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共识正在被打破，美国政治正在陷入力不从心、自我分裂的困惑。然而，应该如何理解“美国的困惑”?尤其对于正处于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而言，能否正确认识“美国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的安全焦虑日益严重
2009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度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任凭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华尔街财政保守派、军工复合体的军事保守派和南方的社会保守派为主力的美国社会不为所动，拒不执行奥巴马提出的种种变革政策，美国总统政治和国会政治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美国政治在国内的种种困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外关系领域。美国的确已经感受到在维护世界安全问题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值此时刻，2010年“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和一系列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发展，都成为动摇美国世界领导能力的强大杀伤力。美国的确日益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安全焦虑日益严重，美国新军事战略就是此种焦虑感的释放。更严重的是，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急剧下降，也动摇了盟国、伙伴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能力的信心，世界政治中的动荡和混乱长期化将是美国总统世界领导力下降的持久特征。
美国的困惑就是全球化的困惑
美国困惑的症结在于全球化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挑战，本质上不是“美国的困惑”，而是“全球化的困惑”。无论是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困惑，还是其世界领导力的下降，都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一种集中体现，也是全球化内部张力释放的一种方式。全球化撕裂了社会结构，一方面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权贵合一，另一方面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抗议。传统政治学中的“左中右”水平结构分析范式已经无法解释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上中下”的垂直结构范式。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并行不悖、一体化和碎片化共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前进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覆盖世界，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处于区域和全球流动过程之中的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已经卷入密集的跨国协调和规制之中”。以华尔街金融集团为代表的全球权贵集团，凭借自己的资本和权力优势，搭乘全球化的列车，在世界各地畅行无阻，逐渐生发出“去国家化”的金融保守主义哲学。它们拒绝国家的管制，不愿承担金融危机救治的社会责任。尽管它们在全球流动中赚得盆满钵溢，却没有转化为美国政府税收而令政府债台高筑，没有转化为社会就业而令本国失业群体衣食堪忧。
另一方面，差异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又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特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外，“文明的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族裔政治、女性主义、同性恋群体、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族群、生态运动等日益崛起，人们又不得不面对因更加紧张的多元文明、复杂差异和社会断裂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和频繁摩擦。
美国很可能一直“困惑”下去
在全球化一体两面自我分裂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在一个以信息、权力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在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中有效地调适差异主体之间的交往，调适人—自然—社会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调适“我”与“他者”之间的断裂，在社会多样化的矛盾空间中寻求全球治理的一体化，妥善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全球正义。核心就是要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深也是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国家，美国最先获得全球化之利，也最早感受到全球化之弊。美国政治能否将全球化的一面和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一面有机整合在一起，重新塑造美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制度，将决定着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因此，美国政治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短期现象，它是一种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和长期性现象。只要美国国家治理体系还没有找到化解全球化两面的有效办法，美国政治就将一直困惑下去。
当然，全球化的问题并非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其他国家完全不必嘲笑美国，因为未来的它们很可能会步美国的后尘。对其他国家而言，最应该做的恐怕是尽早未雨绸缪，探索破解时代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不断增强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显然，对中国而言，不是嘲笑美国的困惑，而是要汲取美国的教训，要通过制度创新的优势来获得比美国更强大的制度吸引力和政治竞争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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