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一篇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编者注：见附文)爆红网络，引发了一个对现代乡愁的讨论热潮。王磊光博士这篇文章真实地呈现了如今农村的种种现象与问题，表达了对乡村熟人社会的眷恋与忧虑，感叹“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 而众多的回应文章则对这种对农村田园诗歌式的眷恋表示不满，把乡村的衰败和熟人社会的解体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如《新京报》的文章《“博士返乡笔记”写出农村文明的衰败”》将农村的衰败归结为“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冲突，而在这样文明冲突中，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文明裹挟着走向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中去。北京青年报《博士返乡笔记背后的真问题》则表示，农村没有变的更坏，实际上在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前进，而王博士所感叹的外出打工者常年不回家、农村人情日渐淡薄都是农村和农民主动适应现代化的正常举措。
澎湃新闻网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科博士的文章《不必“近乡情怯”——另一面的乡村》，也是这种“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的典型体现。这篇署名“古鱼”的文章以自己岳母所在的皖北农村为例，指责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农村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单说你勤劳致富了，眼红的亲戚可以去你家闹事要钱，你都没处讲理;小姑子上法庭闹离婚，你不管不顾，不去找关系找门子，婆婆就天天堵门口骂人，认为这事儿你凭啥不管。”不知道这位博士在农村生活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从他岳母那儿听到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笔者自己在农村这么多年生活的感受是，如果哪家遇到婚丧嫁娶的事情，朋友亲戚都会主动打电话问需不需要钱，没有谁去腆着脸去人家家门口闹事要钱。农村现在虽然被钱糟蹋的不成样子了，但总体上还不会比坑蒙拐骗的城市更差。古鱼所描述的情况，在农村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但是却被作为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的表现“代表”了农村人的形象。
这种观点集中代表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傲慢与偏见。在前几天围绕着“大衣哥”的风波中，农村人的一句玩笑话被媒体无限引申。南都借此发表评论称“要求大衣哥发小车的人是一种‘畸形人格’”，提出要有效消除这种“不送小轿车就不说他好”的荒诞观念和无处不在的干涉别人权利现象，塑造一种健康理性的“现代公民人格”。这个事情是媒体小题大做，借一个人的玩笑话来妖魔化整个农村的形象又一个案例。不过相比较于城市，基于熟人社会的农村人相互之间确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亲戚朋友乡邻家里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去帮忙，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乡村互助机制，而这样的机制确实容易导致一种别人应该来给我帮忙的心态(因为我之前给别人帮过忙)。在“城里人”眼里，这就是缺乏“现代公民人格”的农村人强加给别人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城里人”来说，“现代公民人格”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的明晰化，用更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我的事情你也不用管，我们彼此之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我愿意帮你是我发善心，不愿意帮你是我的个人权利。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原子化状态的“城里人”，对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和义务，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傲慢和歧视，将农村中残留的最后一点人与人的温情妖魔化为这种“现代意识”的对立物，把熟人社会的瓦解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必然历程。
在无处不在的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渗透中，乡村不可能是一个超脱于时代的田园诗歌式的所在。相比于城市，农村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人情味，这是王博士眷恋农村的原因，而这种人情味的日益淡薄，农村越来越趋同于城市，又让王博士唏嘘感伤。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对农村的深入渗透，原先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正在日益为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往所取代。农村的婚丧嫁娶，之前主要靠亲戚和乡邻的帮忙，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商品化了，承包给了专业的婚丧服务队。以前农村盖房子基本上靠同宗和同龄人之间的互助劳动，酬劳就是几顿好饭和几瓶白酒，现在都是花钱雇工或者承包给包工队。因为钱的问题，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农村的婚姻也日渐变成一种商品化的婚姻，农村女孩对于物质条件的要求比起城市有过之而不及。人情退却之后，货币就登场了，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一点一点地斩断，日益变成用货币联系起来的陌生人。
农村人情淡漠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前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在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的冲击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确立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打工成了农村青年唯一的出路。城市需要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却不愿意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疏离了农村，也没办法融入城市，这就是当前新工人的尴尬状态。王博士看到，在农村“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一位打工者感叹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一篇回应王博士的文章(《博士春节返乡手记》哪里错了)批评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感伤的眷恋，把争论上升到改革与反改革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人迁徙的自由，并且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蒂亚森的话来高唱“自由”的赞歌：“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这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怪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二十年寒窗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够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安稳地生活下来。可是，这些骨子里期盼稳定的“智识阶层”在对待工人和农民群体时候，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诅咒那种让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的单位型工厂，认为这禁锢了人的“自由”，为国企工人和农民工变成自由流动的“自由”人而大唱赞歌，歌颂这种一个月换好几个工厂，一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自由”。可是，真要是把他们也变成“自由”人的时候，他们就不乐意了。别急，现在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刚开始，等到哪天也让这些知识分子们一年签一次合同，和领导顶撞一次就得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他们就能完全体会到这种“自由”的幸福了。
频繁的流动逐渐瓦解了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王博士在文章中说：“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青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年轻人多数天各一方，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短暂相聚，农村原有的人情关系日益淡漠，而在城市的频繁流动中又无法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归属感和精神家园，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漂泊流浪。
乡村社会的解体，只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缩影。而这种转型，并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是从“传统”向“现代”、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中国原先的单位型城市中，就存在着和现在农村一样的熟人社会，一个工厂、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单位中生活的人都彼此熟识。一家有喜大家乐，一家有难大家帮，人和人之间并不是一种原子化的冷漠状态，而是充满着浓浓的温情。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型的小社会在城市里逐步解体。铁饭碗被打碎之后，城市里的国企工人、中产阶级(或者说“新穷人”)都变成了市场上“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力，稳固的熟人社会也随之解体。城市只是先于农村完成了这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变成了如今这个用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全副武装起来的冰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坚固的社会关系都被摧毁了，而代之以疏离冷漠、没有归属感的孤立的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在看待乡村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态度。一种是古鱼博士和南都的态度，本质是冷漠起来的“城里人”嘲笑着还没有那么冰冷的“乡下人”，把城市的现在看做是农村需要努力的未来。另外一种则怀着一种田园诗歌式的乡愁来眷恋逝去的人情乡村，反映的是在动荡不安中丧失归属感的城市“新穷人”对于一个稳固的精神家园的渴望。
这看起来是一个老套的“工业党”和“情怀党”之间的争论。笃信大工业的铁蹄必将能踏平人世间一切苦难和眼泪的工业党人，把乡村的衰败和解体看作是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中的正面现象，嘲笑文科博士对必然消失的田园诗歌的乡愁。其实，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排斥“情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原子化的冷漠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丧失了人的价值的金钱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在漂泊不安中“自由迁徙”的世界。熟人社会的解体(包括农村和城市)和新工人(以及“新穷人”)的漂泊，只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自由流动的资本和货币对社会的渗透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不是要用“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方式来为社会的解体和冷漠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而是要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去探寻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附文：王磊光：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究竟看什么?
题记：这并非一篇精心写作的散文，而是我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发言稿。“我们的城市”论坛是一个聚焦于城市问题的市民论坛，这次的主题是“回家过年?!——城乡之间的春节难题”。本来，我的任务是联络几位在上海打工的朋友，请他们来发言，讲讲回家过年的感想。但问了一圈，他们都觉得没什么可说，或者从心里觉得说了又能怎么样 。一圈绕下来，最后便有了我的这篇发言。
春节期间，它在媒体上的热烈传播，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甚至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写的都是自己家乡的事情，传播得这么广，我反而觉得有些不安。
网上的评论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倒是可以预料的。
我把文章发给王晓明老师看，他给我了这样的评论：
磊光，
看了附件，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
最后一部分令人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19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求学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19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这里的关键是，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一般人判断人生状况的标准是什么？钱当然是首选，但是否还有别的？无论在哪里，优秀的人通常不会很穷，如果贫富状况不是唯一的标准，优秀与否这一条标准与贫富状况的标准平起平坐，一个并不很富的人，就会因为优秀（和不穷）而受人尊重。中国的社会里，一直到80年代，这样的将优秀与否与贫富状况基本并置的评价系统（其背后是一个类似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感觉结构”），大体还能维持。但现在，这个状况却普遍被破坏了，不是说过去不讲贫富，现在专讲贫富，而是过去那种相对宽阔、内部有张力的感觉结构，现在被打破了。
晓明
也许，正因为回家过年是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各种力量逼着，不得不去想这些问题——是不是成功，是不是优秀，有没有意义，而这样的想，又常常让人感到精疲力尽，这篇发言才得到了这样的热度吧。
引子：为什么要回家过年？
诗人说：“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者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尤其在城市里经常迷路。上海7号线上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于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甚至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记得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大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一周前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情。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一、回家的交通
(1)记忆中的回家：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自然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依然大大超出了今天的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是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地往车上挤。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你想想吧，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这对于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了，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了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地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激烈的竞争，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从04年到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了。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会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2)普通列车存在的意义：
今天在座的各位，出行除了飞机，私家车，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每个人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它更好的交通工具，否则，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于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起码要比动车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比如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是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是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观察下，最近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班，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之类的，什么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的外音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是一种干扰。慢车上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面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够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是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的时候，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3)开私家车回家过年，这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在下面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作为交通工具的本身。
(4)骑摩托车回家。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这个情况，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的时候就让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在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道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1)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在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的时候见一次，平均下来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要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2)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三、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够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也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经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是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以及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的时候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而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四、妻子·房子·车子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
1、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市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需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要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是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经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的话，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的时候，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不像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的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于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到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的时候回来住，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的时候，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是父母住不惯啊，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它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
近些年来，对于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个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于那些好些年没有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情况是：物价飞涨。
五、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又无人照料。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还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的这些老人，他们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的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了。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者县里反应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了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我所谓的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着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着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之中。
昨天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中，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的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于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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