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将更趋向保守化
—专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史志钦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将“言论自由”视作底线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再次成为欧洲政治的焦点，欧洲的前途弥漫着一种不确定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马曼斯表示要说服犹太裔居民不要离开欧洲是个“重大挑战”。在两大文明碰撞的表象之下，更有一体化进程中积聚的矛盾和阶层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环境改变。经过了近70多年一体化进程的欧洲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曾经基于共同理想而联合的欧洲，将不得不认真看待极右翼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呼应底层社会的诉求。如何看待欧洲政局在过去10年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走向，本刊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史志钦。
极右政党兴起对欧洲的影响
《南风窗》：恐怖袭击对于法国乃至欧洲社会的政局会带来哪些变化?有评论认为极端右翼将借此收获政治果实，原本就已经在欧洲政坛兴起的极右政党会不会进一步发展，甚至主导欧洲?
史志钦：近年来，极右政党在欧洲政坛发展的确比较快，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比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比利时的新“弗莱芒集团”、匈牙利约比克党、波兰的新右派国会党、荷兰人民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其中以法国国民阵线影响力最大，在法国的地方选举当中，“国民阵线”在一些省和市都成为第一大党，对法国的政治生态形成了很大冲击。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反欧盟、反移民的法国国民阵线优势胜出，主张退出欧盟的英国独立党也取得了显著突破，第一次超越了传统的工党和保守党，这确实令人震惊。
尽管欧洲现在的冲突很激烈，但短期内还看不到欧洲极右政党上台执政的希望，毕竟极右政党上台对世界政治和欧洲国内政治的冲击很大，还没有到选民能够容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政党上台的地步。比如被称为新法西斯政党的意大利全国联盟，1994年3月首次入阁，与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建立联合政府，就遭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反对。1998年该党召开纲领大会，明确宣布割断与法西斯的历史联系，树立新右翼政党的形象。
不过，极右政党的兴盛对欧洲各国政治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萨科齐执政时期，就已经接过了极右翼政党的一些移民政策，收紧移民政策。今后，极右翼政党的一些主张可能会更多被主流政党所认同和接受，随着他们在议会当中席位的增加，甚至将影响政策的出台过程，整个欧洲社会的政策将会更加保守，这个趋向未来可能会更加明显。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讨伐、谴责恐怖主义，尽管政府强调不针对穆斯林，要把恐怖主义与广大的穆斯林区分开来，但是社会的情绪和力量是难以控制的，实际上已经造成欧洲民众和穆斯林的心理隔阂和紧张，有可能造成欧洲的种族主义上升，使得极右势力产生更大的影响。
《南风窗》：右翼政党的发展是不是与欧洲社会矛盾的积累同步?
史志钦：很多极右翼的政党过去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上世纪80年代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一些社会问题开始发生，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开始活跃起来。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就是从1984年之后，选票逐步增加。过去几十年中，欧洲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尤其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大量的无产者、工人阶级都变成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中产阶层的扩大对传统的以阶层为基础的政党提出了挑战，左派政党自身开始转型，向中间力量开放。与保守的右翼相比，左翼政党尤其强调自己的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十几年中，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在实现政党的现代化过程中，恰恰是淡化意识形态，强调超越左右，走第三条道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因而，许多社会党强调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在左翼政党的影响下，为了吸引中间选民，各主流政党都开始中间化，占据中间地盘，欧洲的主流右派政党比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英国的保守党，以及主流左派政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都开始抓中间，出现了所谓的政党的全民党化趋势。
西方社会主流的社会阶层固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边缘的群体毕竟还是存在。这样，一旦整个社会经济形势恶化，失业者、无产者以及对社会不满的劣势阶层自然需要一个出气筒，他们便转而开始支持极右政党。以“法国白人优先”为口号的“国民阵线”就深得中下层的支持。世界权威民调机构伊普索(Ipsos)关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法国选民情况调查报告显示：阶层结构上，民族阵线的支持者中工人阶级占比最多，为43%，其次是职员(白领)，为38%;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是高中水平及以下占比最多，为37%，教育程度越高支持率越低，本科以上学历仅有11%;收入分布上，有收入和失业的比例差不多，都超过了25%，30%的收入属于底层;且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结构上出乎人们的意料，反而多为年轻人(35岁以下)，占30%。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趋势就是全球化加速，全球化强调人员、劳动力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既符合也实质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这对西欧社会来讲也是不利的，由全球化而催促的欧洲一体化使得一般民众感到极度缺乏安全感。这样，许多极端政党不仅反对全球化，而且也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盟，认为全球化冲击了欧洲的传统。因此，在美国主导的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下，欧洲人感到自己不是获益者，而是一个输家。
20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是欧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许多国家由主权债务危机开始，逐渐演变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全面危机。一些国家政府更迭频繁，在选举中左右政党皆因政策无方而遭受选民抛弃，而少数极右的党派候选人却跨越“门槛”而在一些国家首次进入议会。在2012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奥朗德虽然成功地当选为法国总统，但奥朗德的当选与其说是社会党理论政策的创新，倒不如说是萨科齐执政不得人心而导致选民对其深深厌恶的结果。
政治第一
《南风窗》：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为理念的极右政党对政局的影响会使欧洲社会形成分裂吗?
史志钦：未来，主流政党更多会受极右翼的影响，社会政策更加保守。但欧洲毕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一些极右政党更多是体现一种利益表达。比如，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仅次于希拉克，获得参加第二轮投票竞选总统的资格，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被淘汰出局。这引起了欧洲舆论大哗，民众开始一边倒。希拉克的一些反对者也开始转而支持希拉克。所以说，真正进入理性选择的阶段，选民就不会再情绪化和极端化了，包括在苏格兰公投时，民调显示支持独立，但这只是一种意见表达，意在向主流政党施压，但是真正到了投票的关键时刻还是会理性化。
《南风窗》：新一代的民族分离主义是不是整体显示出政治第一的倾向?政治大于独立?
史志钦：那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看背后的原因，比如苏格兰公投就与欧债危机有很大的关系。苏格兰的政治是比较左翼的，是传统的工党那一套主张，但卡梅伦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偏右翼的。所以，分离主义更多反映的是对英国政府的不满。此外，分离主义问题还得回到欧洲一体化本身带来的问题去观察。欧盟发展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享受好处。但是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就出现了再民族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去民族化反其道而行，开始从本国利益出发。分离主义实际上更多被当成一种工具，实现一定的自治权，索取更多利益。
欧洲一体化矛盾总爆发
《南风窗》：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的背后，有欧洲一体化本身导致的不适感吗?
史志钦：二战之后，欧洲最大的事件是欧洲联合。欧洲认识到，欧洲要避免战争再次发生，必须要走联合的道路，通过合作、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摩擦、解决争端。上世纪50年代成立欧洲煤钢联营、把能够制造武器的工业联合起来，相互合作、监督、制约，继而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根据《罗马条约》正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积极作用越来越显现，这确实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经济共同体的吸引力日益凸显。而且从政治上看，在冷战的背景下，欧洲人也想联合起来发声，所以，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在70年代相继加入。冷战结束之后，共同体发展成为欧盟，成员也进一步扩展，原苏东阵营的国家加入欧盟开始成为一种时髦。这样，欧盟进入了扩大进程加速时期。
回顾看来，1999年到2004年可以说是欧盟最有吸引力的阶段，不但前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加入，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申请加入的愿望也更加迫切。1999年欧元问世前后，全世界关注欧洲，欧洲成了世界政治中的耀眼明星。2004年，由法国和德国主导制定欧盟宪法，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这一时期，也是全球化加速的时期，人们对全球化一片赞扬，主张自由市场的欧盟宪法也是全球化的体现和产物。但是这一主张形成了对欧洲传统社会市场的冲击甚至破坏，因此法国在2005年对欧盟宪法进行全民公决时，未获通过。紧接着在荷兰被否决。欧盟宪法被否决，对欧盟的政治精英打击很大。这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转折点，欧洲民众开始反思冷战结束后欧盟的一系列扩大举措。更大的转折点则是2008年的债务危机，危机凸显了欧洲快速发展与扩大带来的问题。欧元启动要求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和统一的财政政策乃至财政制度，而南部的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一开始在加入欧元区时未必完全达标。但这些国家一旦入盟则要享受欧盟公民的同等待遇，享受欧盟国家的福利水平，于是乎，政府举债好日子，寅吃卯粮等行为必然成为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再者，欧盟快速扩大，新接纳的成员国相对比较贫困，经济结构比较落后，人口也较多，这样扩大后的统一的大市场自然加剧方方面面的竞争力。同样，对于欧盟机构也是新带来的挑战。欧盟机构是为最初6~9国设计， 短短几年一下子扩大为28 个国家，必然会出现“成年人穿小孩子的鞋”的不舒适。如此等等，都是欧洲一体化快速积累的矛盾。
《南风窗》：欧盟超越式扩大的后果在经济衰退时更加凸显，只要维持现状，是不是矛盾很难化解?
史志钦：欧债危机后，德国一方面积极搭救希腊、西班牙，以防止这些国家退出欧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另一方面，德国等国家又向这些债务危机国施加压力，实行财政紧缩。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紧缩政策势必会造成经济不发展，大量失业的现象，进而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紧缩与失业，首先遭殃的是青年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年轻人，他们自然而然对社会不满。但是紧缩政策显然不是本国政府愿意的，而是来自于欧盟的集体压力，尤其来自德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压力，进而引起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希腊才会发生抗议紧缩政策的游行示威，迫使总理辞职。法国也一样，过去，欧洲一体化的轴心和发动机是法德，实际上是法国人领着德国人干。金融危机之后，法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影响力上都居于第二了，虽然他自己不愿意承认。2012年选举，年轻的萨科齐本来能连任，就是因为他在面临债务危机问题时不得不听德国的，才败北。这样，法德关系也时而出现不合。选举中，奥朗德唱出了和萨科齐不同的调门，承诺要刺激经济，求增长和就业，在发展中解决危机、放松财政。当然会得到很多自认是紧缩政策受害者的民众支持。但是奥朗德上台之后，法国的基本经济问题没有解决，社会问题也没有解决。
《南风窗》：这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带来哪些影响?欧洲各国将如何在欧盟和本国政府之间游移?
史志钦：一直以来，欧盟就有联邦化还是邦联化的争论。欧洲宪法实际上也是联邦化的尝试，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代表的国家更多希望欧洲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则希望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盟。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民族主义势必会更加凸显，这对欧洲的民众和政治家都是一种考验。
2015年是欧洲非常关键的一年，但是开局不利。1月7日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希腊马上要举行大选，主张放松财政政策的左翼政党很有支持力，他们认为目前的这套政策是德国强加的，德国过去没有靠军事力量完成的事情现在要靠经济来完成了，这让他们非常警惕。但是如果左派政党上台实行量化宽松，对欧洲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甚至是一个灾难。如果他们不再接受财政紧缩政策，法国和德国怎么反应，会有一番博弈。今年5月，英国要举行大选，如果卡梅伦连任，是不是会宣布在2017年举行英国退出欧盟与否的公投，会充满变数。
《南风窗》：欧洲各国的反恐升级，会对西方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史志钦：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欧盟也是有分歧的。法国和德国其实也在外交上寻求突破，希望早日解除制裁。欧洲国家加大反恐力度，会促进欧盟与大国，包括俄罗斯的合作。对中国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问题的压力，因为新疆问题同样与境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密切相关。只是，西方国家经常在反恐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巴黎的恐怖主义事件，让西方和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国际联合，伊斯兰极端势力伤害的是大家，也会让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增加合作的紧迫性，抛弃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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