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连载七）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四章监狱战线的斗争

　　(1962年12月11日-1977年12月11日)

　　第一节 监狱战线的形成

　　以拉赫曼为首的联盟政府，悍然投入英美阵营，在国内采取反共反人民政策。他们引援内安法令和庞大的暴力机构，惨无人道地镇压人民的斗争。特别是汶莱人民12.8武装起义之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进行大扫荡、大逮捕。1962年12月11日至16日，在砂罗越各地第一次大逮捕行动中，共有48位在工、农、学、政、商等各界的领袖，积极分子与成员琅铛入狱。从此以后，这种恣意逮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不断升温升级，并形成了强大的监狱斗争战线和坚不易摧的革命堡垒。

　　我们被拘留的政治拘留者，最初被关押在各省的监狱里，随后就被断断续续押到古晋三角坡中央监狱，大部分集中在楼上，楼下归女拘留者。

　　三个月后，我们男同志被转移到对面江的武吉西奥，这是警察训练营改成的临时集中营。从那时开始，就分A、B、C三座，女座照旧。在这里，我们曾开展二次有限期的绝食斗争，外部局势也越来越紧，监狱当局便考虑做出新的安排处理。

　　1964年10月1日，我们50名政治拘留者(附录一)被迁移到马来亚霹雳州的华都牙也(Batu Gajah)拘留营，监禁在A座。在那里，二年时光，我们受尽了精神的虐待和肉体的折磨。

　　1966年，我们又移回砂罗越，关进了古晋刚建好的朋尼逊6哩政治犯拘留营，集中营占地约80依甲。男座有A、A2、B、C、D、E、F、G、H和I，每座平常人数约一百多人。女座有K、K2和J，每座最多64人。还有L和M座，由男女混合座，是关

　　快要释放人的营房。

　　从1962年12月11日第一次大逮捕起，到1977年12月11日最后一批政治拘留者的释放为止,监狱的斗争整整经历了15年。15年来,有近万人身陷囹圄，仅1972年古晋6哩集中营顶峰时总拘留了近2千人。

　　监狱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不可脱离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条公开、非武装战线，积极支援配合了武装战线的斗争，为整个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场震憾大地、泣鬼神的牢狱斗争，在革命斗争中谱写了自己宏伟壮丽的历史篇章。

　　第二节 毫无人道的迫害政治拘留者

　　在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下遭扣留的政治拘留者，不但丧失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一切自由民主的基本权利，还遭受各种各样蛮横无理、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在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多位狱中战友牺牲

　　(1)1964年5月13日，王仰仁跟另三位同志在泗里街被扑。敌人马上用直升机把他载到古晋、押入暗房。敌人不断进行严刑拷打和疲劳审讯，使用卑鄙的政治欺骗。施以金钱、物质、美女的诱惑，都不能丝毫动摇王仰仁坚定的立场和改变他为革命为人民的红心。在35天的残酷迫害与折磨中，打得他遍体鳞伤，指甲被拔掉，肋骨被打断，最后我们最可敬的王仰仁烈士活活被敌人打死!

　　(2)1964年4月8日，邱善尧在泗里街被捕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全身浮肿，随后又患上了胃病。虽有看反动医生，却说“没有病”，随便开了一些普通药品敷衍了事。随后又移关押马来亚华都牙也拘留营，反动当局根本没有进行医疗，邱同志被病魔折磨到骨瘦如柴，胃癌恶化，终于在1966年初被夺去了宝贝的生命。

　　(3)A座的钟勇华有心脏病，但还是遭拘留。1967年9月6日，钟同志突然昏倒，病情非常危急，但是营方不及时积极抢救,一拖再拖，终于他去世于去医院的途中。

　　(4)D座的王焕朝在敌人的迫害下，身体日渐瘦弱，饮食

　　无味，他给反动医生看，说：没有病“。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王同志已骨瘦如柴，经常昏倒。后检查出是罹患白血球过多症，营方还是只给一些普通止痛药片服食。为了拯救我们同志的生命.牢内开展了1968年6.6无限期绝食斗争，逼使敌人释放了王同志。释放后，敌人又故意拖延他去中国医病，直到病入膏盲，才发他出境准字。但已太迟了，王同志抵达中国广州不久，1969年初就逝世在医院。

　　(5)诗巫后埔港的蔡比利(方学)，由于9.30特工队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她的爱人林学义牺牲在第二省的印尼边界，敌人还是不断迫害她。1973年4月27日，敌人迫死蔡比利在诗巫狱中。

　　(6)1971年7月，政治拘留者蔡家晋因大腿疼痛而送去医院。但不久后，当局宣布他不明地死亡。

　　(7)1962年12月11日，诗巫后埔港林爱贤被捕。由于长期的折磨与迫害，1965年在吡叻州华都牙也拘留营变得神经失常，变得胡言乱言，飞蛾、蜘蛛等昆虫都抓来吃。在同志们交涉下才得释放，回家后不久就逝世了。

　　必须指出，无数被捕的革命同志与群众在狱中遭到虐待与迫害，受到凶残的攻击，打至内伤，有的释放后不久就逝世，更多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受苦终身。敌人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二)狱中同志遭到恶毒的殴打

　　好大部分被捕的同志都遭到无理的殴打，采取个别或集体殴打(即几个打一个)。

　　1967年2月27日，第一次无限期绝食斗争开展后，敌人丧心病狂的毒打我们同志，丘立基、黄拔怡、刘瑞金等同志都先后遭到毒打。

　　在1968年6月6日无限期绝食斗争期间。E、F、G座有许多同志被殴打。

　　在一次搜查中，G座的张石源同志无缘无故地遭到数十名狱卒的围攻。黄仁生同志为了抢救同志，也同样遭到一顿毒打。张炳坤和郑荣见义勇为，在抢救这两位同志当中，也遭到敌人的拳捶脚踢。随后，这些法西斯暴徒又强押一部分同志到石灰牢里去进行殴打，以小刀进行恐吓，强迫去嗅他们的臭皮鞋。在这次殴打中，张石源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郑荣被打得昏厥过去。

　　同年8月，F座以张炳坤为首的10多位同志又被强压到牢中医院，惨遭毒打，狱卒长的手棍都打断掉，同志们被打得伤痕累累，有的身负重伤。

　　同年10月，E座的黄永昌向来访的家属揭露了敌人的暴行,随后将惨遭10多个心地恶毒、行为卑鄙的狱卒恨凑毒打，打至昏倒，醒来又打。可恶的敌人还强迫他下跪吻其臭皮鞋，和迫他“求饶”等。

　　1970年1月19日，A座有一半(50名)同志被分隔到B座的途中，在营长和一个高级医务官的指挥下，这些凶神恶煞的打手强拉硬推并殴打我们同志。有的被打倒在地，被拉起再打，许多同志被严重打伤,有的被打昏了，其中许永兴与陈仁福伤势最重。

　　以上略举一些我们同志被殴打的例子，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执行殴打我们同志的罪魁祸首的是来自马来亚的官员，这是马来亚反动政权所豢养的法西斯暴徒。他们是砂罗越副总监惹加查利，集中营前营长达星，任营长罗其福及副手拉马达士、彭发庆、纳哇拉南、德吉星、可兰集星以及一大批喽罗走卒。

　　(三)强行隔离，妄图各个击破

　　敌人除了在思想上妄图分化瓦解我们之外，也千方百计从组织上进行分化瓦解。他们把我们成百上千的同志分成强、中、弱的等级，然后区别分开来拘禁，妄图分散我们的凝聚力、向心力，然后各个击破。

　　1964年10月1日，敌人强押50名砂罗越拘留者到北马华都也拘留营。在那里，我们同志被禁锢于不同的互相隔离的牢房，彼此不能来往见面。同时，还把我们同志从一座隔离到另一座或别的地方去，妄图分化瓦解我们。

　　1970年1月19日，敌人同样是使用暴力把A座的一半同志隔离到B座。

　　1970年2月9日，女K座有60多位女同志被大批的男女狱卒抛催泪弹，用水龙头驱散，15名女同志被强押到石灰牢单独监禁20天之久。从此她们就被蛮横地隔离在K2座。

　　(四)押入隔离和沙厘房进行个别监禁等集体处罚和折磨

　　所谓“隔离室”(Segregation Cell)又称“石灰屋”，这房间面积8尺x8尺。房间是密封的，只有一个1方尺的小窗，房门是用坚固的厚红木造成的，平常是关著。房内除了一张被、一个枕头、一个尿桶，其他什么都没有，一天24小时的单独监禁，除了大便和冲凉，其余的时间都在小房间内。而且头一两个星期，吃的是面包和腐坏的咸鱼。每星期会见家属一次，以及写信、看报和看电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环境关上一年半载,精神不错乱才怪。其中一次，詹世林与他座战友招一下手，却要被押去隔离室处罚。赵松胜和陈宗明作为代表向当局要求放人，却被押去隔离室要个别监禁一年半。

　　在对面江时，郑贞禄在敌人面前造一个反，就被押去中央监牢单独监禁二个月之久。丘立诚和钟松炳反对敌人无理折掉晒衣服铁线，也被拉去沙厘房囚禁折磨。

　　反动派辄施以个别的或集体处罚和折磨，可以任意剥夺我们会见家人、写信、阅报、听收音机等权利，处罚时间几个月。有时敌人狂性发作时，可以寻找借口，推诿不予补换日用品，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对面江时，我们15、16位同志关押在小小的沙厘屋牢内。白天热得令人窒息难受，晚上又冷得令人发抖。有时在烈日炎炎之下强拉去做苦工，下午2、3点去做运动，甚至强迫去做“斗鸡”的动作，或作“狗爬”，受尽污辱。

　　(五)在“暗房”进行严刑拷打和疲劳审讯

　　所谓“暗房”，是在集中营以外的，是政治部专门用各种各样恶毒卑鄙的手段进行榨取情报的秘密地方，比在营内隔离室所面对的考验更为尖锐严峻。有的牢内同志形容：“如果说监牢是人间的地狱，那末‘暗房’就是地狱里的酷刑场”。15年来有许多同志被关进了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暗房”,黄冠俊、何君灿、兰万成、林永伦、丘恒山、杨传兴、郑炳才、刘意礼、陆盛同、丘立诚、倪可文、陈李森、沈瑞娇等等同志都被押进“暗房”,受尽了折磨和迫害。王仰仁同志就是活活被打死在“暗房”。

　　押进暗房，短则最少1个月，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之久。在单独监禁过程，政治部轮流对我们进行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的连续审问。在拷问时，被拷问者被迫脱个精光，身上还泼了水,冷气机吹袭，冷得牙齿直打架。有时要你坐在冰块上，冷冻得全身麻木僵硬。有时倒吊在架上，手触不到地，还吊着打，一边打一边审讯。他们动不动就拳击脚踢，特别常像打沙包那样打我们的肚子，表面上看不出受伤的痕迹，肚里面却可能是重伤了。有时他们揪着头发，碰墙撞壁，有时夹我们的手指，刺我们的指尖,扯脱我们的指甲，还强迫手淫和喝尿。女性拘留者也不例外，甚至把她们剥得赤条条地，用卑鄙、下流、无耻的行为羞辱她们。

　　(六)蓄意搜查

　　每隔几星期或2、3个月，监狱当局一定要进行一次破坏性和挑衅性的所谓“搜查”。在搜查过程，在我们的住宿处进行彻底的搜查，任意破坏一些东西，衣服等散满地，肆意拿走我们的很多东西，如文件夹、乐器、习作簿、语文练习簿、药品、报纸和日用品等。这些“强盗式的打抢”，搜查时有的官员与看守的态度非常恶劣与具有挑衅性，他们用语言任意侮辱和嘲笑我们。倘使我们表示抗议，和向对方要回给拿走的东西，他们就轻率地拒绝，甚至我们还会受到处罚或隔离。这样经常的搜查使我们生活和心情非常不安与痛苦。

　　(七)从物质生活到病痛等方面进行虐待

　　15年来，反动当局不但对我们狱中同志进行政治迫害，身

　　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从物质生活到病痛等方面也进行蛮横的迫害。

　　我们住的条件很恶劣，营房建得很矮，锌盖顶，没有天花板(经过绝食斗争后才有装置)，周围没有树木遮荫，锌片围墙，空气不流畅。白天烈日暴晒时，有如被窒困在大蒸笼里，致使大家不得不躲到床底下喘息，或多去冲凉。

　　再说，每座营房住上几十人至百多人，只有四十光的灯光装置，造成不少难友犯上视觉毛病。水供应也短缺，洗刷、大小便、卫生等都受到影响。

　　在饮食方面待遇恶劣，配给的青菜不新鲜，有的鱼没有破肚就放进去煮，有的咸鱼发臭生虫了，肉类是最恶劣的，有的韧得无法吃，有的饭中渗有细沙。家属拿来的东西受到严格限制，有时遭到拒绝，被允许拿进去的罐头，有时被开掉，也不准煮，只能用不够热的水温了勉强下口。有时，鸡、鸭、高丽参等经过狱卒的手时，到同志们的手里，所剩无几了。

　　同志们由于长期受到肉体折磨与精神虐待，加上物质待遇恶劣，医药照顾极差，同志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次去找那些所谓“医生”不过跟反动派一鼻孔出气，无视同志们的病况，更常马虎乱开药方，不然就是拖拉，使同志们遭到更多不必要的痛苦。男同志去看病，时常遭到无辜受骂，甚至拒绝检查。女同志则给予不少侮辱，甚至不必要的脱衣服检查。

　　(八)无限期的扣留

　　在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下，政治拘留者被剥夺了公民应享有的在公开法庭接受审讯及为本身弁护的基本民主权利，我们不经审讯被扣留的限期是两年。因此，每两年拘留者限期满后，就得到营方办事处去问话。假使你“不放下思想”,“不跟政府合作”,他们将会再发一张2年的扣留准字给你。他们以无限期的扣留，妄图长期的迫害与虐待，来磨掉我们的革命意志与瓦解我们的革命思想。在“和平”行动之前，许多同志都把坚持斗争、做穿牢底为荣，他们经历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第三节 怎样进行监狱内的工作与斗争

　　(一)在监狱领导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制定与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在斗争条件与环境极为艰难险恶的监狱里，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的联系统一的中心领导，就不能达到“五个统一”，就不能坚强有力地跟反动派及其走狗作斗争，以及巩固与发展自己。为达此目的，我们以省为组织单位，然后从各省派出代表产生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这个小组是秘密的，是牢内的最高领导小组。这个领导核心小组的主要领导人是黄冠俊，他也是第三省的代表，组员有第二省的代表陈宗明，第一省的代表田文和第四省的代表雷皓明。1966年马来亚回来后，撤掉雷皓明，改由陈宗明兼负第四省拘留者的领导工作。由于调动关系，领导小组不能全在同座,根据需要后增加了丘恒山,兰万成等。负责女牢的领导人是曾梅花、谢细妹，后来蔡银娥等也加入。公开的狱中代表是陈宗明与赵松胜。

　　1966年后，在6哩集中营的各座都有选出代表，负责总务、体育、文艺、书报、语文学习等，组成一个公开的领导小组，处理座内的日常生活问题和必要时跟监狱当局进行交涉。

　　在牢内，我们始终坚持以公开与秘密的、合法与非法的互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仍然以秘密为核心，秘密领导公开为组织的基本指导原则。

　　狱中有了领导核心小组之后，还必须有赖以遵循与执行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那末，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是什么?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牢内革命派为动力，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发扬革命气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思想组织上的建设，为完成打破牢狱回到牢外革命大家庭中去而奋斗。

　　而当时革命工作的方针是：不主动向敌人开展大斗争，积极争取群众，提高思想素质和政治认识水平，培养干部，隐蔽精干，提高组织形式，建立一元化的、健全的领导班子，巩固监牢阵地，配合牢外斗争，为完成第二个目标(冲破牢狱和牢外革命力量会师)创设条件。

　　关于牢内对敌斗争的政策：(1)不主动、轻易地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但若是敌人胆敢疯狂地迫害,我们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采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2)开展适当的斗争，以维护过去斗争所取得果实，改善生活物质条件。今后对敌人的迫害行动，如搜查、石灰牢处罚等等，应适当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暴力的斗争以阻碍敌人政策的推行，并向牢外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在牢内组织建设过程，提出了“提高牢内的组织形式，反对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作坚决斗争。在经过几场轰轰烈烈的绝食斗争胜利，牢内领导小组逐步在同志们中建立了威信，加上当时武装斗争正迅速蓬勃的开展，牢内外取得联系。我们又决定开展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打破了省的界线，削弱了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纠正了许多错误思想，为在牢内建立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在牢内建立了领导核心小组,并制定与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狱中战线斗争才能在漫长的岁月和尖锐的斗争中，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

　　(二)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做好牢内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监狱内的斗争，我们就必须做好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我们认真探讨和制定了明确的统战对象与政策：

　　(1)把那些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和只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低级官员和狱卒加以区别，对前者采取孤立打击的政策，对后者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

　　(2)突破一切困难，团结帮助新进牢的革命者(敌人把他们关在叛徒座内)。

　　(3)把叛徒座中的少数坏分子与那些在绝食斗争坚持不了，但还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加以区别。对前者跟他们划清界线，对后者则采取团结教育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回头革命，继续欢迎。

　　(4)争取团结教育革命派座内的民主人士。

　　(5)团结教育政治拘留者家属。

　　(6)团结教育在营内作杂工的工人和炊事的刑事犯。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工作。尽管他们原本是敌人雇用来对付我们的，但为数300多名的狱卒的绝大多数是工农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也是受剥削与压迫的，大多数狱卒并不很敌视我们，少数还会同情我们。由于长期我们执行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政策，敌人也发现到，为了破坏我们同狱卒的关系，敌人常恐吓和处罚狱卒，把好的狱卒调走，把不好的调来，有的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许他们到牢内工作，不许他们自由进出营内。

　　经过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工作后，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我们争取到了少数的狱卒，并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争取到一些的集中营里煮食的刑事犯，通过他们的帮助，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首次把牢内各座联络起来，使牢内各座有了统一的领导。我们也争取了家属与牢外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与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牢内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里能胜利地发动四场无限期斗争和无数次的有限期的绝食斗争，这跟我们长期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牢内的政治拘留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对现实不满和有要求改革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好时，他们可以积极热情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不好时，本身又面对较大困难与危险,跟个人主义有较大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革命立场就可能动摇、走向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则成了同志们更好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立场，决心坐穿牢底以及准备冲出牢门与牢外会师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

　　为了更好的进行牢内思想教育工作，牢内组织制定了关于思想教育的政策：

　　(1)开展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作，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之出现一个新局面。

　　(2)展开思想整风运动，把斗私批修工作搞细搞深，促进思想革命化。

　　(3)学习研究北加与牢内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4)提拔干部，并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培养接班人。

　　(5)实行红专政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培养专才以备将来革命的需要。

　　在牢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发动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以张思德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的“不怕山高困难多，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力量源泉。我们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我们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通过学习，进行探讨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思想革命化。其次，在学用《老三篇》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破私立公，“二不怕”和自我革命等运动。就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例，在牢内为了创设条件体验与锻炼“苦”与“死”，有的战友赤着身子睡在洋灰上，有的饿着肚子不吃东西，有的洋灰水沟边匍匐爬行，有的在炎日暴晒下举重物跑个不停，有的在盛满水的电油桶浸三五个钟头，有的睡厕所，有的坚持三四个晚上不睡，有的种菜浇肥用手去搅大便，有的抓日本螺吃……。通过这样的运动，触及大家的灵魂深处，激励大家的思想改造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我们发动了一场牢内思想整风运动，以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理论标准，探讨与批判当时牢内以省为单位的宗派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左”右倾思想，使牢内在新基础达到新的团结，实现了牢内的统一领导，并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四)过有规律、丰富多采的狱中生活

　　在那受尽折磨的漫长岁月，在那暗无天日的不自由的监牢生活，胸有远大理想和崇高抱负的政治拘留者，都会把监牢变成社会大学，从中学习、锻炼、改造与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有才有德、倔强不屈的战士。

　　在公开方面，我们有开办语文学习班，学习巫文、英文、华文。我们购有一套丛书，如《哲学初步》、《社会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学习文化跟掌握知识和理论观点结合起来。通常只要有一本好书传出去，大家都争着用手抄起来，甚至有的躲在厕所抄到凌晨两、三点。还有一部分战友参加报读英国剑桥九号文凭考试、建筑学和新闻学等的函授课程。

　　政治思想的学习是主要学习的内容。初期,什么资料都没有,靠大家的记忆，把各自在外边所学的编写凑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后来牢外有传进一些资料与文件,学习内容就更丰富了，大家不时举行座谈会和弁论会。牢内也曾出版过两、三期的手抄季刊《铁窗烈火》。难友中拥有一本叫《LAQUESTION》-《拷向》的英文书。

　　有些战友把它翻译成中文，成了牢内建设读物之一。有些战友还进行文学创作，陈宗明也编写了一本厚厚的《伊华辞典》和卓恒山编的《伊班谚语与谜语》，刘友光也编写一本伊班字典。

　　1967年,通过斗争，政治拘留者争取到可以拥有乐器。从此,口琴、笛子、二胡、吉打、小提琴、手风琴……在营房内响起了交响音乐，抒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和战斗进行曲。我们还有歌唱班，练唱革命歌曲、文艺歌曲和民间歌谣等。中国文革时期，还掀起大唱语录歌，连狱卒也会跟着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女座办有舞蹈班，男座练武术和舞狮。春节到来之际，大家纷纷呈现各项节目：舞蹈、歌曲、诗歌、话剧、乐器演奏、相声、快版…洋溢着节日的热闹快乐的气息。

　　除外,我们也安排每天早上和傍晚锻炼身体,有时还举办各种体育比赛。我们还轮流值日，负责座内卫生和膳食、种菜等工作。

　　总之，尽管我们身陷囹圄，受牢狱之种种煎熬苦难，我们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狱中生活过着有规律、丰富多彩,又洋溢战斗的气氛。大家都惦记着和抱着希望，在狱中更好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锻炼好身体，有朝一日冲破牢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斗。

　　第四节 狱中的绝食斗争

　　在牢狱内，我们不但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与基本的民主权利，同时我们还遭到骇人听闻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为了维护人的基本人权与民主,我们曾开展了四次无限期的绝食斗争，一次绝水斗争和无数的有限期绝食斗争。

　　第一次2.22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7年2月，华人新年才过10多天，反动当局又耍分而而治之的花招，把A座百名战友移到G座。在A座时，夜间可以从牢内去厕所。但来到G座，通往厕所的走廊的铁丝网未围上，监狱当局便把塑胶尿桶塞进牢房。那时有位姓黄的战友较冲动些，他表示抗议，大家也附合抗议。官员不理睬，叫狱卒硬硬拿进去，并把门关上。黄战友愤怒地一脚把尿桶踢出去。这样，黄战友就被拉走个别监禁在隔离室。

　　事后，我们派陈宗明与赵松胜两位公开代表向监狱当局要人。讵料，两位代表也被关进隔离室，要关上一年半!

　　一场生死悠关的斗争就摆在大家的眼前!不斗争，这3位战友一年半后，可能会精神错乱，或就会死亡。只有坚决起来斗争，才能争得生存和部分自由权。当时，转到G座的部分战友强移向D座。经过讨论研究后，D座28位战友宣布展开无限期绝食斗争，以支援以上3位战友。G座剩下80多位战友，在通知家属后，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绝食斗争大会，在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准备绝食到死。在次日会议中，大批的镇暴队，闯进牢房把一个个喊口号、唱歌的拘留者关押进了隔离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共有百多位战友参与了这场尖锐、轰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真是很尖锐的。特别是一个人关在隔离室时，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要么，为了理想，就准备豁出一条命，坚持到底;要么，很简单，只要跟对方说一声，什么都可以解决,要吃什么都可以。何况，这场斗争何时才能取胜，还是未知数。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同志都顽强地顶住了这种压力，艰难困苦的坚持下来。

　　到了第15天左右，有的战友进入奄奄一息的危险状态，在田绍熙为首的人联党(当时还是反对党)的大力支援下，在社会公正舆论与家属斗争支援下，反动当局终于把吉隆坡内政部的官员调进来跟我们谈判，我们要求不多：把隔离室的战友放回来，取消一切惩罚措施;把穷凶极恶的监狱营长撤走，所有这些都实现了。

　　这场历时17天非常辛苦、考验重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可贺可喜的胜利。

　　第二次 9.9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7年9月6日下午，A座有一个患有心脏病的拘留者钟勇华，在打球过程中突然昏倒，战友们要求监狱当局立刻把他送去医院急救，但当局没有立刻处理，拖延了一段时间，导致钟战友未抵达医院即断气。

　　A座战友们立即讨论研究，决定写信给联邦秘书，严正提出14项要求：(1)开除当时锡克藉营长;(2)允许拘留者参加钟勇华的殡礼;(3)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4)赔偿钟氏家属等，并限定24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将展开无限期绝食斗争。

　　限定时间已到，监狱当局没有答复，於9月9日，由A座带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的无限期绝食斗争，接着D座、J座和K座也坚决响应，紧跟上来。

　　此时，钟战友的尸体已由中央医院领出，安放在人联党古晋总部。来的人越来越多，绝食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后当局引用卫生法令向钟战友家属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安葬钟尸体。於是，9月21日，钟战友出殡。四面八方起来送殡的人有两万多。钟战友的爱人李友娟获得释放，及准许钟战友的妻姨参加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的实际行动，凝聚了他们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和对狱中战友的惦念与声援。

　　安葬后绝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拘留者家属齐集在政府大厦清愿，要求联邦秘书解决绝食斗争事件。人联党与社会各界公正舆论向反动当局施加了压力。一直拖到第十天，当局才答应拘留者的一些要求，例如：设立调查庭调查钟勇华的死因;允许拘留者在报上登挽词(附录三);答应装天花板、晚上9时入房等。监狱当局作了妥协，我们也结束了这场无限期绝食斗争。

　　第三次 6.6无限期绝食斗争

　　集中营的卫生条件差，病患者长期得不到照顾和治疗，为了改善这方面的条件，争取病患者的一些利益，牢内领导者准备主动开展一场斗争。

　　1968年5月底，A、D的拘留者向监狱当局严正提出要求，要求在指定的时间释放肾病的邱立基、血癌的王焕朝、心脏病的陈存护、妇女病的林月明，以及年老的拘留者。若当局视若罔闻,一意孤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必须由监狱当局负全责。

　　反动当局不经过斗争绝不会主动让步的。牢内领导於是选定6月6日进行斗争。众所周知，6月4日，是人联的党庆，古晋党总部集中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和拘留者家属，拘留者的斗争将方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1968年6月6日上午10时正，A、D、E、F、J、K和G座(拒食)351名拘留者同时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营内的代表把抗议信呈上，接着召开动员会，大家互相鼓励坚持绝食到结束,并喊口号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星期后当天上午8点，数百名狱卒闯进A座乱搞胡拆，肆意捣乱一翻。十一点左右他们又闯进G座，同样乱搜胡拆，同样把书籍、簿子等拿走。当在第一房时，有个狱卒去拆某拘留者自己装订的一块床头木板时，这位愤怒的拘留者便一拳打过去，顿时围上来了十多二十多个狱卒拳打脚踢。警报大响后，外边的镇暴队冲进来，粗暴地把四十多位拘留者连拉带推的捉走，一路上打着去，拉进了隔离室。

　　关进了隔离室还不罢手，那些丧心病狂的狱卒还不时打开牢房进去把拘留者毒打一顿。从中午一直打到当天晚上六七点。直到有一位拘留者被打得火冒三丈，大喊道：“同志们，他们如果再继续打我们，我们就连水也不喝了!”，到此才告停止了殴打。

　　G座的战友们看到这些激起他们同仇敌忾，这样他们剩下四十多位原本是拒食斗争(即拒绝吃当局供给的事物，只吃家属自己带来的东西)却也升级到绝食斗争(只喝白开水，其他一概不吃不喝)。

　　绝食斗争将近二个星期还迟迟未得解决，牢外的家属心急如焚，他们在政府大厦前静坐，并持标语，促当局予解决。他们还要求设立调查庭调查拘留者绝食时待遇，并要求将绝食之病患者送往医院检查。他们还声言，若情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将号召展开和平示威运动。报纸也每天刊登绝食的新闻与图片，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也给反动当局很大的压力。到了6月20日，监狱当局不得不释放王焕朝和林月明，同时也接受拘留者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参考附录四)。

　　一场事先部署的无限期绝食斗争，以坚韧顽强的毅力坚持了14天，取得值得庆贺的胜利。

　　第四次 2.9无限期绝食斗争

　　1969年5.13事件后，全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敌人实行法西斯统治。对牢内它也伺机施加暴虐。其中1970年1月19日，就强移50名A座同志到B座去，并在沿途中严重殴打我们战友。

　　1970年2月9日，K座女同志正在开一个批判林月明叛徒大会，两位监狱官员闯入，就蛮横的抢标语。同志们不约而同上前把他们围住，推挤和殴打，抢夺标语。

　　敌人不甘心失败，下午一时半，大批狱卒、“残暴队”进入K座，命令在10分钟内要调走15位女同志到石灰牢去处罚。同志们手挽手，高喊口号与唱歌，抗议敌人的暴行。这些喽罗走卒就开始动手拉人，拉了好久拉不到一个。他们又用强力的自来水向同志们冲射，同志们退到室内去，他们又把水头射向房内，但还拉不走一个人。营长打吉星像发狂的野兽，向房内发射几枚催泪弹，瓦斯弥漫了整个牢房，同志们感到窒息难忍，眼泪直流。於是，她们就向室外冲去，但牢门被敌人锁住。她们只好用凳子把墙壁撞开，冲了出去。在混乱挣扎中，15名女同志终于被押去石灰牢监狱并受处罚。这些女同志遭受敌人的恶狠狠的毒打，有的身负重伤,有的被打昏在地，有的衣服被撕破，进行无耻的侮辱。

　　到了石灰牢后，15位女同志就坚决宣布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要求敌人取消处罚，送她们回原来座内;要求撤换黑营长,惩办打手;要求改善物质条件。她们在石灰牢内高唱战歌，把斗争的消息传给J座战友，於是J、K、D、A、E、F、G等座380位战友陆续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就这样轰动的2.9无限期绝食斗争序幕揭开了。

　　5.13事件后，敌人更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群众运动呈现低潮，牢外的武装力量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客观上显然对我们不利，敌人比以往更加蛮横无理，态度强硬，虽然杨国斯等代表多次跟监狱当局接触，仍表示毫不妥协让步。另外，在这次斗争中，离队或叛变革命人数多达100多人，占了参加斗争的总数四分之一强。这样，不但我们的力量遭到削弱,而且大大影响到大家的斗志与情绪。到了2月26日，拘留者除了被关在隔离室的几个被调回原座外，在没有取得其他什么成绩下草草地结束了。

　　2.9斗争失败的原因：(一)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和骄傲自满。由于过去几场大斗争取得胜利，在思想感情上滋长着一定不健康的情绪,随之对形势的估量不客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二)由于政治拘留者家属不能紧密地配合我们的斗争。基于敌人实行军事统治，禁止一切群众的集会、示威和言论。再说人联党有的上层右派分子暗中与敌人勾结，多方阻挠作梗。因此，家属的行动受到极大压制;(三)牢外，海口区二月正面对敌人的“巨网”军事行动，城市的干部也都暂时荫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牢外的革命力量无法紧密的配合牢内的斗争了。(四)由于敌人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新闻也被封锁了。故2.9斗争的绝食新闻无法在报章上刊出，无法在社会舆论上给施加压力;(五)在绝食斗争中，出现大批离队或叛变革命，动摇内部军心。加上牢外组织又命令我们应结束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入巩固阵地。故斗争未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的情况下结束了。

　　从中我们应当吸取的经验军训：(一)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开展斗争，我们的斗争要求应该少而低，且要集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斗争目标鲜明突出，不仅在宣传上有利也能避免敌人借口拖拉我们的斗争;(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牢内斗争还只能和平的群众斗争的性质，不应采取武斗，武斗不利於巩固阵地与实现我们的目标;(三)当环境不利我时，不要轻易开展斗争，要发动斗争，就必须有把握、有决心取得胜利;(四)2.9斗争暴露的我们不少的弱点与缺点，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强思想改造，积极进行组织建设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五次 绝食绝水斗争

　　1971年10月7日，在A座的一次搜查中，官员和战友发生了冲突，结果9位拘留者被拉去隔离室，打算实行单独监禁。他们一进隔离室,便开始无限期绝食，但反动当局不理不采。在这种情况下，这9位战友(注一)就坚决采取更高的斗争形式-绝水斗争。

　　第一天不喝水，人就干起来。第二天身体便发烧(人体每失去1公升水份，体温便升高摄氏0.3度)，尽管绝水者睡在洋灰地板，赤上身仅穿件短裤，却热得难熬。第二天，就爬不起床。监狱当局看到情况开始严重，就跟他们9人中的代表谈判。当局答应如果他们停止绝水，就不单独监禁他们在隔离室，但不允许他们回A座。假如他们不答应，那末当局就强迫打水针。他们考虑到反对单独监禁在隔离室的目的已达到了，便同意结束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的最高形式的绝水斗争。

　　过后，监狱当局便在厨房隔出一个房间，称A2座，这九位战友就监禁在这里。

　　第五节 劫狱事件

　　大约1969年，林和贵曾对黄纪晓表示，狱中同志决心坐穿牢底还不够，更须有冲击牢笼的勇气。随后林决定出版《冲》的刊物，黄纪晓也曾为第一期的《冲》投一篇稿。《冲》出版后，传进了狱中，不过仅出两、三期而已。

　　约于1971年，狱外领导通知狱中领导黄冠俊在当年中秋节期间，他们可能派人劫狱。狱中同志得到通知后，有动员做体能锻炼，准备越篱笆的短梯，麻袋等等。

　　预约劫狱期间，狱中同志感觉狱中岗哨的火光照明和武器

　　的火力都加强，气氛也有点紧张。

　　预约期间，劫狱没有出现，劫狱事件只沉於历史记忆中。

　　1970年初，古晋海口区的“巨网行动”与1971年的劫狱事件，似乎有联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劫狱真的爆发，有可能造成比海口区“巨网行动”更大的牺牲损失。随后，林和贵和黄纪晓都坚决否认与事件的关系。

　　第六节 结束狱中战线的斗争

　　正当我们牢内经历了思想整风后，正准备在组织上整顿宗派主义，也正准备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时，1973年底，却不断有“和谈”的消息从牢外传进来，感到情况非同小可。

　　牢内的领导针对当时的形势和谈判条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敌人在政治上的反共、反革命宣传还在加强力度，看不出有什么和谈的气氛。同时，事前政府和群众没有叫我们出来谈判,我们还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即使谈了未必对我有利，也不可能因此而扭转对我不利的局面。分析起来，我们认识不到有什么可以进行谈判的根据。

　　74年1月左右，牢中收到黄纪作通过电台打密码给林和贵,牢友破了密码，译出谈判的消息。牢外房月梅和谢嫣素也来到牢狱谈了外边的“和谈”情况。这真是“在牢内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叫人彷徨无主，不知何去何从?!

　　大概二个月后，牢内领导收到洪楚廷的一封关于争求意见的信，并传达了外边的情况与政策。说大部分同志要停止武装斗争,信中还提到，狱中同志是否也可以通过谈判设法出来。尽管共产主义出现中苏严重分歧，国际方面正吹着修正主义之风，但东南亚各国的革命形势还好，印支三国人民的伟大斗争胜利在望。中国正在日益强大起来，国内武装斗争正在继续发展。而牢内也在做好思想准备,坚持斗争，迎接第二个奋斗目标。联系到理论和实际情况，都不可能理解提出“和谈”的根据。於是我们通知牢外，那不是什么“谈判”，而是向阶级敌人屈膝投诚。我们认为，一个人一支枪都不能交出去，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广大各族人民，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和平”谈判确实已发生了，几百个武装人员陆续从森林撤出，数以百计的枪支已交出并在对方监督下被销毁，整个形势已成定局。我们牢内还能做什么?老实说，牢狱战线的斗争不能脱离牢外战线斗争的支持与鼓舞，若牢外革命武装力量不强大，甚至发生严重的挫折，对狱中的打击是很大的，出现像1973年那样的严重事件，狱中的斗争确实很难坚持下去的。“和平”谈判对狱中的打击是最大的。多少个战友彻夜不能眠，饭吃不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感情挣扎后，才含着泪水踏出黑牢。

　　最后剩下40多位，为了保持个人清白与尊严,他们不愿投诚,要申请去中国。但经过努力，中国政府不接受，只好死了这条心。1977年12月10日,最后一批9位政治拘留者(注二)走出6哩集中营,结束了10多年建立起来的监狱战线斗争。

　　监狱战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历史上超过万名反帝反殖反马人士被捕，他们在牢狱中进行了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斗争，斗争形式之高、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实属罕见，为北加革命谱写上极为光辉的篇章。

　　注一： 参加绝水斗争的9位战友：邱恒山、许乃泉、陈宗明、

　　林永伦、丘立诚、苏孙国、朱兰光、钟吉祥和黄绍隆。

　　注二： 最后一批9位政治拘留者：黄冠俊、邱恒山、黄拔怡、

　　王信龙、刘透、郑荣、陈成玉、杨传兴和古坤隆。

　　钱学仙和卢文明是同时期在诗巫最后释放的。

　　附录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被移至吡叻州

　　华都牙也监狱的五十名政治拘留者

　　林永伦 刘华钧 蔡高华 陈宗明 张公洪

　　刘增勤 林臻化 张荣侨 李南春 范子龙

　　钟坤柱 陈伯林 陈仁福 谢启河 刘家雄

　　邱善尧 何君灿 陈存护 吴朝辉 温锡华

　　林爱贤 许乃泉 黄冠俊 赵松胜 张虎岑

　　刘锦昌 王振基 蔡汉明 黄纪邻 陈有贵

　　邱恒山 陆盛同 刘意礼 卓恒山 蓝万成

　　林如化 黄国良 黄拔怡 黄育兴 钟带友

　　陈李森 郑炳才 林友明 刘天豪 许候光

　　参加6.6斗争的拘留者

　　A座 = 107人

　　D座 = 26人

　　E座 = 36人

　　F座 = 16人

　　G座 = 76人

　　K座 = 30人(女拘留者)

　　J座 = 60人(女拘留者)

　　统计351人

　　附录二

　　1968年6.6斗争的协议书

　　1. 普通患病之拘留者(重病除外)，预先由高级医院助理医生检查，然后再由医生诊断，这项要求须经双方之同意进行。如有患病即可向有关方面申请，即可看医生。

　　2. 生病之拘留者可以自由的去看合格的私家医生，但费用须

　　自付。

　　3. 监护中心内应有一位高级医院之助理。

　　4. 拘留者受检查之后，如果发现不妥，医务官即自行配药。

　　5. 患病拘留者初次检查可以穿著短裤以代替围巾。

　　6. 居住在远地之拘留者家属可申请在假期内探子女和亲人。

　　7. 拘留者家属有权要求延长探访时间。

　　8. 向监护中心交涉问题之拘留者家属，可以直接致函监狱总

　　监，有关方面接信之后，应给予答复。

　　9. 为使家属访问方便，同一座拘留者可以在同一个等待室等候，但不能吵闹。

　　10. 青菜将包括椰子,当拘留者自己煮饭时,鱼和煎肉可以互替。

　　11. 拘留者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互换相片，但须经过检查。

　　12. 营中之官员,不得对拘留者作过份有意之限制,拘留者也不得生事或粗暴，双方应互相尊重。

　　13. 营内之天花板招标动工，已获接受。

　　14. 申请每月放映两部由拘留者选择之影片，将於明年实行。

　　15. 一周之内，应有一天早晨在营内运动场运动，时间由营方决定。

　　16. A座自来水缺乏几次之起诉，将由狱总监调查。

　　17. 目前女拘留者应有缝衣车供给，但每月要有七天给男拘留者应用来修补他们之衣裳。

　　18. 向最高当局建议,有关统一理发、煮食问题营方没有意

　　见。

　　19. 目前之火炭熨斗，将考虑改用电熨斗。

　　20. 营方将促请政治部速批准拘留者所呈上之书籍和文件。

　　21. 送到营内之青菜、香蕉、饼干等等，可以注明价钱。

　　22. 两个拘留者家属可同时探望一个拘留者;小孩不算在内。

　　23. 参加上课的拘留者，每位每月可得一枝原子笔及一本练习簿，其他没有参加上课者，可申请上述物件。

　　24. 监护中心门外土地的拥护者，不反对汽车停泊在其土地上，故载拘留者家属前往探望子女亲人的汽车，可以停泊在监护中心的门外。

　　25. 通往会客室至营方办事处的一条道路将铺“石敏土”。

　　26. 通往宿舍至餐厅内的一条路，将由公共工程部建筑。

　　27. 在宿舍内至餐厅内，将供给更多的架子。

　　28. 运动场内设跳高运动设备。

　　29. 大葱及江鱼并不在承包伙食商范围内，若需要可用其他食品换取。

　　30. 在试验间一些塑胶片屋瓦将以铝片屋瓦代替之。

　　31. 获准探望父母生病的拘留者，其在外费用，全由政府支付。款项由合法顾问向联邦秘书领取。

　　32. 最近的绝食行动停止后，以前所有的权利须给予恢复。

　　33. 参加最近绝食行动的拘留者，营方不得处罚他们。

　　34. 一些从宿舍内被移走的文件(对反对的除外)一概交还给所有者。

　　35. 报纸不得延迟给拘留者阅读，若延迟应归咎於值日官员。除有关监狱或营方的新闻，一切新闻，包括政治新闻，营方不得任意涂抹。

　　36. 该9名A座患病的拘留者，在痊愈后，即可返回原座。但是不能妨碍到执行官将拘留者从一座移到另一座的工作进行。

　　37. 有关用手铐带患病者的扣留者到医院，返家或探望生病的父母或亲人的问题，将由法律顾问与联邦秘书解决。

　　38. 这份协议将寄给每座扣留者的代表。

　　39. 扣留者家属可以明日探望他们的子女亲人，但时间很短。

　　第四章主要引自《北加革命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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