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文章：西方民主成为“过时货”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欧洲民主国家有过比较好的日子。美国也同样有过好日子，而且依靠着世界性的影响力，美国曾比欧洲民主国家过得更好。但现在“政府关门”在那里令公共生活瘫痪，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识已然终结。
民主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还有个致命的恶习，那就是寅吃卯粮，花自己手里没有的钱，以儿孙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自己的一时之乐。
民主运转陷入困境
民主的困境不应仅仅归咎于政界。选民也难辞其咎，因为国家的公民早已变成了国家福利的消费者。
相互蔑视威胁着民主的讨论：一方面，政治家认为人民幼稚冲动，于是搞起了能打动人但内容简单的竞选宣传活动;另一方面，选民不是对政治运作毫无兴趣，就是认为整个政界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这种运转不灵出现在罗马，在那里，一个声名狼藉的老头将一个自豪、富裕但管理不善的国家绑架了数月;它也发生在雅典，在那里，过去的错误正在报复国家管理者;它直抵法国，在那里，第五共和国陷入自我阻滞之中，而原本应替代君王统治的总统也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
它波及荷兰，在那里，欧洲的支持率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它触及英国，在那里，不仅与苏格兰的团结受到威胁，而且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联合王国可能不久后便会形单影只。
局势从未如此严峻
噩耗和病症的单子还可以接着列下去。其中有些令人想起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危机，它们曾将民主变得冰冷和令人不快。西德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说过：“局势从未如此严峻。”
这句话一度经常受到嘲讽，目前却实在适合来形容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秩序的崩坏。在1990年就宣布民主和市场经济获胜为时太早了。
人们现在回忆起福山宣布的“历史的终结”时，心中有的只是嘲讽。而这一论调曾信者如云，并在政界为人们所乐于使用。
导致强大的苏联崩溃的世界性危机会继续发展，而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我革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那些年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组织原则和整理房间的动力。全球各地的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各种宗教性或非宗教性恐怖组织的劫掠活动，地球在人口和物质层面上的重负——这全都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无法逃避，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应对。
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缺少组织原则。如果将联合国视为解决方案，就需要拿出强有力的行动来支撑这种信念。
德国肩负重大责任
欧洲能成为给其自身和其他问题的答案吗?这种期望曾存在于1990年的那种大胆——也许是过于大胆的——构想之后。这一构想促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且本应构建起与世界其他大经济区的新均势。
欧元“大战略”本应成为令欧洲具备竞争力、遵守预算纪律并施行良政的工具。但这一战略只成功了一半。德国是犹豫不决的领导力量，德国人民梦想让德国成为大号的瑞士。
而美国——不情愿且疲劳过度的帝国——这一过去的领导力量正受病痛折磨。这种病迟早会侵袭所有的超级大国，它被历史学家诊断为“帝国过度扩张”。
虽然美国的经济动力几乎未被削弱，但是美国欠缺的是有承载力的基本共识。政府机构“关门”和国家面临破产不是因为缺钱。
这是奉行极端的“茶党戒律”的共和党人同“彩虹联盟”之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战场。前者希望回到老的美国(为白人主导、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信奉新教)，后者则在一年前令奥巴马在大选中第二次获得了多数票。然而，美国在帮助其他国家之前，必须先帮助自己。
而欧洲呢?一些民主国家比另一些稳定，但所有欧洲民主国家都在枯萎。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希望，大选能令安格拉•默克尔扮演奇迹创造者的角色。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今天，德国的责任不再仅仅包括拯救欧元，而且也包括拯救欧洲广大地区民主的未来。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5日德国《世界报》网站)
链接一：俄媒：美式民主力不从心
阿列克谢•费多谢耶夫
众所周知，美国上周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俄罗斯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倡议。此外，一些政治家已在谈论俄美“共同的”外交努力，并把不属于奥巴马的功劳记在他头上。
同时，他们努力回避这一事实：几乎就在昨天，美国政治统治集团还在商讨打击叙利亚问题。他们探讨的已经不是此举的合理性(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而是军事行动的方式和规模。
当然，叙利亚战争(无论美国介入与否)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将大马土革的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随即予以销毁——通过这种方式，大国只是解决了问题的—部分，并不能使其完全消失。俄美立场的严重分歧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点。
俄罗斯取得了漂亮的外交胜利，但暂时只是赢下局部“战斗”，叙利亚战争(直接和引申意义上的)仍在继续。难怪奥巴马给自己留了“退路”，称“攻打叙利亚并未从议事日程中删除，只是推迟了”。但调解叙冲突的战略主动权如今真正掌握在俄罗斯及其盟友——中国、印度等国——手中，这非常令人乐见。
唯有希望理性与智慧这次能够战胜美国“民主主义者”不合时宜的戾气。
苏联解体以及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以苏美两强争霸和相互遏制为基础的国际格局瓦解后，美国在全球所有冲突中扮演仲裁法官的角色。
通常，美国都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维和使命，保护平民不受“反人民独裁政权”欺压等)为幌子，向主权国家强行“输出民主”，并利用各种国际机构为其扩张披上合法外衣——有时是联合国，有时是欧盟;有时是北约，有时则干脆是其匆忙拼凑起来的附庸国联盟。
但美国政治家的言行近来愈发放肆和无耻。前不久奥巴马的“美国例外论”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似乎赋予了美国任意改造世界的权力。
应当指出，美国对它承担的“命运主宰者”角色显然力不从心。在最近的历史上，美国通过使用武力让某个国家的民众“自由和幸福”的做法还没有一次取得过成功。
非但如此，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这个名单还有很长)的局势在美国人到来后只是持续恶化。正如所有类似情况一样，最先因这种“帮助”遭殃的是当地百姓。
美国的世界霸权野心首先完全不合法，其次从实际角度看已经一败涂地，再次根本不符合地缘政治现实。
无论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如何强词夺理，当今世界已非单极。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正当美国还在为冷战胜利而欢呼雀跃时，其他“力量中心”开始形成、崛起并自信地崭露头角。这首先是独立的俄罗斯、中国和一系列拉美国家。
但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还包含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美国在道义上是否有权觊觎唯——世界领袖的地位。
哪怕至少研究一下上世纪美国参与的主要冲突和战争，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在作战行动中动用过所有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它所推翻的“暴君”或“嗜血独裁者”中，没有一个可以夸耀这种“成就”。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美国人在叙利亚冲突中划定红线，并威胁越过红线就要受到惩罚的权力?”在充当老大之前，美国应当先为自己的战争罪行忏悔和赎罪。
不过，当前情况其实并不新鲜。这正是所谓的贼喊捉贼。
(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9月26日文章)
链接二：墨西哥前外长：民众不满包围拉美民主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
民主榜样经济失速
2011年和2012年，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示威，要求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范围。今年早些时候，无数巴西人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上街游行，呼吁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改善学校教育，要求更廉价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各行各业的哥伦比亚人和秘鲁人(特别是农民、农场主和矿工)以及墨西哥中小学教师如今占据波哥大、利马和墨西哥城中心。扰乱居民的日常生活，为当局制造了严重的问题。
这些国家曾经是拉美经济希望和民主未来的榜样，如今却变成缺乏合法性、可信性的民主制的例子。它们近几年虽然都取得显著的社会进步，现在却成为群众骚乱的中心。
这些矛盾既令人困惑，又揭示真相。
首先，它们体现了经济增长问题。智利经济近两年表现不错，但其年增长率却与前25年无法相比。抹在社会和文化旧伤上的经济药膏开始失去作用。
同样，巴西经济在2009年衰退后仍然保持相对的活力，其增长率去年几乎降为零。哥伦比亚去年的增长率也明显下降，就连自2000年以来表现好过其他任何拉美国家的秘鲁也是如此。而15年来经济最差的墨西哥预计今年增长率可能勉强达到l%。
与此同时，从80年代中期的巴西到2000年的墨西哥等国虽然都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以巩固向民主的过渡，这些体制却与大众的需求产生了隔阂(有些国家始终如此)。因此，示威让那些看上去反应迅速的总统应接不暇。
事实上，哥伦比亚的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巴西的迪尔玛•罗塞夫尽管都是富有技巧和经验的政治家，却对本国发生的示威毫无准备。同样，墨西哥的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和秘鲁的奥良塔•乌马拉本来似乎是具有洞察力的领导入，但也对酝酿中的风暴毫无感觉。
就像智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卡洛斯•奥米纳米所说：“民主造就的一代成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他们代表的社会运动缺乏政治领导，而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几乎与社会完全脱节。”
代议制可信性削弱
今年智利将举行该国历史上连续第六次民主选举，两名女性——前劳工部长埃韦琳•马泰和前中左翼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目前在民意测验中领先。无论谁获胜，都必须在深刻变革智利体制和听任社会骚乱失控之间做出选择。
巴西面临类似的考验，明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将会考验近20年来影响该国发展的社会和宏观经济棰架的弹性和适应性。诚然，积极主动的扶贫计划、宽松的信贷、农矿产品出口的繁荣和政府的巨额开支(由同样巨额的税负支撑)使无数人摆脱贫困。但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高效的基础设施、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高收入的工作——却没有得到满足。如果连进入豪华的新场馆观看国家队比赛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不会高兴。
同样，尽管墨西哥在15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很多人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东西，或者说政府承诺的东西。教师们愤怒不已，因为这个国家教育体系的糟糕状态被归咎于他们;他们认为培尼亚•涅托的“教育改革”法律只是借口，目的是限制工会的权力，同时避免实施真正的机制改革。
墨西哥城的中产居民也被激怒，因为这些教师扰乱他们的生活，也因为联邦和地方政府没能恢复秩序：中产阶层在全国的影响极大。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可信性迅速削弱。
但是，在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够理想的国家，代议制民主越积越多的缺陷还引发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当专制制度刚刚终结带来的兴奋之情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占主导地位时，这些缺陷都是可控的;眼下，随着前者的消退和后者成了记忆，这些缺陷演变为巨大的挑战。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拉美。正如乔舒亚•柯兰齐克等观察家指出的，在日益失望的中产阶级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出现背离代议制政府的趋势。对民选领袖来说，两难在于，这没有简单的答案，而公众对于复杂的答案却没有什么耐心。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5期，摘自2013年9月26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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