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左翼联盟”的全称是 “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 ( the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 Unitary Social Front,希腊语简写为 SYRIZA) ,最初是希腊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组成的一个竞选联盟,在 2012 年 6 月议会选举前转型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政党。在 2012 年两次希腊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异军突起,从议会第五大党跃升为第二大党,一举打破了 1974 年进入后独裁统治以来希腊政坛长期由中左翼社民党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右翼 “新民主”党把持的局面。目前是希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一、 “激进左翼联盟”的源起及其发展演进
追溯 “激进左翼联盟”的起源,不能不提及希腊共产党的历史。二战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希共的国内与国外成员在党的政治发展方向和组织战略等问题上逐渐产生分歧,并最终在 1968年第 12 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升级为党的分裂危机,这也直接导致了希腊共产党 ( 国内派) 的建立。希共 ( 国内派) 的思想立场成为 “激进左翼联盟”意识形态的最初来源。1989年,希腊共产党与在 1986 年改称 “希腊左翼”的希共 ( 国内派) 以及其他左翼力量组建了一个选举联盟——“左翼与进步力量联盟” ( SYN,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 2003 年,此后改称 “左翼运动与生态力量联盟”,以下简称 “左翼联盟”) 。在 1989—1990 年举行的三次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曾连续取得10% 以上的选票,并两度参政。苏东剧变后,希腊共产党再次发生分裂,主张全面否定马列主义和取消党的 “革新派”,联合 “左翼联盟”内其它力量从更新党的纲领和选举领导机构入手,试图全面改变联盟性质,将其变成一个 “统一、自主、多派别”的政党。希共 “传统派”抵制未果,近一半希共中央委员和五分之二党员脱党加入左翼联盟,并将其组建为一个统一的政党。
由于内部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以独立政党身份参加议会选举的 “左翼联盟”在 1993 年大选后未能进入国民议会。在 2000 年议会选举后,鉴于希腊各左派政党的得票率均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一些左翼政治力量提出了 “重建左翼”的倡议,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左翼联合组织——“左翼对话与共同行动空间”( The Space of Left Dialogue and Common Action) ,并很快吸纳了左翼联盟、民主统一左派运动、捍卫社会和政治权利网、绿色政治 ( 生态派) 等各色左翼力量参与其中。2004 年议会选举前,“空间” 内的多数党派和力量决定组建一个选举联盟参加大选,这最终直接导致了以 “左翼联盟”为核心力量的 “激进左翼联盟”的建立。
“激进左翼联盟”成立的最初几年,经历了从危机到重建的发展历程。危机的缘起是 “左翼联盟”的绝对主导地位——“左翼联盟”的积极分子和选民在 “激进左翼联盟”中至少占 80%。2004 年大选,激进左翼联盟获得 3. 3% 的选票和 7个议席,而所有这些议席完全被 “左翼联盟”独占。这引发联盟中其它政党不满,导致了 “左翼联盟”与其它政党和组织关系紧张, “左翼联盟”随后单独参加了欧洲议会选举。同年末,“左翼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复兴联盟的政策导向,激进左翼联盟得到重新发展的基础。2007年,“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左翼联盟/激进左翼联盟发展史上第二高的议席数 ( 14 个) ,在希腊政坛开始崭露头角。在经济危机后有利的政治条件下, “激进左翼联盟”更是成为 2012 年大选中名符其实的“黑马”,选票增加了将近六倍,一举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完全颠覆了希腊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改写了希腊整个激进左翼政治的发展前景与走向。
二、 “激进左翼联盟”的理论战略和组织基础
“激进左翼联盟” ( 主要是作为其核心基础的“左翼联盟”) 具有现代 “新左翼”政党的一些显著特点,比如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形式分散、选民主要集中于社会中间阶层等。同时,作为左翼政党,其理论主张和政策观点也具有 “激进”的一面。
从意识形态看,“左翼联盟”的自我定位,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左翼政党。它支持混合经济,尤其强调女权主义、民主权利和环境保护等 “新政治议题”。其成员主要包括那些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生态导向的力量,以及一些要求发展民主和强调民族自决权的进步人士。因此, “左翼联盟”虽然起源于工人运动,但并非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党内围绕卢森堡、葛兰西、普兰查斯甚至奈格里和哈特的政治理论以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争论,但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从党的组织看,“左翼联盟”是一个去集中化的分散型政党。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中央政治委员会、地区和基层党组织。其党章明确鼓励党员和地方组织直接参与党的政策制定、决策和相关候选人的选择; 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其部门会议向党员开放,邀请感兴趣的党员参加党的政策制定; 党员有权坚持自己的 “倾向” ( tendencies) ,以促进意见表达自由、党内多元主义和争论; 重要议题进行党内公决; 地区组织对参与各选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有决定权; 除了大城市和地区外,地方组织对参与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有完全决定权; 党主席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从党员和选民基础看,虽然党创立时的相关文件呼吁 “有工作和文化的男女性、青年人和被排除者”加入其中,但却绝非阶级性吁求。从 “左翼联盟” 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兼容型”政党,致力存在于 “希腊社会的每一角落和缝隙间”。同时,它也对受性别不平等和环境恶化影响的各社会群体明确发出了跨阶级呼吁。尽管如此,“左翼联盟”的党员和选民比较集中于特定阶层。就党员构成而言,“左翼联盟”过去十年间稳定存在的约 16000 名党员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教师等公共部门从业者; 其次是雇主和自雇者; 再次是私营部门员工。从选民构成看, “左翼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青年学生、私营和公共服务从业者以及自雇者。显然,“左翼联盟”对于左翼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缺乏吸引力,工人支持率甚至低于各党平均水平。
从政策主张看,“左翼联盟”展现了明显的激进色彩。其党纲认为,当前世界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导,美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其发展后果必然是民主和社会收益被剥夺、国际法和联合国遭到忽视、资本主义体系现存矛盾日益加剧并扩大至日常生活各领域,各种新形式的抗议和抵抗运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新的全球化的、多层面的左翼正在崛起。在国内政治中,它支持政教分离、同性婚姻、移民地位、软性毒品合法化,反对在公共领域使用摄像镜头,等等。在欧洲政治层面,“左翼联盟”一度积极支持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单一货币和欧洲共同防卫政策,主张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 (而非政治) 进程。但自1990 年代末以来,对美国在欧盟一体化中的作用、欧洲货币联盟在各成员国的实现方式以及欧盟经济和就业政策的社会层面内容,“左翼联盟”更多地转向提出批判性言论,对欧盟的发展前景转向怀疑论和悲观主义,支持 “欧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面重建”。
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看,“左翼联盟”虽然也致力于发展与工会组织的联系,比如在 2002 和2007 年分别建立了名为 “自治干预” ( Autonomous Intervention) 和 “激 进 左 翼 联 盟 工 会 成 员 网 ”( SYRIZA Network of trade Unionists) 等组织,旨在扩大党在希腊两大主要工会 “全国劳工总会”( GESS) 和 “全国公职协会” ( ADEDY) 中的影响,以及加强对出版、电信、计算机等新行业工会的水平协调,但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在社会运动领域,通过积极参加并尝试影响各种新社会运动,尤其致力于加强与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的联系,发挥自己的青年组织 “左翼联盟青年”( SYN Youth)在党与全球正义运动间的纽带作用,并直接推动“希腊社会论坛” ( Greek Social Forum) 的形成,“左翼联盟”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三、“激进左翼联盟”迅速崛起的动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 “激进左翼联盟” 崛起最主要的外部原因。2009 年金融危机开启了希腊政治发展的新时代。正是这一年,在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击败执政的中右翼新民主党后不久,金融危机抵达希腊,并诱发了产生极大破坏性影响的主权债务危机。为应对危机,泛希社运政府以及 2011 年 11 月后与新民主党共同组建的两党联合政府,诉诸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紧急援助”计划,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财政紧缩措施,迅速推进结构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政策导致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GDP 锐减 ( 2008 到 2012 年间下降超过 20%) 、失业率屡攀历史高位 ( 2013 年最新数据是超过 27%,其中青年失业率超过 64%) 、源于工资缩减消费下降了 20. 7%。主权债务危机很快演变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自 2009 年以来,希腊的社会动员水平空前提高,各种形式的反紧缩抗议行动,比如工会组织的罢工以及诸多街头游行、新兴社会运动将民众对执政两党的反感情绪推向极致,1974年后占主导地位的希腊两党体制岌岌可危。
“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胜算的砝码,是其坚定的反紧缩立场。债务危机发生以来,生活水平的陡然降低,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公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自雇者和小商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这些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者,执政联盟两大主要政党中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但没有提出有效保护其利益的举措,却从支持再分配转向支持紧缩政策,并致力于紧缩政策合法化,这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激进左翼联盟”有效地利用民众对于经济现状尤其是紧缩政策的不满以及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废止救援协议、废除反工会和反工人措施、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以及保证希腊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平等地位等主张。显然,经济危机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 “右”转,留下了一个左翼真空,将那些不满的选民重新导向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反紧缩的左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 “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乘势而起的巨大空间。
“激进左翼联盟”崛起的另一重要推动因素,是其富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战略。经济危机期间,“左翼联盟”继续推进其“回归社会”战略。一是积极参与通过正式工会结构组织的罢工,尤其在地方层面上组织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罢工抗议; 二是积极支持危机期间发生的各种 “社会不满运动”,比如 “不付款”运动 ( “Won’t Pay”,反对高速公路付费) ,并通过分发食物和药品、给学生免费授课等方式,在一些主要城市构建了由其控制或至少能够产生主要影响的团结行动网,加强了与各社会阶层的联系; 三是非正式地但却积极参与希腊的占领运动—— “愤怒者运动”,其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在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时,它也尝试将 “广场运动”与其他罢工和游行结合起来,比如 2012 年 6 月 25—26 日罢工者和 “愤怒”抗议者联合举行的雅典总罢工。在此次罢工后,“激进左翼联盟”的民测支持率明显提升。
此外,“激进左翼联盟”极富魅力的领导层在选举动员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希腊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党的领导人一直是政党政治中的关键角色。2008 年仅 33 岁就当选党主席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 ( Alexis Tsipras) ,是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魅力型领袖,备受选民欢迎。同时, “激进左翼联盟”也吸纳了一大批拥有很高声望的领导干部和左翼学者,他们在捍卫党的纲领以及说服公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激进左翼联盟”的未来发展前景
从整个欧洲范围看,经济危机下各国中左翼和中右翼执政党纷纷遭遇合法性危机,各种新兴政治势力面临发展契机。2010—2012 年间,欧盟共有17 个国家举行了议会选举,其中有 12 个国家是提前进行选举或重组政府。除比利时外,所有国家提前大选的原因,都是缘于在解决银行体系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紧缩措施上出现龃龉。在各种压力下,那些主张采取紧缩措施的执政党大多选举失利或被迫辞职,比如西欧的意大利、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在这一背景下,一些 “反政党” ( anti - party,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政党) 迅速发展起来,比如 2011 年进入柏林州议会的德国海盗党,以及靠博客走红、由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领导的五星运动党等。
从激进左翼力量看,虽然在一些国家出现选举失败的例子,比如塞浦路斯劳进党 2013 年总统选举落败、葡萄牙左翼集团支持率下滑,但激进左翼政党整体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些国家甚至达到发展巅峰。而由于危机迟迟难平,持坚定反紧缩立场的激进左翼政党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影响力,这其中尤以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最具代表性。
2012 年 6 月大选后,虽然未能成功入主政府,但 “激进左翼联盟” 的社会号召力继续增长。2013 年 4 月的民测结果显示, “激进左翼联盟”( 29. 5%) 反超执政的新民主党 ( 27. 5%) 2 个百分点,而曾经在 2009 年赢得 44% 选票、现在参加执政联盟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只有7% 。代表着公众反紧缩诉求的 “激进左翼联盟”显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
但从现实看,“激进左翼联盟”仍然面临着来自左右两翼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新纳粹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 ( Golden Dawn) 在 2012 年选举后支持率持续提升,牢牢占据议会第三大党的位置。虽然其本身尚不足以挑战 “激进左翼联盟”的议会地位,但新民主党利用民众对纳粹主义复活的恐慌情绪 ( 民测显示,68% 的民众认为 “金色黎明”党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 ,围绕 “激进左翼联盟”的激进特征大做文章,指责其秉持的 “极端主义”与 “金色黎明”党具有 “某些相似性”,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激进左翼联盟在选民中的印象分。加之欧盟的经济援助贷款即将到位,5 月末两党的民意拉锯战逐渐偏向新民主党,最新民测显示新民主党反超 “激进左翼联盟”1. 8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 “激进左翼联盟”与位于其左侧的希腊共产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希腊政治舞台上两个最大的激进左翼政党, “激进左翼联盟”与希腊共产党同根同源,但在意识形态、组织模式、社会动员战略、对欧盟一体化的态度等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希腊共产党一直不认同 “激进左翼联盟”,认为它的各种激进主张是迎合民众意愿的机会主义,因而在2012 年 5 月选举后拒绝了 “激进左翼联盟” 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使激进左翼丧失了创造希腊历史、入主政府的机会。2013 年 4 月召开的希共19 大指出,“激进左翼联盟” 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甚至比初期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还要保守。希共甚至明确表示,未来不存在与激进左翼联盟推动建立的政府进行合作或参与其构建的可能性。
在现行希腊政党体制下,缺乏同持反紧缩立场、拥有约 7% 支持率的希腊共产党的支持,“激进左翼联盟”未来执政希望渺茫。同时,激进左翼联盟内部的 “多元主义”和“碎片化”也是阻碍其取得进一步选举成就的重要因素。“激进左翼联盟”涵盖了十几个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政党、社会运动和组织,其结盟的核心基础是反对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在一些关键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导向,最初目标是为共同行动和加强联系创造更大的可能性。“激进左翼联盟”自建立后内部争论和分歧一直不断。早在 2008 年,“左翼联盟”中反对否定 《里斯本条约》 的 “重建派”( Ananeotiki Pteryga) 就尝试在党内发展一个类似政党结构的组织,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几乎所有决定。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支持财政紧缩计划的 “重建派”与持激进反紧缩立场的多数派公开分裂,在 2010 年 8 月建立了一个
新的独立政党—— “民主左派” 党 ( Democratic Left) ,并在 2012 年 6 月选举中获得 6. 25% 的选票和 17 个议席,超越希腊共产党成为议会第六大党。显然,如果 “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发生分裂,希腊政治发展史完全可能被重新改写。而即使在这次分裂后,“激进左翼联盟”内部围绕欧元和欧元区的立场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以齐普拉斯为首的多数派 ( “左翼团结”,Left Unity) 主张在反紧缩基础上参与欧元区,而主要由前希共成员构成的一个新的少数派 “左翼潮流” ( Left Current) 则强调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虽然党内前一观点的支持率占大多数 ( 约 75%) ,但后一观点的支持者也为数不少,且多集中于领导层,因而不能排除联盟会再次发生分裂。可见,希腊激进左翼政治本身的冲突和分歧,极大制约了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潜力,令其未来发展前途蒙上阴影。(注释略)
(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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