登藏文水平高，但不懂汉文;李国柱是汉族，毕业于军政大学，是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会藏语却不懂藏文;藏族干部甲措汉语、藏语都很熟练，从中给两人当翻译。
这样的合作必然会让翻译工作的进度比较缓慢，加之多数材料年深日久，有的已模糊不清，所以翻译难度很大，工作了约四个月，仅完成了全部材料的五分之一，约七万字。
在李国柱他们翻译整理资料的同时，政策研究室其他同事则组织了几名藏族干部“重走战争路”。
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亚东与江孜之间，他们沿途寻找参加过战斗的老人，记录口述史。对于重要的战场和最后进行保卫战的江孜宗山旧址都作了实地察看，并拍了照片。
对江孜保卫战这段历史的整理发掘，注定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繁工作，没等他们把工作完成，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叛乱。整理江孜保卫战历史的工作被迫中断。后来，江孜被合并到日喀则地区，江孜分工委撤销了，这一箱子资料就被放到日喀则地委的资料室里，再无人问津。
“整个西藏的工作核心都转到平叛方面去了，加之对一些藏文材料一时翻译不出来，我们只好仓促将已收集和翻译的资料整理了一份约三万字的材料，名为《访问抗英老人记》，交给了地委。”李国柱说。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李国柱说。那个铁箱中只翻译了五分之一的第一手资料，从此成了她念念不忘的一个心结。
上世纪70年代，李国柱从西藏调回内地工作，彻底离开了她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江孜。那三个铁箱子由此湮没在故纸堆中，被人遗忘。
但李国柱没有忘。江孜抗英保卫战100周年前夕，她在回到江孜故地重游时，向当地有关部门提起装满了资料的铁箱子。几经查找，竟然真的在资料室中找到了。
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可后，李国柱把所有的资料进行复印，带回了北京。2004年，她所撰写的《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一书出版。
这场战争的意义不止于惨烈悲壮，它可以说是西藏地区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日不落帝国”的野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壮大，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张侵略，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对中国侵略的起点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实际上，英国人对中国西藏的窥探，从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甚至要早于1792年的马戛尔尼访华。
1774年11月，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带着随从，经不丹入藏。
东印度公司是1600年英国在印度成立的，这个最初以通商、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机构，后来演变成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
波格尔入藏的缘由是拜见六世班禅，此前不久，英国侵略不丹，六世班禅曾经出面调停。波格尔是以道谢之名来到中国西藏的。
六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套藏族服装。但是，当波格尔向班禅提出想去拉萨的请求时，遭到了班禅的拒绝。
波格尔入藏前，首任英印总督哈斯廷斯就指令他，尽可能利用班禅的影响在拉萨建立一家商业机构。但他在扎什伦布寺住了三个月，始终没有获准进入拉萨。没能完成通商使命的波格尔只能踏上归途。事后波格尔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阻止我前进的绊脚石。”
不过，一来一回之间，波格尔却为英国趟了路：在中国西藏南部边境的几条峡谷中，1000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仍然畅通。
当时，西藏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从内地输入，主要通过四川、云南、新疆三条线路，部分从邻国廓尔喀(今尼泊尔)、锡金等国输入，同时西藏方面将黄金、麝香、羊毛、药材等物品运往内地。
据估计，每年由四川打箭炉运到巴塘的茶叶不下1000万斤，价值约16万两白银。按英国的计算，西藏与内地贸易总额，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共值白银208.5万两。这一切都令英国垂涎三尺。西藏的市场固然理想，而廉价的原料更令人动心，如西藏的羊毛比英国便宜5倍，皮革便宜12倍，更别说那些稀有的矿产了。
英国探险家贺尔德希曾赤裸裸地表述：“不容怀疑的西藏的许多财富都在这里(西藏东部)——所谓财富并不只是某些原始粗野的艺术和工艺品，而主要是无穷的矿产。”
实际上，英国人早就在外围做好了入侵西藏的准备。从19世纪开始，英属印度连连发动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到了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完成了在战略上对西藏的包围态势。
而此时，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已经自顾不暇，完全丧失了对周围藩属国军事援助的能力。
1884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在条约中，英国人得到进入中国西南边境“游历、探路”的权力。《烟台条约》的签订，让一向归顺清朝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大失所望。噶厦政府忧虑地上书中央政府：“凡是英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
果不其然，英国得陇望蜀，很快就挑起事端，在1888年发动了第一次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这一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族群众又称这次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由于清政府驻藏大臣的消极避战和藏军严重落后的武器装备，这场战争的结果和那时清政府几乎所有的对外战争的结果一样，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划定中国西藏与锡金的边界。条约使锡金完全脱离中国，并将中国西藏的热纳宗和岗巴宗等战略要地和广阔的牧场划出了中国版图。
亚东峡谷是西藏防范外敌的第一条防线。《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规定，亚东被开为商埠。西藏大门，终于被英国入侵者用枪炮打开了。
然而，英国人并不只想通过亚东峡谷向西藏腹地倾销产品并获得廉价的羊毛。通商开埠只是一个目的，针对西藏的更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切勿动手”
在英国遍及世界的殖民地中，印度具有特殊地位，是其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核心。为了确保这个核心利益，英国提出了“拱卫印度安全”的战略思想，即“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按照他们的意愿定义亚洲各国的领土、领海。
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海军把守着进出印度洋的所有要道”;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
两个同心圆的内圆是：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是：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
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显而易见，挑动侵略西藏、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是英国的既定目标。
鉴于西藏长期形成的政教合一体制，英国人曾试图通过西藏上层人物实现这一目标。
英印总督寇松数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单独谈判。达赖喇嘛将信原封退回，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
“文”的不行，英国就要来“武”的了。
1903年7月，在印度政治部任专员的荣赫鹏被英印总督寇松任命为西藏特派员，与清政府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这个荣赫鹏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是英军少校，曾穿越蒙古戈壁、翻越天山、在克什米尔作战服役，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寇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这个任命原本就不是让他去谈判，而是让他“带兵去西藏”。
边界问题谈判的起因也是英国人一手制造的，他们几个月前在中国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岗巴蓄意挑起了争端，然后要求清政府派人谈判。
清政府驻藏大臣裕钢自己不愿意去谈判，就委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代表堪仲洛桑赤列等人，前往约定的谈判地点亚东。
清政府的代表一行人出发了，荣赫鹏又写信给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说谈判地址变更到岗巴，请他们派人参加。
而所谓的谈判，英国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诚意。根据噶厦政府谈判代表与后方的往来信件记录：“彼固执其所持原则，不听我方所叙述……”
英国人已经派出300名侵略军，以护送荣赫鹏前往谈判为名完成了对岗巴的实际占领，他们把国境界标向中国境内移动。所谓的谈判，其实只是单方面让噶厦政府代表接受既成的事实。
不仅于此，寇松担心谈判太过顺利，不足以给战争造成借口，干脆致信荣赫鹏：若欲有所进展，就必需制造“意外事件”，“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下，进军春丕谷地，应该是会批准的。”
荣赫鹏写信给国务大臣，造谣说西藏人将由岗巴进兵印度。继而派遣两名锡金人潜入西藏收集情报，被藏军发现逮捕。荣赫鹏遂大造“两英人被捕”的舆论，并安排二人家属向英印当局请愿，“要求对藏采取实际行动”。寇松马上转呈国务大臣，诬之为“藏方歧视英国之例证”。
恰在此时，尼泊尔边民越界放牧的牦牛被藏方扣押，这本来在边民之间是常有的事，但寇松又马上夸大其词报告国务大臣，定性为“藏方极具敌意的行为”，要求派兵处理。
此时，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荣赫鹏发回的大量消息见诸媒体，他的一面之词虽说让很多英国人受骗，但还是有人对其表示质疑。《西敏寺公报》等报纸就要求政府说明“他们去西藏干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每日新闻》则指责荣赫鹏“打开西藏大门”是为了“追求世界性声誉和光环”。
不过，对荣赫鹏的行为心领神会的英国国务大臣回复寇松：“就西藏人目前的举动看，陛下和政府认为不可能不采取行动了。”
于是，1903年的12月12日，英国派荣赫鹏率领一支千人军队，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突然越过则里拉山口，侵入亚东仁青岗和春丕塘(老海关)，进而控制了帕里的唐拉山口。
帕里海拔4360米，有着“世界最高城镇”之称，当时的帕里宗(县)政府就建在这里。但由于多年没有战争，这块要地竟无军队设防。
得知英军对帕里的突然入侵，“全藏会议”(西藏决定重大问题的组织形式)召开紧急会议，十三世达赖号召“全藏僧侣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
鉴于形势的紧迫，全藏实行18世纪准噶尔人入侵时的征兵制度，李国柱搜集翻译的《江孜宗关于抗英期间征兵规定的请示》一文对此做了详细叙述：
此地区按铁兔年规定的减差文件外，其余全部一样;贵族、寺庙凡有三岗土地者出一标兵，政府民和牧户凡有六岗土地者出一标兵。这些兵的武器、弹药、火绳以及两个月的食量等一切自备。在必要时，凡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总动员抽赴前线迎战。
但是，正当藏军修筑工事，招兵买马，准备与入侵者决一死战时，清政府驻藏大臣裕钢却向他们宣读了一道令藏军寒心至极的圣旨——“切勿动手，等驻藏大臣与英方议和。”
“切勿动手”这四个字，间接促成了三月后英军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
曲米辛果大屠杀
1904年1月4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军越过帕里，于8日推进到堆拉。面对英军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武装攻势，西藏地方政府在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下，不顾清廷“不许轻易出兵”的指示，从各地征调军队两千余人，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米辛果一带，构筑了两道石墙，组织防御。
藏军的部队多属于临时调集，未经训练，而且其指挥拉丁色、朗色林等，甚至连真正的大规模作战都没有参加过，毫无作战经验可谈。虽然人数稍占优势，却毫无胜算。更何况，英军与藏军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1000多人的英国侵略军带着4门火炮，步兵普遍使用来复枪，并装备了数挺机枪。而藏军的热兵器是比来复枪落后一两百年的火绳枪，即便这样也不是人手一把，多数藏兵还要靠长刀这样的冷兵器。
来复枪与火绳枪的代差，被英军充分认识和利用了，他们的手段卑鄙而残暴。
3月21日，英军准备向嘎吾一带发起进攻。得知藏军已经筑好防线，荣赫鹏派人去藏军提议，希望在曲米辛果继续和藏政府“和谈”。
单纯的藏军指挥当即答应。
吉普·平措次登的祖父吉普巴，时任江孜藏军如本(营长)，当时就在前去曲米辛果议和的藏军队伍中。
3月31日，当曲米辛果藏军前线指挥官拉丁色和朗色林离开阵地接待英军谈判时，荣赫鹏悄悄地将“骑兵部署在藏营后方(围堵)，廓尔喀军埋伏在右边的石坡，锡克先锋军由左边准备夹击，藏营前边则安排马克西姆机关枪直接相对”。
吉普巴和他的战友们根本不知道，藏军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荣赫鹏以谈判为名，要求藏军必须先捻熄火绳的引线，以示诚意，而英军同样会把子弹退出膛。
根据吉普巴的回忆，首先是英军表示了“诚意”。一个英军指挥官当场命令他的部队将子弹退出一发。“哗啦”一阵枪栓响，每个英军士兵都卸下了一颗子弹。
善良纯朴的藏军为了实现诺言，也全部捻熄了土枪的点火绳。
他们根本不知道，英军手中的枪是有弹仓的，在卸下一枚子弹的同时，另一颗子弹已经上膛，一两秒钟就能射出一发子弹。而藏军手中的火绳枪，要先从枪口装进火药，继而是弹丸，最后枪膛后部的引信，最好的枪手，每分钟也只能发射两三发。这还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手中必须有点燃状态的火绳。
枪声响成一片。自然是英军手中的枪在响。正在等待谈判的藏军，等来的是一次没有任何还手余地的屠杀。几分钟之内，大片的草场被藏人的鲜血染红了。
英军谈判代表也趁机向藏军谈判代表开枪，拉丁色代本、班禅代表康奴、如本康萨及三大寺的一名谈判代表被当场打死。
吉普巴记得，站在远处的拉丁色的仆人占堆见到主人中弹倒地，大吼一声：“我们的人被杀了!”他拔刀跃起，当场杀死了十几个英军官兵之后，自己也英勇牺牲了。
荣赫鹏在日记中炫耀：“数分钟后，我方来复枪与大炮将彼等乌合之众，扫射无余，……平原遍处皆是藏人尸首。”
他在给其父亲的信中说：“……和屠杀牲畜没有两样，这些可怜的家伙被围在离我们的枪支仅数码的地方。”
而22岁的机关枪兵指挥官哈多中尉当晚写给其双亲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
麦克唐纳准将在其战报中记录：“攻击开始后，仅有数名藏人持剑相迎……西藏方面估计有2000多人参战，628人阵亡，阵亡者中包括拉萨的拉丁色代本，日喀则和南姆协林(朗色林等)将军和两名僧官，帕里的官员……”
二战时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当时还在英国宪兵团服役。当他看到这样的战况报告后说：“这必然是一个邪恶的预兆。”
吉普巴倒在尸体群中装死，躲过了大屠杀。等到天黑以后，他在幸存藏族士兵的搀扶下到附近包扎伤口，并快速派信差，将曲米辛果大屠杀的情况报告了藏政府。
此时，英军又乘机攻占古鲁，并追杀藏军数百人。据统计，曲米辛果大屠杀中，藏军共有1400多人牺牲，仅有380人逃出。
曲米辛果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土地尽头的泉水”。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英军离开时并没有掩埋藏军的遗体，而是把他们抛在了旁边一眼最深的泉水中。几百具藏军尸体流出的热血，融化了尚未解冻的泉水，汇成一条血河，流向雪山脚下的湖泊。
从此，曲米辛果被藏民称为“血泉”。
然而， 残暴的英军并未就此止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江孜。
几次成功的“突袭”
曲米辛果大屠杀后，英军继续向江孜移动。他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来自被曲米辛果大屠杀激怒的藏民。
英军从多庆湖和嘎拉湖之间的谷地进入康马，沿途遇到一拨拨藏民自动组织起来拦击他们的军火和粮食，破坏交通，用长刀、梭镖、棍棒协同藏军对英军进行游击式的阻击。
l904年4月9日，藏军得到消息，英军已开始向杂昌推进。
杂昌是通往江孜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一条约1公里长的峡谷，悬崖峭壁、深涧激流。藏军在这一带集中了4000多兵力，决心利用这一天然屏障阻止英军的进一步入侵。
4月9日午时，在峡谷里隐蔽了多日的藏军，终于等来了英军先头部队的30余骑兵。藏军所处地形优越，土枪、土炮、滚木和飞蝗石子，一齐向英军打去，即刻，英军进入峡谷的先头部队全数被歼。
山谷外的英军用重炮轰击峡谷两侧的山头和山坡，步兵在大炮掩护下，从山后和两侧夺取藏军阵地。顽强的藏军与英军奋战达6个小时之久，打死打伤敌人280余人。藏军共伤亡150余人。
杂昌谷地之战使英军对藏军不得不另眼相看。一个名叫康特莱的侵略者在其所写的《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
在康马，几十个人会奋起进攻比他们强大得多使他们的斗争成为绝望的敌人。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一小部分农民就为保卫一个村庄全体战死，像古罗马的爱国者一样。
但是，装备先进、兵力充足的英军还是在4月10日攻下杂昌藏军防线后抵达了江孜城外。
英军抵达江孜不到1个月，藏军就有10000多人聚集到江孜、日喀则及拉萨到江孜的大道上，准备誓死保卫江孜。
其间，藏军组织了几次精彩的突袭。
5月3日，在夜色的掩护下，1000余藏军袭击了英军扎营的帕拉村，几乎全歼敌人，荣赫鹏也险些丧命。
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山鸡逃回山上，洋人跳入河中;骁勇善战藏军，洋人剁成两半。”
6月13日，又有2300多名英军及8门大炮向江孜增援，他们在6月25日抵达康马宗的乃宁寺。乃宁寺位于江孜以南20公里处，是英军运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为截断敌人后方补给线，藏军组织起昌都民兵300余人、塔贡精壮僧俗民兵500名，在乃宁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藏军深知，补给不能完全保障的英军一定会抢劫牛羊，便组织精干队伍反穿羊皮袄，伪装在羊群中，待英军下马抓羊时，这些矫健的藏兵便一跃而起，用大刀砍死英军，最厉害的藏兵一人就砍死二十多个敌人。
6月下旬的一天，英军从萨布岗和江洛两地出动大批步、骑兵，从南北两面猛烈进攻乃宁寺，占领了寺院，并在寺院的庭院中支起营帐驻扎下来。
藏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详细谋划，在一天晚上包围了乃宁寺，又一次成功偷袭了英军。这次偷袭中，英军死伤惨重，在当地藏民的诗歌中，乃宁寺庭院变成了“血的湖泊”。
这样的阻击一路不断，藏军像飞蛾扑火般一次一次地抵抗，仍然无法阻止英军向江孜城宗山城堡一寸一寸靠近。
战火一直烧到了进入江孜的最后一道关口——紫金寺。
6月28日早晨，藏军为了保护寺院进行了艰苦的激战，几十名英军士兵被杀。
荣赫鹏得知消息后，气急败坏地下令开炮。寺内40多米高的佛经大殿和近60个佛殿全部坍塌，僧人全部战死。寺内的文物有高达4米、小至14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1000多尊;唐卡、缎绣佛像、金粉书写的《大藏经》等文物，都被英军洗劫一空。之后，他们又放火烧毁了紫金寺。
英军对江孜周围寺庙里的文物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根据荣赫鹏战后的回忆，“用400头骡子才能运走，里面包括罕见的宗教经典、神像，还有很多器皿”。
但是，西藏军民正面的抗争和不间断的突袭，也使英军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惧之中。
攻占紫金寺后，英军立即从东、南、西北三面包围了江孜，切断了江孜通向拉萨、日喀则的道路，并切断了江孜宗山的水源，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市区。
江孜的夏季就要到来了，摆脱了严寒困扰的英军逐渐适应了高原气候，英军的火炮，此时已经瞄准了江孜的政府所在地——宗山城堡。
保卫江孜宗山
在1904年的夏季，江孜宗山，成为了阻止英军进军拉萨的最后一道防线。
7月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噶伦宇拓、仲译钦波和三大寺代表，到江孜与荣赫鹏会谈。
荣赫鹏提出限藏军在7月5日撤出江孜。西藏方面自然不能接受。英军遂于7月5日上午开始向江孜城区发起总攻。
为了保卫江孜宗山，藏军除了把原有部队重新组织恢复起来以外，又专门组织了“决死队”，每个队员左肩佩戴半红半绿的证章。
这些人在深夜潜入江孜城中，动员江孜全民以及城里的藏军，在宗山及城里的主要街道修筑工事，从白居寺可直通宗山，藏军还在宗山上架设了炮台。
藏军的防御计划并没有挡住英军，但让他们付出极大代价才拿下宗山周围12个藏军据点。
面对宗山城堡坚固的防御工事，荣赫鹏又从印度调来4000多名援军、8门大炮以及大量的穿甲炮弹。
最初，在宗山城堡上藏军猛烈的反击下，英军死伤惨重，虽然有优势的装备，却无法靠近宗山城堡。
荣赫鹏回忆，藏族军民的火力“同突然降临的风暴……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险些丧命……宗堡上的每一座建筑的轮廓似乎也让火舌勾画出来了。”
江孜分工委政策研究室的谢广廷在上世纪50年代走访老人时，曾听江孜83岁的伟堆旺雄和68岁的奔巴次仁两位老人说，扎西林巴代本率部坚守宗山，英军进攻时，藏军和民兵用火药枪、飞石和石块还击英军;山上的存水喝干了，他们就在晚上将人用绳子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就喝自己的尿。在这种情况下，藏军和民兵始终没有一人动摇。
1904年7月5日至7月6日，英军步兵在炮火支援下发起7次攻击，都被藏军猛烈的火力击溃，英军主力遭到重创。遗憾的是，宗山东南藏军最重要的火力点被英军炮火摧毁了。
到7月7日，经过3天抵抗，守卫藏军弹尽粮绝。当地百姓背着给养往城堡里运，英兵发现后，竟开始向百姓开枪。
白居寺僧人通过宗山背面的悬崖给藏军送去弹药。然而，这条惟一的给养线，很快也被英军用机枪封锁。
在这最紧要关头，一名藏兵不慎引爆了宗山的弹药库，造成了自伤及炸药的重大损耗。弹药库爆炸后，山上的枪响也逐渐减少， 英军趁机使用大口径的火炮，以优势火力轰开江孜宗城堡的一个缺口，随后，大批英军冲进了城堡中。
藏军和民兵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但终因伤亡过重，一路从北面冲出，一路从西南方向的悬崖上用绳子吊下，突出英军的重围，转移到白居寺继续战斗。一部分来不及突围的战士，就和敌人徒手搏斗。
那日，江孜宗山最终失陷，抗击到最后的500多名藏兵，全部跳崖牺牲。
英军用洋枪洋炮攻取以土枪、土炮、木棍、石块据守江孜城堡的藏军，竟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藏军的英勇和顽强，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江孜被攻陷后，由于前线藏军大多战死，西藏政府已失去抵抗力量。
1904年8月3日，英军占领了拉萨。
此时，十三世达赖正在逃往北京的路上，拉萨百姓则平静地等待着灾难到来。
无效的《拉萨条约》
8月3日，英随军记者坎德勒在发给伦敦的电报中写道：“西藏人在欢迎我们。”
其实他错了，藏人无奈地站在路边向英军吐唾沫及拍手，是藏族习俗中对见到恶事的一种表达。
9月7日，英军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
这一天，在布达拉宫前后布满英军大炮，签约的大殿里则站满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
这个英国人单方制定的条约规定：西藏一切对外交往都必须经英政府批准;在中印边境的噶大克建立商埠;增开第二处商埠江孜。条约还规定西藏赔付英军进藏所花费的750万卢比(后来新任英印总督俺土尔将赔款减为17万英镑，合250万印度卢比)，限75年内缴清。
《拉萨条约》签订后不久，荣赫鹏就匆匆忙忙地带着英军撤出了拉萨。实际上，他在进入拉萨后不久，就明白“胜利”其实是把自己带入了险地。
拉萨东面仍有数千藏军活动，拉萨近郊的寺庙僧众还有武装，拉萨市民对英军的敌意与日俱增，不卖粮食和货物给英军，甚至有僧人只身闯入英军驻地，刺杀英军军官。
带着一份《拉萨条约》回去，在荣赫鹏看来似乎已经是足够炫耀的胜利果实了。结果，他人还没离开拉萨呢，就得到消息，清政府已经对英国声明，不接受《拉萨条约》，所有条款应由清朝和英国商议后，才能审核。
在签订《拉萨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是在场的。有泰软弱无能，昏庸误国，甚至帮着荣赫鹏压服西藏官员签约。他本来也要在条约上签字，但被手下人拦阻，只是和荣赫鹏交换了个照会，说明条约中所说的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在西藏享有权利的“任何外国”，不包括中国在内。
即便已经签过无数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在获知了这样完全视中国主权为无物的《拉萨条约》后也不能接受，当即电令有泰不得签字。
荣赫鹏离开拉萨之前，还贼心不死地“忽悠”有泰和他一起去亚东，到那里签字画押。这时有泰已经得到了朝廷电令，没有同意。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国际条约，不经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意和签署，自然是不合法和无效的。第二年，经中英双方磋商，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除清中央政府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在西藏修筑火车铁路、公路，架设通讯设施、开采矿山等权力。算是保住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江孜开埠的要求答应下来，赔款也还是要赔，只是赔款方不是西藏，而是清政府。
看上去，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并没有得寸进尺，相对于《拉萨条约》还做出了让步。这个变化不太像“日不落帝国”当时的惯常做法。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入侵西藏一事其实是寇松和荣赫鹏这样的殖民地官员一手导演的，英国国内对此本就有争议。1904年恰好英国内阁更迭，新内阁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应对德国的挑战上。而《拉萨条约》签订后，被触及了利益的俄、法两国当即表示反对，英国需要拉拢这两个盟友，随即在《北京条约》上做了个“人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对西藏就此打消了野心。恰恰相反，直到二战之前，英国对西藏始终有着特别关注，遗留至今的很多历史问题都有英国的身影。比如在《北京条约》签订几年后，英国就炮制出了一个麦克马洪线。
而导演了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寇松和荣赫鹏，并没有因这场战争的“胜利”得到什么奖赏，更多的是谴责。即便是英国国内的舆论，也将矛头指向他们：“导致3000名西藏人死亡，所得到的战果是救出两名密探。”“政府最大的不满莫过于他不该将一个小型的外交任务，扩大为军事入侵。”
在入侵西藏一年之后，寇松不得不在一片非难声中辞去英印总督一职。荣赫鹏则被任命为并无实权的克什米尔省常驻官员。
110年过去了，那场战争的血迹早已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而江孜宗山城堡上高高耸立的抗英纪念碑却时刻提醒着前来参观的人们：莫忘屈辱，守望和平。
(感谢李国柱对本文的帮助，文中部分内容参考《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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