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南风窗》第五期，原标题为：农民自杀与农业系统性危机。
缘起：“2014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国际论坛，于7月25至26日在北京举行。30多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丹麦、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印度、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农业实践者共聚一堂，与中国专家分享科学上的最新发现，新技术在各国应用的最新经验，特别是发展已有30多年历史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生产、食用所带来的全球性状况和问题。
著名的生物学家，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印度的社会活动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在此次会上发言有两个要点：生态农业系统是多功能的，它提供授粉服务，害虫控制服务，节水服务，再生性的土壤肥力，此外它还提供生态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会变成食物的营养。使用地方种子的生态农业每亩产出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健康。
化学农业，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这些则是基于简化法和成本外部化。第一个简化是生物简化，因为它们把复杂的、互动的生态系统简化为作物，然后把作物简化为单一作物，单一种植，然后把单一作物简化为仅能作为商品出售的部分。然而，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第二个简化是经济上的简化和扭曲。生产效率是指单位面积的产出，然而生态系统的种种产出全部没算，农田的种种产出都没算，所计算的产出仅限于商品的部分。
2015年是世界土壤年。让我们深刻一点，认识到我们就是土壤，我们如何对待土壤，土壤就会如何对待我们。世界的农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新的范式正在出现。
严：新自由主义为印度农政发展带来了什么冲击?其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请您就农业、农民、农村三个维度都介绍一下。
席：从1991年世界银行向印度政府施压及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新自由主义政策才在印度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的首要影响是导致农耕无以为继。所有在农业上的投入，包括种子，自此成为公司的投入。其中种子供应、种子所有权的变化最为巨大，这种变化在棉花种植区尤为明显。过去数个世纪，棉花一直是印度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殖民时期英国人曾经试图摧毁它。印度也拥有世界上许多久远而古老的棉花品种，可是时至今日95%的棉花种子已为孟山都占有。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棉花价钱比之前飙升了80倍，大部分收益以专利权税方式交予孟山都。农民借贷致贫、选择自杀，他们大部分正是栽种棉花的农民。随着农民对种子的依赖增强，这个现象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1995年至今已经有30万名农民自杀。这还只是政府提供的数字。
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第二大转变，是我们再一次不能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英殖民时代开始，印度的粮食保障是个问题。独立后，我们尝试摆脱那些可能造成饥荒的因素。
然而新自由主义使政策倒退到取得独立之前的境况。国家政府退场，不再为维持食物的价格和安全而出力。全民保障制度(universal entitlement system)瓦解，政策变得有“针对性”。世界银行(World Bank)喜爱强调这一点，但是从来没有起作用。这个制度带来的恶果是，每四个印度人就有一个挨饿，每两个小孩就有一个是营养不足、发育不良。这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第三个影响是食品质量大幅下降，“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驱逐了健康的食品。举个例子，印度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食用油，其中芥菜油很受欢迎，但它偏偏被禁。芥菜油在市场上绝迹，是由于转基因大豆不断进口，印度人民被迫食用受补贴的大豆油。我们的金钱被挪用去调低大豆油的价格，却不允许其他食用油在市场上贩卖。关于食品，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过去小吃的种类有很多。以前随便进一个店里，可以找到超过两百种小吃，全部由当地妇女手工制造。现在即使你到最偏远的乡村，你也可以找到包装好的利是(Lays)薯片、百事可乐。这些产品涌入市场，导致当地食品加工业崩溃、本地就业机会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垃圾食物涌现。我们的小孩的健康，如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小孩一样，受垃圾食品影响，取代了原来健康的饮食。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然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是这对各阶级都有影响。
严：我想知道有关印度农业治理和食物生产、消费的情况。这方面起了什么变化?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席：首先是国家退缩，受到压力而退缩，大企业取替其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企业管治(corporate rule)。企业会使用非常聪明的方式，他们往往会编造故事去掩盖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如，沃尔玛看上了印度庞大的市场。这家公司总是在谈缺乏效率导致的浪费的问题，尽管沃尔玛本身就在浪费庞大数量的食物。该公司与世界银行等组织创造一套词汇。例如，在印度我们的食品体系是去中心化的，但他们却称之为“零碎的”。这两种讲法可不一样啊!后者是描述负面的、有缺陷的，而去中心化的意思，却是表示多元之间相互关联。在各方面，不管是种子、生产、加工、销售，都有公司接管。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在留意，尤其是农业这个层面，没有人去关注。
严：那是1990年的事情?
席：我自1987年就开始关注种子和知识产权的议题，尤其是关税贸易总协定，[1] 即后来的世贸。我从1987年起一直观察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但我不止于观察，我希望建构一个对自然、对人类皆有好处的系统。这促使我成立Navdanya。[2] 我希望建立一个不同的模式，大自然可以得到保育，农民的生计有所保障，人们也可以得到健康的食物。
严：稍后我们再来谈这个。回到食品生产和治理这一块，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例如刚才提到废止芥菜油和其他食用油的例子，那是政府主导的行为……
席：是的，政府受到企业的施压。美国大豆的政治游说(soya lobby)一直都有，说印度是大豆的理想黄金国(El Dorado)。
严：改变政府农业治理的策略是什么?
席：企业经常使用的策略是游说和贪污。这些工作直接面对某一官员，例如某一个部长，继而影响他们全部。他们也会收买媒体、编造故事，还有就是收买几家科研公司，资助他们去做看似正经的研究，但说穿了只是宣传伎俩。
严：从您刚才讲述的印度农业和食品问题来看，所谓的民主制度所能起的作用即便有，也似乎非常有限。许多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施行民主制度，上面我们提到的问题或多或少可以避免。但似乎不管国家是不是所谓的民主制，我们面对的问题依旧相似。
席：的确我们有相似的困境，因为我们都面临着公司专政(corporate dictatorship)。公司比任何一国政府都要大。正因如此我们要采取各种渠道去挑战对方。我很高兴听说中国军队不吃转基因食物。
严：你目前的工作以什么为重?是否仍主要致力于种子保护?
席：我认为有一系列相关的工作要做。对我而言，过往我在种子保育上花的功夫很重要，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议题联系到消费者的健康这一端，两者息息相关。一方面要着重保育本地种、有机耕种和人的健康。转基因种子、化学耕作和疾病属于问题的另外一面。大部分人不关心农夫，而贫困的农夫也很难组织起来。九十年代初，我曾经组织过反对GATT和世贸的抗议，那时候有50万，有时是20万名的农民，你号召他们上街他们就去。那时候他们仍有钱买火车票。今日的农民没有钱修补自己家的房顶，也没有钱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今日农民遭遇新的贫困，难以再组织起来。
严：可以多解释一下印度农民的新贫状态吗?
席：整个农业在变，从着重于国家的粮食保障，其中农民是主要的梁柱，到与全球市场接轨，农资和农业公司进入农业，农民成为当中最大的消费群体。许多农民欠债继而终结自己的生命。企业生产模式导致农民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生产成本远比农作物卖出的价钱为高，这个制度注定农民欠债。据我统计，这个差价一般高达十倍，而且还不只是这样。汉斯赫伦(Hans Herrens)今天向我们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比发达国家的人付出多十倍的价钱购买食物，换言之我们被这些农企骗了两次，甚至是三次。这些企业贩卖高昂的种子和化肥农药，农民陷于贫困;农民越是贫困，急于卖出自己的农作物，常常以极低的价钱交易。这样一来好像是逐渐在偿还债务，但对于农民来说只可能是负面的经济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负面的，企业从农民手上以低价购得作物，在市场上却又以高价卖出，消费者只能为高价买单。食物已经完完全全地被扭曲作为纯粹用来赚钱的商品。受损的是整个社会，赢的是少数人，那些企业的伙伴和买办。
严：这种耕作模式是否加剧了印度农耕社会分化和贫富差别?
席：生产者陷入了极度的贫困，那些并非从事生产的人却大行其道。这是因为，孟山都不仅仅在美国的圣路易斯设立了总部，他们也进驻了印度，凭借发牌规定和执业指引锁死了每一间印度公司。印度公司也从经营高价种子上获得更多利润，他们更愿意卖4000卢比的种子而不是5卢比的种子。如果卖5卢比的种子，他们只能从中赚到1卢比。而卖4000卢比的种子，他们可以赚500卢比。损失的是农夫，印度的种业却大赚，他们在这个企业王国里不可能亏损。这只是地区的情况。在一些小镇，那些原先只贩卖化肥农药的小商户也会兼卖种子，事实上这些化学品和种子都出产自同一间公司。
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体系吗?
席：不。这是各个邦制定的政策，而且不受国家监管。孟山都到处宣传自己的产品，当地的中介就会跟农夫讲：“来，看看这个录像，你会变成百万富翁啊!就是这个种子，买吧，买吧!”农夫也许会说：“但是我没有钱啊。”“不用担心，这里打个手印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可怜的农夫就会将自己的土地抵押上，那位中介知道，这个农民不消两年很快就会亏损，他也不在意农民欠他的钱，因为这块土地很快就会属于他的了。这根本就是一种土地掠夺，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那些中介，或者任何有钱的人，促使农民上当，实际上就是抢夺农民的土地。这不是乡村社会的分层化问题，而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异。
严：对此印度社会目前有什么行动?
席：我在1987年注意到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种子的专利权，并以基因改造技术去操控农业，我所做的首要事情是建立社区种子库，至今已经建立了超过120个项目点。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不要去建立种子博物馆，而是要创立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我们继而鼓励农民转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耕作，不再使用农药化肥。当地的土品种很适合有机耕作，但用化学耕作很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搭配，因为化学耕作方式需要能够抵受化学物质的种子，有机种子却不是为化学耕作而生的。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单纯地让农民保留种子，叫他们转为有机耕作，而不协助他们创立有机农作物的市场。因此我们从四个方面去介入。第一是设立社区种子库，这意味着农民不再需要借贷去购买种子。第二是生态友善的生产方式，农民就不再需要花钱去购买农药，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也随之提高，土地变得更健康、生物多样性更丰富，也会有更多传播花粉的媒介(昆虫)，这一切促使食物的增量。第三是通过食物主权运动把被垃圾食物占领的领域再拿回来。在印度，食物往往是妇女的手工作品，我们要复兴这个传统。这很困难，全球的跨国农企不断扼杀在地的另类选择，而且通过食品安全法例居然使在地生产变得“非法”。第四是公平贸易，让有机的、生物多样性高的食物进入市场，让农民可以从中得到合理的回报。
严：当我跟学生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首先进入学生脑海的意念总是我们没有资金去推动有机耕作。不管是来自城市或乡村的学生，往往都认为有机耕作的成本很高。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席：没有，有机耕作并不是昂贵，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机耕作反倒是比较省钱的。所谓昂贵只是因为申请有机认证的费用高昂，这种想法可以通过联结消费者和生产者——农夫，通过销售渠道而改变。有机食品变得昂贵，往往是因为大企业从农民那里购买食品的价格很低，低得农夫的生活无法维持。现在你要转为有机耕作的话，你也得确保农夫有一定的回报。有机食品的价格好像比较高，实际上那是最实诚的价格。比个例子，我曾经对百事、利是两个品牌的薯片做过研究。一袋薯片的价格，农民得到的回报是多少呢?只占那袋薯片的2%。
严：在埃塞俄比亚，种咖啡的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仅仅占咖啡终端价格的1%。
席：农民的收益大概就是1%-2%。这比生产成本和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成本还要低。说到底，只是整个制度让有机食品给予人一种价格高昂的印象，实际上是真实诚恳的价格。
严：你前面提到了印度的土地掠夺的状况。可以做什么去扭转土地过分集中和私有化的现象吗?
席：在土地方面，投机炒作和集中是大问题。投机资本进入土地，土地价格飞涨到一般人难以承受，一般农民难以参与到现有的土地经济。农民可能随时丧失土地，却难以把土地买回来。正如种子的专利权被当成是获取暴利的商机，土地也成为公司投资和投机的机遇，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这一切导致整个农业面貌改变，我们还需要发动一连串的运动去重夺土地。
严：那么印度农业是否不再是小规模种植为主，而越来越规模化?
席：土地所有权越发集中，但这种所有权在名分上仍然是分散的。比方说我是一个卖农资的，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侄子，每个人的名下都拥有一些，否则就是违法的。总而言之土地拥有权表面上仍然是分散的，但实际上的地权已经脱离了村庄。
严：这对农业模式有带来什么转变?
席：农业模式早就随着旁遮普(Punjab，印度西北部一邦)的绿色革命而改变。但是在其他地区并不是这样，其他地方农场的规模相对上还是小的。一个典型的小农场是多样化的，会更保水，也会有更多的灌木、乔木以配合饲养牲口。而绿色革命自1955-1956年起，就大幅改变了旁遮普的乡村地景，继而自1965年及7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危机。这种毁灭生态多样性的农业模式至今依然盛行，他们认为工业化农业是好的。幸好，有机种植作为一种逆转转的力量而存在，有机耕种不至于完全消失。不可能的。
严：你走访过全球许多地方，尤其在亚洲，你见到希望吗?
席：我可以给你举三个充满希望的例子。在印度我们叫停了印度的转基因Bt茄子。印度政府不允许转基因茄子的销售，孟山都也再不能引进这种作物。
严：为什么印度在反抗转基因棉花上没能成功，而在阻止转基因茄子上能获得成功?
席：单单在印度，茄子的种类就超过4500种，非常多样丰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茄子有关系，整个国家从南到北都在栽种茄子，人们用茄子制作不同富有特色的食品。相比于棉花，尽管人人穿着棉质衣服，但棉花始终跟消费者的生活有点距离。但茄子就不一样了。而且因为Bt棉花，我们已经有过不好的经历。如果Bt技术对棉花的生产会带来这些害处，那么这种技术又会为茄子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要阻止它。孟山都也悄悄溜进孟加拉，孟加拉人民也发起了反对孟山都的运动。在这次会议上，何美芸在她的报告中展示了Bt技术研发的失败，彻底的失败;记者、本地的科学家，只要不是作为孟山都的伙伴而服务的科学家，正在酝酿一场轰烈的运动。
先正达曾经尝试在菲律宾推广黄金米，当地农民却推翻了作物实验，并表明：“我们不要黄金大米!”(请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16337.html)在印度尼西亚，前年的一项裁决宣布农民自行保种即属违法。这些年来，我们致力推翻一切宣布自行保存种子为不合法的法例，事实上保种是我们生而有之的权利，也是我们对地球应尽的责任。幸而保种运动已经发展成全球性的运动，印尼的人们将这起事件带到宪法法庭上讨论，法庭否定了拒绝让农民保种的决定，农民重新获得了保育种子的权利。你知道嘛，这些事情总是在发生。
正如我经常讲的，关于转基因的辩论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但孟山都仍未作出最后的回应。我认为这场辩论对亚洲十分重要，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亚洲地区在文化上、生态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我们必须珍视这种多样性;第二、我们还有一些独立性。可怜的非洲大陆被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迫，而盖茨是绿色革命的盟友，他们刚刚才结束了一次有关世界农业问题的大型会议。92所非洲大学被迫锁定一项协议，失去了自由。以后这些学府是否获得资助，取决于他们是否支持转基因。目前来说非洲大陆遭受了最直接的攻击，亚洲还没有。当然这种威胁在亚洲的确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维护我们的独立性，建立一个食物主权体系。
严：非常谢谢。
[1] 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为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而缔结的国际协议。许多国家在1947年10月签署了GATT，并在来年(1948年)正式生效。GATT的原则是自由(GATT第11条：将贸易限制措施转为关税，以及降低关税税率)、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
[2] Navdanya，九种基金会，意指维持人民生活的九种重要粮食。这个基金会由Vandana Shiva主持，推广田间在地保种，在全印度协助成立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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