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被披着种族冲突外衣的阶级矛盾混淆视听，只有推翻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才是治本之策——看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
如果说警察的行为是烈火，那贫困和无望就是干柴。
——David Nicklaus, 《圣路易斯邮报-电讯》
2014年11月24日，美国圣路易斯县大陪审团向全国人民宣布不起诉枪杀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的弗格森市警察威尔逊(Darren Wilson)。当晚弗格森即爆发骚乱，随后美国各地超过170个城市爆发示威行动。从西雅图到丹佛再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示威者已经占领了高速公路、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尽管美国各地的警察已经提前几周做应对的准备，却也无法控制这迅速蔓延全国的态势。从8月枪杀事件后出现第一次骚乱开始，弗格森的民愤就未平息过。直到新年，美国各地的黑人及支持者也一直不停地组织、抗议、行动。
为什么会爆发这样一场行动?枪杀只是导火索。美国黑人被警察枪杀并不罕见。从六十年代的瓦茨到92年洛杉矶再到13年的法拉特，此类事件也引起了多次抗议，虽然规模都不如弗格森事件。有研究[1]发现，在美国，平均每28个小时就有一个黑人男性被警察、保安、或者义务警员杀害。黑人被警察枪杀的概率比白人高21倍，每一百万个黑人中就有31个死在警察手里[2]。“歧视”一词无法解释这么高的谋杀率。虽然大量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黑人跟枪联系在一起[3]，这种把黑人和“威胁”、“枪支”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结构性背景的。
黑人从17世纪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开始，就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到总统奥巴马、国务卿鲍威尔，但黑人群体的整体状况其实没多大改变。一个黑人能成为精英，说明社会没有对黑人的绝对歧视，但不代表黑人群体没有遭受深层的结构性压迫。某些黑人可以“咸鱼翻身”，但黑人群体依然普遍地遭遇就业歧视、生活在教育质量差的社区并且在代代贫穷中不断循环。几百年的公开歧视，从奴隶制度到种族隔离法，早已形成文化和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压迫。这种压迫的两个面相分别是就业歧视和罪行化。
人们形容黑人常常是“最后雇佣，最先辞退”。有研究发现“最先辞退”确实言之有据——到了经济萧条的时候，黑人总是最先被辞退的[4]。因为资本在美国(由于技术进步人力需求减少以及工业搬迁到第三世界)已经用不着这么多人来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它们对待基层劳动者可谓呼之即来、挥之即去。2012年，黑人的年平均失业率是11.6%，而白人的平均失业率仅为5.1%。即使经济萧条中的全国年平均失业率也只有6.7%，[5]美国所有有色人种都面临就业歧视问题，但黑人尤甚。
黑人的失业还反映在家庭年平均收入和贫困率上，特别是在经济海啸时期。2013年，全国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8000美元，自2009年降了3.6%，黑人家庭只有33519美元，降了10.9%。白人家庭的平均总财富本来已经是黑人家庭的六倍[j1] ，经济海啸更拉大了这个差距。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字三倍于白人家庭[6]。就业歧视直接导致上述问题，但贫民窟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资源带来的压迫机制才是根源。这种压迫长期边缘化黑人，他们也因此沦为找不到工作、赚不了钱、资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资本想缩减雇佣规模时，顺应一下主流的偏见，随便安个歧视黑人的理由，就可以把他们扔到一边。黑人不仅要付出更大代价去当资本的小步兵，同时也是资本随时可以抛弃的后备军。
这种后备军和工人还不一样，他们会面临一种特殊的压迫，像美国黑人就长期遭受暴力控制。被抛离劳动队伍的黑人，因为找不到任何工作糊口，就会逐渐累积愤怒和不满，因此美国需要通过武力来维稳。美国有过各种各样针对黑人的刑法。奴隶制废除后，美国南部的州政府马上就通过了一系列的“黑人法典”，严格管控黑人的行为，比如把无业定为形式化犯罪并予以重罚。70年代末开始的“反毒战争”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全国性的“反毒战争”虽然名义上不针对黑人，但黑人社区事实上是严管地带。“反毒战争”的警力经常会闯入黑人社区扫楼，搜捕贩毒者[7]。虽然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其实差不多，但黑人遭逮捕和坐牢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警察的严管地带不可能是一些富有的社区或者体面的白人家庭，打得最严重的肯定是毫无保护且常被警察盯梢的贫困黑人社区。这说明管理毒品反成次要，维稳才是重中之重。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使反毒战争变成针对黑人的维稳内战，国家机器通过刑罚直接对黑人进行管控。现有的统计数字显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有生之年会遭到刑罚，而目前已经有超过4%的黑人男性生活在监狱中[8]。一个人被判刑事罪后，以后找工作，或者向国家申请任何福利都会更加困难，而他/她的贫困与困境永远都可以“罪人”之名来解释。国家的暴力机制既是一个控制剩余人口的必要工具，也是长期维持特定群体经济边缘化和受压迫状态的机制。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美国黑人被警察多次枪杀，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激烈行动绝非偶然，而是阶级问题引发的必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黑人，经济地位最为边缘，并且长期遭受国家暴力机器打压。阶级问题就这样交织在种族问题之中，经济矛盾也因此日益表现为种族矛盾。被压迫的广大黑人群众，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枪杀，爆发出来的就不只是一分钟的怒，而是一生的怨气。因此，这种阶级同情就能不断扩散，即使在幅员辽阔的美国也不例外。弗格森运动的口号“黑人生命有价值”(“black lives matter”)，不只是针对黑人被杀，而是针对社会结构潜在的压迫机制，针对个体被剥夺的尊严!
注释：
[1] http://mxgm.org/wp-content/uploads/2013/04/Operation-Ghetto-Storm.pdf
[2]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deadly-force-in-black-and-white
[3] http://www.unc.edu/~bkpayne/publications/Payne%2006.pdf
[4] http://people.ucsc.edu/~rfairlie/papers/published/demography%202010%20-%20last%20hire.pdf
[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8/28/these-seven-charts-show-the-black-white-economic-gap-hasnt-budged-in-50-years/
[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8/28/these-seven-charts-show-the-black-white-economic-gap-hasnt-budged-in-50-years/
[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8] http://www.naacp.org/pages/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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