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普世价值是契约版的资本拜物教。其核心是资本目的论，即资本是一切的目的。权利、权力、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一切价值，都成了资本的手段，而资本成了一切价值的目的。普世价值中的所有价值前面都暗含着“资本主义”这个定语。普世价值中的契约精神虽然值得称赞，但被资本玷污了，是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是一个负能量大于正能量的残疾儿。人类的发展、解放和进化都不能指望它。契约和契约精神的发扬和延伸，需要契约主体之间形式加本质上的平等，需要冲破资本的牢笼。只有找到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契约精神，才能产生真正的普世价值，才能让价值成为价值，让铜臭归于铜臭。
关键词：普世价值;资本目的论;契约;四大阶层;经济人;资本拜物教;主观权利;萨伊定律。
《百度百科》把拜物教定义为“把某种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宗教迷信。”，认为，“拜物教是原始的宗教。”《360百科》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个阶段也发展到最普遍、最迷人的地步，更其重要的是，由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还出现了资本拜物教。”，于是把资本拜物教定义为“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资本本身即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由于资本拜物教是一种宗教，它本质上必然是对所谓“能够自我增值的资本”的盲目崇拜、追求和信仰。
《360百科》又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value)，定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即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内容包含：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权至上，国家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一、普世价值是契约版的资本拜物教
由于普世价值和资本拜物教都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生存条件的概括，两者描述的对象必然是同一事物，都是资本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只是出发点不同，两者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人们的生存条件做出了不同的反映。前者侧重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描述，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式要求的概括和升华，即侧重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式、过程、方法，具体说是侧重于交易和契约;后者是对商品经济本质的描述，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要求的概括、批判和针砭，侧重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内容和结果，即侧重于资本剥削以及资本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绑架和控制。总之，后者谈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前者谈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式及其在政治、法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外在表现。两者之间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资本拜物教是普世价值的本质内容，普世价值是资本拜物教的外在表现。
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契约，可以看得更清楚。私权和契约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如果不脱离资本主义条件，我们无论谈契约和私权中的哪一个，都离不开另外一个。谈契约必然要谈私权，反之亦然。以契约为视角，把契约自由和私权神圣展开来并扩展到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忽略掉隐藏在契约自由和私权神圣前面的共同定语“资本主义”，我们好像看到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即普世价值;如果以私权为视角，把一般性的契约自由和私权神圣，加上他们的共同定语“资本主义”，然后再展开来并扩展到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隐约看到了“对所谓“能够自我增值的资本”的盲目崇拜、追求和信仰”，即资本拜物教。再进一步，如果把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彻底从普世价值中剥去，我们可以得到赤裸裸的资本拜物教;如果把资本拜物教彻底从普世价值中剥去，普世价值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得毫无生命力，并且不成体系，我们只能得到普世价值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反而对我们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具有学习和借鉴作用。
我们再看看契约和私权的关系。民事上，契约的主体是私权者，前提是私权神圣和私权自由，标的是私权本身，结果是私权变动，因此，契约和私权的关系是：契约本质上表达私权之间的关系，并在私权之间起桥梁作用，而私权是契约的基础，并决定契约的内容、性质等等。由于契约和私权的关系又决定普世价值和资本拜物教的内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私权最终决定普世价值和资本拜物教的内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总之，离开私权，不可能有契约，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可能有资本拜物教和普世价值。综上，以资本为核心的私权，不仅是资本拜物教和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而且后两者的内容都由私权决定。作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中影子的资本拜物教，必然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和决定性的基础。
二、资本拜物教孵化成普世价值的过程和方式
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曾经对人类思想的解放起到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曾经是人类进步的灯塔，即使到今天也并非毫无是处，但它同时又是资本拜物教孵化成普世价值的卵巢。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私权(核心是资本)和契约理论为资本拜物教孵化成普世价值提供了法学理论基础，(把人的自然属性当做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人性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以“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可以实现市场均衡”为核心的)市场均衡和市场万能理论提供了经济学基础。这样，资本拜物教以哲学和社会科学形式组装起来，就成了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资本拜物教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表现形式，是用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从资本拜物教中取得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表现为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体系，同时又衍生出人道、人本、平等、尊重、法治、多元等价值理念。从本质上说，这些提取物不过是用价值和科学体系武装起来的资本拜物教及其哲学和社会科学形式，其本质是丑恶的，其共同的危害就是资本目的论，即资本是一切的目的。当然，资本目的论的表达方式是隐晦的、委婉的。它是用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表达的，并首先表达为：1、私权神圣和私权自由;2、每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导致市场均衡、市场有效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前者隐含了资本神圣和资本自由，为资本剥削和制约权利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后者则是经济人理论和市场均衡、市场有效理论，标榜资本可以用自由市场的形式科学运行，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标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性和正当性。然而，到此为止，这个理论还不能自圆其说，还必须解决分配问题，于是，又参照萨伊定律提出按要素分配的理论：资本、管理、知识和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四大要素，因此，这四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其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贡献分配资本的增值。然而，权力即政府人员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权力作为非生产要素也参加分配，成为参加分配的第五要素。在以上五要素中，只有劳动是弱势群体，于是，其他四大阶层就组成联盟，联合剥削和压迫劳动。到这里，由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持有者而过分强大，而且任性、霸道，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不能有效进行，还需要解决民主问题。于是，资本、管理、知识和劳动被统一定性为权利，然后通过民主，让权利制约权力、权力服务权利。于是，西方民主法治形成了，本质是：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在此基础上，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终于可以有效进行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现代社会，这还不是普世价值所期求的民主法治。要把西方民主法治升华到普世价值标准，需要再做一点本质上的修改，使之变为：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管理和知识，在此基础上，在资本、管理和知识共同的利益范围内，权力、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服务权利而相互博弈。至此，资本目的论表述完毕，普世价值也有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资本目的论可以看出：权利在权力面前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资本面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权利和权力都成了资本的手段，资本成了权利和权力的目的。管理和知识也具有资本的属性并且是资本的盟友，资本目的论也服务于管理和知识，因而，资本目的论也可以叫做资本、管理和知识目的论。
三、普世价值中的所谓人权和民主
(一)、西方社会的人权“成果”
权利制约权力，权力服务权利，是社会自治的社会状态。但在西方社会，资本却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并决定着权力服务什么人的权利、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其整体的实现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下，权力在平等对待的幌子下，总是通过法律，把尽可能多的权利分配给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和资本的占有者(管理)，把尽可能少的权利分配给穷人。至于义务的分配则反了过来。其具体实现方式是：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相分离。虽然法学家宣称，在民主法治下，法律对权利、义务做了公平、公正的分配，但这里的权利只是法律上的客观权利，而不是人们现实享有的主观权利。法国学者奥布理?和罗的名言“有财产有人格，无财产无人格”，彻底打破了民主法治下权利义务合理分配的神话。原因在于，“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中的“权利”是人的客观权利，即法律上的权利，只有转化为主观权利即人们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权利，人们才能享受。而能否向主观权利转化，决定于人是否有财产，因为有财产才有人格，才是法律眼中合格的人，也才享有主观权利;没有财产，就没有人格，就不是法律眼中合格的人，就不能享有主观权利。但是，没有财产，没有人格，不是法律眼中合格的人，并不等于他可以不履行法律义务，因为他的客观义务由于法律强制，自动转化为他的主观义务。西方民主制度只赋予人们客观权利和客观义务，至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把客观权利变成主观权利，是否实际享有主观权利，实际享有多少主观权利，它是不闻不问的，要由资本决定，但是，对客观义务的履行，却是强制性的。比如，法律规定了财产权和财产义务。富人买一座别墅，就可以把住别墅的客观权利变为主观权利，而穷人买不起别墅，因而就不能把住别墅的客观权利变为主观权利。但是，穷人买不起别墅，不能把住别墅的客观权利变为主观权利，却不能因此推卸自己不得侵犯富人别墅的主观义务。当穷人沦落为乞丐，他只对自己的打狗棒享有客观权利和主观权利，却对富人的别墅承担着客观义务和主观义务。当然，富人也负有不侵犯他打狗棒的财产义务，但这对乞丐来讲又有多大意义呢?总之，通过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相分离，资本实现了对权利的制约。而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决定着权力服务什么人的权利、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则使社会自治失去了公平正义的基础。所以，在西方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自治，有的只是资本对权利的统治。而资本统治下的权利，其人格因财产占有的多寡等级分明，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只是法律上的客观机会，是小概率、小比例的。
有人迷信，在西方社会选举带给民众福利。的确通过资本绑架的选举，普通民众能而且只能在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上讨价还价，而且表面上，较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确实是通过选举等手段获得的，但选举根本不能保障较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因为决定国民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是该国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金字塔中的位置，较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金字塔中所处的塔尖位置决定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现实，即发达国家的最广大人民可以争取到较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而非发达国家的最广大人民在民主化后只能享受贫穷、动乱，甚至分裂、战乱。
(二)、西方民主是伪命题
西方民主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闪烁着西方人的政治智慧，是一种优于封建专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是，西方民主法治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工具，仍然是伪命题。
1、西方民主法治的真相。西方法学和法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是权利制约权力，权力服务权利。但是，我认真研究后却发现，民主不是“权利制约权力，权力服务权利。”，而是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在此基础上，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理由是：从制约关系的角度讲，资本是特殊的权利，而且制约着权利，而权利则制约权力，于是，权利成了资本制约权力的工具和中介。从服务关系的角度讲，权力服务权利，资本是特殊的权利，并且权利也服务资本，于是，权利成了权力服务资本的桥梁和中介。从权力与资本博弈的角度上讲，权力的正当来源是权利，只有以服务权利为最高宗旨，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才是正当的。并且权力服务资本的义务，仅仅是由权力服务权利的义务派生的义务。而资本在制约权利的基础上，具有剥削权利和服务权利的两面性。于是，权力便被赋予监督和保障资本服务权利以及限制资本剥削权利的职责，这样，权力就取得了通过服务权利与资本博弈的资格。权力通过服务权利与资本博弈，必须以“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为基础，并且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进行，原因是，权力的正当来源是包括资本在内并受资本制约的权利，而且在权利内部，资本制约着权利，因而“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是权力通过服务权利与资本博弈的基础。这样，就不允许权力的行为超出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总之，资本以权利为媒介俘获了权力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仆人，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而权利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媒介，是个傀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人权是资本和权力因相互博弈而对权利让利的结果，是一种折射利益。普通劳动的权利不过是资本的仆役和附庸。
2、西方民主法治的本质是资本、管理、知识和权力对权利进行联合统治及其内部相互博弈的政治形式。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政治生活条件，也是资本、管理、知识和权力四大阶层联合统治的政治基础。四大阶层是现代社会中资本、管理、知识和权力这四大优势资源的占有者。其中“资本”是资本的所有者，“管理”是资本的占有和经营者，“知识”是知识资本的所有者，权力则是公共服务资源的提供者。社会的优势资源占有者具有相互联合，共同欺压弱势群体的本性和倾向。既然他们共同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舆论，在作用上谁也离不开谁，于是，他们结成联盟，成为社会的共同主宰者。这样做不但避免了过度的内耗，而且有助于他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剥削收益。由于专制政体中权力过于优越和任性，社会自治下又不能实现剥削利益，民主法治便成了四大阶层联合统治的政治工具。
四大阶层内部也是相互博弈的。民主法治也是四大阶层内部相互博弈的最佳政治形式。因为：首先，四大阶层内部的博弈，必须以“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为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四大阶层联盟就是空谈。民主法治则为四大阶层联盟的“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其次，由于保障资本服务权利以及限制资本对权利的剥削，是权力博弈资本的唯一正当理由，四大阶层内部的博弈，也必须在资本制约的基础上，以“权力通过服务权利与资本博弈。”为中心，民主法治是确保四大阶层内部的博弈不偏离这个中心的政治形式。再次，四大阶层内部的博弈，还必须打着“资本社会化”和“权力民主化”的旗号进行。正是打着这些旗号，管理和知识才能成为四大阶层的新成员。民主法治为资本社会化”和“权力民主化”提供轨道。正是因为具有上述“优点”，民主法治才成了四大阶层对权利进行联合统治及其内部相互博弈的政治形式。
西方民主法治已由“资本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在此基础上，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发展到“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管理和知识，在此基础上，在资本、管理和知识共同的利益范围内，权力、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服务权利而相互博弈。”。但是，民主形式的发展，虽然给权利带来一些折射利益，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民主的性质，也不能使权利得到解放。
四、普世价值不普世的原因
作为普世价值的核心，西方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四大阶层中的管理、资本和知识取代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二)、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上。
第一个特点实际上是民主法治的国内条件。当资本还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上唱独角戏的时候，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往往是以暴力镇压为主，以选举和投票为辅。选举和投票也往往通过在选民资格上设定高门槛，剥夺工人、无业游民以及妇女的选举权，并通过政党制度保障候选人和当选人效忠于自己。这时，选举和投票制度还只是资本选用本阶级人才组成政府的遮羞布，还仅仅是表面上做做民主的样子。随着资本的社会化，管理开始成为资本的占有者和经营者，资本退居二线。由于管理只是凭借自己的信用而不是向资本提供财产担保取得了资本的占有权和经营权，所以管理夺权并不正当，他就需要知识为其夺权提供正当性依据。另外，管理经营企业，也需要知识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资本虽然退居二线，但是他对管理并不放心，他需要知识为他创造和保持一种能保障其利益的企业制度，并起到监督作用。这样，知识就应资本和管理的共同要求，进入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与资本和管理共治。另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需要知识与资本和管理共治。资本和管理大多来源于知识，是处于特殊地位的特殊知识，这也要求知识与资本和管理共治。于是，知识与资本和管理共治形成了。由于知识和管理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他们参与经济生活只能以权利的名义实现。这样，权利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管理和知识成为特殊的权利，普通劳动仍然是纯粹而普通的权利。于是，资本、管理和知识就可以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管理和知识，在此基础上，在资本、管理和知识共同的利益范围内，权力、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服务权利而相互博弈。就这样，权利内部结构发的变化，使得民主法治发展到“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制约权利制约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管理和知识，在此基础上，在资本、管理和知识共同的利益范围内，权力、资本、管理和知识通过服务权利而相互博弈。”。至此，西方“民主”才算有了令西方知识界和企业高管们满意的所谓完善形式。
第二个特点讲的是西方民主的外部条件。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是指特别富有的人和特别贫穷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而比较富裕的人即中产阶级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中产阶级主要由四大阶层的中下层构成，是四大阶层联合，共同欺压弱势群体的社会基础。而西方民主法治的外部基础是当今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发达国家处于金字塔的上部，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部。处于金字塔上部的发达国家可以对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微笑曲线原理揭露了西方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秘密。它告诉我们：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居于产业链上方，是附加值高、污染軽、资源消耗小的产业，产品的制造居于产业链下方，是附加值低、污染重、资源消耗大的产业。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等产业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制造和加工业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等产业不但为发达国家的富人即四大阶层提供了财富来源，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赖以谋生的职业。这样，就为两头小和中间大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发达国家再利用其在世界分工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不平等贸易、掌握世界硬通货的发行权和知识产权，向发展中国家征收出口税、进口税、货币税和超级版税，通过输出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动乱，坐收渔利，征收民主税。这样，特别富有的人榨取到自己的财富，中产阶级得到了白领职业，特别贫穷的人得到了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两头小和中间大就实现了。总之，离开当今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西方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不可能维持的。
民主法治的独特的国内和国外条件说明，民主法治不仅不正当，而且不具备普适性。这为阿拉伯产油国不能实行民主以及民主在亚、非、拉地区推广的失败所证明。这些国家并不处在金字塔的上部，国内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变成橄榄形，四大阶层没有对国家联合统治能力。西方民主法治搬到中国，危害则更大：不仅仅是贫穷、内乱，而且是分裂，甚至亡族灭种。因为：第一、中国要实行民主法治，必须爬到金字塔体系的上方，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要造成世界大乱，全球反华，因为现在西方人口有7.6亿，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养不起了，再加上14亿中国人，世界能不大乱并且强烈反华吗?如果印度再崛起，再加上印度人呢?第二，我们不可能为中国10亿贫民创造白领职业，因而不能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这10亿人口不在民主制度安排的考虑之内。一个不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必然造成贫穷、内乱，分裂和种族灭亡。
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产生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契约版的资本拜物教。其核心是是资本目的论，即资本是一切的目的。权利和权力等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科学、人权、普世价值和良知良心乃至法律和国家等等，都成了资本的手段，而资本成了一切价值的目的。普世价值中的所有价值前面都暗藏着“资本主义”这个定语。
无论如何，契约和契约精神都是人类自我解放的锐器，而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强调自由、公平、民主、人权等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普世价值中的契约(精神)，被资本玷污了，是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是一个负能量大于正能量的残疾儿。今后的人类进化不能指望它。资本所以能够绑架契约和契约精神，不仅仅是因为契约和契约精神是以资本为基础和本质内容的，还因为资本本身被设计错了。由于资本概念的设计错误，契约和契约精神与资本自由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契约和契约精神的发扬和延伸，需要作为契约主体之间形式加本质上的平等，需要冲破资本的牢笼。只有找到社会主义，对资本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解放契约精神，才能产生真正的普世价值。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价值成为价值，让铜臭归于铜臭。
单位：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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