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埃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三个月后，我和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有过一场辩论。他提到了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当时说：“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出的，好像是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我的结论是：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问题。现在叫‘中东之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三年过去了，我当时的预测是准确的：“埃及之春”已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春”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4次访问了埃及。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革命。
埃及的问题首先是人口爆炸。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四千多万，今天已经整整翻了一倍多。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严重。其次是贫困问题。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有限的经济发展成果。穆巴拉克执政了30年，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就业。埃及从粮食到多数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而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又导致埃镑贬值、物价飞涨。三是腐败已渗透到了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真正搞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2012年5月的大选，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随之，埃及就陷入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持续抗争。2013年7月，军队罢免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这又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持续动荡。埃及似乎已经陷入了发展中国家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后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普选产生了民粹主义领袖，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埃及的危机说明了什么?首先，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说的“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对于埃及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人口爆炸，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民主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而只会使问题恶化，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序甚至崩溃。第三、它说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符合本国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一揽子寄托于西方民主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埃及的形势已经复杂化，从美国到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在干预埃及，国家陷入了全面危机。我们真心地为埃及和其他坠入“西方民主陷阱”而经历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们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汲取教训，大胆探索，最终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自己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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