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古希腊雅典“理性之光”和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民主的源头是颠扑不破的事实，说西方之外没有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思想则是歪理邪说，说除古希腊雅典之外、西方现代文明之外没有“理性之光”更是文化霸权。
何谓“理性”，何谓“理性主义”，众说纷纭。一般地，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本体论视角，把对“理性”的理解与对世界的理解联系起来;另一是认识论和人性论视角，把对理性的理解与对人性和人的能力的理解结合起来。从本体论视角看待理性问题，产生了传统的和绝对的理性主义。这就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主义。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而成为一种合理的过程。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源和灵魂，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是理性本质的一种展示。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视角看待理性，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和本性。这种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也是人性区别于神性和非人性的根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理性首先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或主题能力，同时又是一种人类本性或人类追求，因而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运用理性方法去认识社会，就意味着从人的内在本性要求出发，运用人类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去认识和评价各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去构建未来的理想社会。上述两种理性主义尽管表现不同，但二者是相互渗透并且其实质都是对理性的绝对信任和无条件张扬。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就是世界，人性的全部;理性是评价一切的绝对标准，而理性本身是不需要评价的;理性可以批判一切，而理性则是非批判的、不证自明的;理性可以建构一切，而理性本身则早已建构完毕，没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从上述对“理性”、“理性主义”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理性之光”虽然相对于神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也事实上极大地解放了人性，但西方的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个没有神的“神逻辑”，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彻头彻尾的文化霸权。建构在理性主义之下的西方民主制度到底有多少民主性就可以不证自明、不言而喻了。
除西方之外，很可能没有“理性”、“理性主义”的词汇，但并不表明西方之外就没有“理性之光”。咱们中华民族就早就创造了比古希腊雅典“理性之光”、比西方理性主义更文明灿烂的“理性之光”。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一万年以前，就创造了“水稻文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发明了文字;欧洲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已经有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很早以前也是众神共欢的民族。凡物皆有神，山川湖泽、草木花卉，皆有神。但至少四千年以前，中华民族就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不再用神来掌握人的命运。这里我们不妨引述《史记》对黄帝的记述作为佐证：
“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淳化鸟兽虫娥，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黄帝能将他的民众组织起来，并带领他的民众向自然开战，难道不就是中华民族在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吗?
有人说，黄帝时代，尚矣，幽冥难明。但中华民族从黄帝开始的文明史至少是一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总比那个没有文字可考的古希腊雅典的文明史可信度大得多。
至少2500年前，中华民族就建构起了比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之光”更文明灿烂的“理性之光”——一个摆脱了“神性”和人的动物性的以儒家和道家为典型代表的诸子百家中华文化，这个中华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老子、孔子和孟子的著作里。
中华民族“本体论”视角的“理性之光”，主要体现在老子的世界观里。
老子是春秋时期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首部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这部哲学著作不同于古希腊雅典充满“神逻辑”的“理性”哲学，而是充满辩证法的哲学。它既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又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家国治理的方法论。老子在《道德经》里开篇就说：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意思是说：“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是常“道”(“道”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是 常“名”(“名”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馄饨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源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无”与“有”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奥。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奥又深奥，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老子的世界观虽然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诠释，也可作唯心主义的诠释，但一个不容置疑的根本问题是它是关于人性的哲学而不是关于神性的哲学。他关于宇宙的生成理论可能更接近于宇宙产生的“历史真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的“无为而治”的家国治理主张比古希腊雅典的“理性”哲学、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想主义”更充满人性。尤其值得中国人荣耀的是，古希腊雅典的“理性”哲学、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想主义”充满了“神逻辑”，而老子的哲学却充满了辩证法：他建立起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辩证法哲学。单就这一点，中国文明就已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上，因而中华文明是真正的光辉灿烂的“本体论”视角里的“理性之光”。
中华民族认识论和人性论视角的“理性之光”，几乎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老子和孔孟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互相争雄、相互攻讦，但毋庸置疑，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人”学而不是“神”学;同样毋庸置疑，在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视角，老子和孔子构筑起了更为人性的辩证的认知体系。
老子提倡守柔、寡欲、无为、善为下、居后不争。这这是深刻的认识论，又是可取的人性论。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更是创立了一个“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性的辩证的家国治理观。
孔子主张礼治。礼的意义甚为广泛，既是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又是贵族的冠、婚、丧、祭、餮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学而》)似乎周礼是千秋不变的规范。晋国铸了刑鼎，他尖锐地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极力维护西周的田赋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孔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合乎“礼”的等级制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跏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在伦理思想方面主张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孔子在哲学上主张天命观。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万物无言的主宰者。孔子认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说话做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孔子在品德方面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使人“皆能为尧舜”，这比苏格拉底的“道德沦”不仅深刻，而且更完善和具体。
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更是发扬了孔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提出了”仁政“学说、性善论、与民同乐说和民贵君轻论、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孟子更对当时统治阶级发动的兼并战争更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一切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民性“一面。
因此，从上述老子、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主张看，说中国文化是合乎”天道“的“人”学文化并不为过，说老子、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并不为过，说中国文化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并不为过，说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并不为过，说中华文明是真正的“理性之光”并不为过。
当然，既然中华文化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学，它就避免不了时代和历史的缺陷。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点。
“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成为世界上唯一尚存的文明古国，使中华成为伟大富强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页)
“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民主思想。春秋晚期齐国的政治家晏子就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他甚至直面齐景公：“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国为主要，君为次要，而国之基础在于民。这就是人民、国家和统治者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孟子更是继承和发展了晏子的民主思想和孔子的仁政思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显然在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是有强烈的”民权“思想的，只是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才被挤到夹缝里去了。
诚然， 中国没有产生民主的道统是历史的事实，中国没有产生西方标准下的民主政体也是历史的事实。如果以西方的民主标准为标准，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制度就是标准的专制独裁政权。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对立统一，那么中国奴隶社会是有奴隶主阶级的民主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有地主阶级的民主的。就近古以来的历史看，晚明嘉靖皇帝四十年不理政事居然能保持政权的正常运转、满清八旗铁帽子王爷议政说明在统治阶级内部是有一套”自然法“民主制度的。我们之所以说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奴隶主阶级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专制，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总体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总体上只有较少的人民性，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批判统治阶级的凶狠、虚伪和贪婪的。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是有“人民性”的，否则中华民族不会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不会长期雄踞世界民族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又是有几分“人民性”民主的。因此无论从统治阶级内部看，还是从”人民性“的角度看，中国虽没有典型的民主制度，但还是有几分的民主实质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斗士们，总是以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总是希望以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之光”和民主制度、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和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给中国人民民主启蒙，总是贬低具有人文精神和民本、民主思想的中华文化，总是否定中国文化的人民性，总是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奴隶主民主和封建地主民主实质，总是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具有一些“人民性”民主，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中国人民的江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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