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走向穷途末路，拉美各国必须沿着新的发展战略和理念继续前进。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经济学家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的名作《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版)，汇集了在1993年至2005年间的学术论文。该书关注的是厄瓜多尔，却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拉丁美洲。它集中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伪客观性”，及其使厄瓜多尔经济社会发展遭受的重大挫折，提出了拉美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发展道路和重大举措，并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已经彻底失败，我们永远不再回到过去!
新自由主义不可能“没有色彩”
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宣称，经济政策只对技术因素做出反应，因而“没有色彩”。科雷亚指出，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利益和价值判断，绝不可能“没有色彩”。否则，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立足于开放主义、倡导市场机制和减少政府作用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为什么根本没有拉丁美洲人参与制定?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最大的牺牲品之一是劳动阶级。”科雷亚指出，实施新自由主义之后，为了谋求更高的“竞争力”和变着戏法实现“劳工灵活化”，在厄瓜多尔这样连失业保险都没有建立的国家里，通过广泛推广“劳动中介”和“钟点工合同”，剥削和解雇工人均被合法化。显然，新自由主义不具劳动阶级“色彩”。
同样，“妖魔化一切公共开支”也不具有劳动阶级“色彩”。科雷亚指出，1992年之后，厄瓜多尔开始深化经济开放、强化市场作用，不断削弱公共部门的职能，“妖魔化一切公共开支”，最典型的案例是《财政透明法》。该法规定，无论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开支，无论长期还是临时开支，无论是用于教育的还是用于医疗卫生的开支，一切公共开支的每年实际增长不得超过3.5%。该项法律谋求一切投资均需来源于私人资本，只是一味地取悦私人资本，全然无视国家的发展需要。
与之类似的是中央银行的“自治”和美元化政策。在科雷亚看来，拉美国家中央银行的“自治”只是相对于它们各自人民和各自国家法律的“自治”;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美国财政部的延伸机构，它们却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美元化政策这一取消本国货币的自杀行为，不仅彻底放弃了本国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控手段的经济主权，而且由于采用了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自己更加依赖外国，导致拉美国家可治理性的丧失。
最后，不经深思熟虑地采取自由贸易，准确地说是白痴式的开放主义，显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落后国家。科雷亚指出，以为“自由贸易总是有益并且惠及所有人的观念不过是谎言或极端天真，与其说接近科学，倒不如说更接近宗教”。主权不设防的开放主义在实践层面导致的后果是，由于欠发达经济体只在自然资源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它们只能“专业化”生产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于是这些经济体再度初级化，重回农产品出口模式，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总之，在过去漫长的时期内，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一直推行一种服务于国际资本、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为了使这种政策选择合理化，可以毫不犹豫地扭曲经济稳定这样的基本经济概念，居然仅限于控制通货膨胀;可以毫不犹豫地将经济政策限于制定这样的财政计划，它的盈余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偿付外债;可以毫不犹豫地改变诸如“人的劳动高于资本”这样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色彩”。
令人失望的新自由主义后果
科雷亚指出，尽管厄瓜多尔从20世纪90年代起听令“华盛顿共识”的指挥棒，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变革，经济领域的结果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在1990年到2002年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7%。在2003年和2004年，由于开通了输送私营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的输油管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方有所好转。即使如此，2004年人均收入也才刚刚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从社会层面来看，结果更是灾难性的。跟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破坏就业岗位和国内生产的“愚蠢开放主义”，导致厄瓜多尔的失业率上升，2004年达到了经济自立人口的11%，就业不足的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高达46%。与此同时，厄瓜多尔的不平等也更趋严重。2004年，最贫困的20%人口的收入占比仅为2.4%，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却占了60%;而在90年代初，这个比例分别是4.4%和52%。
最后，科雷亚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官僚们不仅是某些国家的债权人代表和对外政策执行者的左膀右臂，也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其政策药方一度被拉美各国政府全盘接受并强制推行，全然不顾这些政府领导人在竞选时提出的纲领和拉美各国人民在投票箱里表达的意愿。因此，“除了导致经济社会失败外，新自由主义也严重损害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向着新的发展战略和理念前进
科雷亚指出，在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走向穷途末路，拉美各国必须沿着新的发展战略和理念继续前进。
首先，拉美国家不应沉溺于被称为“市场”的美好梦境，国家和集体必须重拾在发展进程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自由化的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明确的国家自主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实现了发展。因此，必须摆脱资本的束缚和锁链，摆脱市场的主宰，必须发挥国家至关重要的作用，把社会置于市场之上，让市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主人。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改善民族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同时发挥政府在支持、“发现”新的生产活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政府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吸入效应。政府采购应优先考虑国内生产厂商，做发达国家过去处于我们现在所处发展水平时期所做的事情。总之，拉美国家尤其是厄瓜多尔绝“不要相信那些既无理论支撑也无经验基础的谎言，如国家的作用越小越等同于现代化和发展;而是要承认国家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而不只是被动的裁判员”。
其次，必须摆脱所谓的世界金融组织的控制，努力建立新的地区金融机构。科雷亚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实就是一种金融体系，是美国治理世界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在他看来，若从根本上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拉美国家会在摆脱了它们的控制以后，生活得更好。拉美国家构建新的地区金融机构，是优化利用地区储蓄，并使拉丁美洲在资金利用方面更有效率的重要一步。这种新的地区金融结构的轴心是推进新的一体化进程，目标是创立一家新的地区开发银行、一项共同储备基金、一个支付体系和一个共同的货币体系。这个新的一体化进程可以从发行特别提款权和可计算货币开始。新的地区金融结构能够使拉美国家推行更加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发展政策，不再需要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甚至可以使拉美国家不再向跨地区贸易所用货币的发行国，支付不合法的报酬——铸币税。
最后，必须把保护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视为发展的根本，而且把它置于暂时的、很多时候是表面的经济成就之上，努力重建个人价值和社会信任。科雷亚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泛滥如同施了魔法一般，自私这一人类最可恶的缺点一夜之间就被吹捧成个人和社会最高尚的美德。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所说，“为自私自利找借口，以此给自私自利者提供保障，视积累物质财富高于一切，用亚当·斯密的方式促进国家财富，为此而自觉得自己就是高贵的爱国人士了。”这种加深自私心理并力图抹杀社会公德的行为，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打下的最深刻的烙印。成功的国家都是在内生动力推动下、社会成员瞄着全社会共同目标而努力建设的社会。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明确地将其成效融入社会资本之中，把重建和保护社会资本视为发展的根本。
令人欣喜的是，在科雷亚总统的领导下，厄瓜多尔政府正在实施宏伟的2013—2017年美好生活(Sumak Kawsay)国民计划，正在努力实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理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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