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80%以上生活在农村，由于历史遗留，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农村卫生状况、医疗事业和人们的健康水平比城市相差很远。毛泽东在1945年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状况的改善，确定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面向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发展医疗事业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农村“有医有药”。由此，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合作医疗制度横空出世，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农民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壮举，在中国医疗卫生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极大的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健康医疗和卫生水平，使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新中国的人口总数迅速增减。农村合作化医疗还为解决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模范，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誉。在1974年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不幸的是，随着小岗村包产到户，农村集体经济解散，农村合作化医疗这颗璀璨的明星陨落，中国人民幸福梦成为昙花一现的绝唱。
一、农业合作化中诞生
新中国的第一批合作医疗保健制度试验与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步开始，1955年，山西高平、河南正阳、山东招远、湖北麻城等地农村建立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
一，在乡人民委员会(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保健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集资兴建，其日常经费由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15%-20%的公益金和医疗收入保障。
二，在自愿的原则下，每个农民每年缴纳5角钱的“保健费”(其中从社员工分中代扣3角、集体另补助2角)，即可享受预防保健服务，患病就诊时免收门诊费、出诊费、挂号费、手术费。住院的药费全部由合作医疗负担。
三，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巡回医疗和责任区制度。保健站除还按地区划分卫生区和责任地段，安排责任医生、保健员和接生员。医生在农闲时每3天到7天要去责任区巡回一次;农忙时，除留一人在站内值班外，其余医生整日在田间、工地和责任区巡回。
四，坚持勤俭办站，保健站的工作人员都采取“专任兼职”的办法，医生、护士、保健一人担。为了降低支出，卫生所自建药园，生产队开辟药田，农民家庭院落有药圃，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传统中医草药的优势，减轻集体经济的负担。
五，采取记工分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医生的报酬问题。保健站以保证医生家庭生活稳定为前提，由站内依实际情况给以劳动记工，秋后分粮。每个医生所得多少是“根据技术高低、业务态度、工作成绩每年民主评议一次”。
至1956年，全国乡卫生所发展到50000所以上，由合作社举办的互助共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也发展到了10000个。
二、在“大跃进”中快速发展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为酝酿已久的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推广和扩大合作医疗，也成为各地人民公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在毛泽东和卫生管理部门的关注和推动下，在1958年至1962年的4年中，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较快发展。全国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由1958年10%上升到46%。
1962以后，由于众所周知、不必直言的原因，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也随之进行了剪裁。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据统计：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在县以下地区的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在县以下地区的仅占27%。在经费使用上，全年卫生事业费用于公费医疗的占30%，用于县以下地区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享受公费医疗的城市900万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多农民的还要多。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严厉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
“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的那么长!”
同年6月26日，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指示激起了全国卫生战线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使1962年后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回暖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生部于9月3日向毛主席保证：“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办法是：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均应分出成套的人力、设备，由城市伸延到农村，每个单位包一个至几个县，搞好一片，巩固一片;抽调城市卫生人员，作为‘种子’，长期留在农村工作;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遵照毛泽东指示，1965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出现了显著改观，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
1965年1月，毛主席做出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卫生部随即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在继续办好原有医学专科学校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医学院缩短学制、增加招生，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的训练工作，使生产队有能力治小伤小病和进行助产。北京和全国各大中城市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组织医疗队去农村、山区、牧区、林区进行巡回医疗。巡回医疗队因陋就简，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各种诊疗工作，施行了许多手术，又好又省地治愈了农村中许多常见疾病，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的生命，使许多盲人重见光明，深受群众欢迎。到1975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把文化卫生知识和医疗技术带到农村，直接加强了农村卫生工作的力量，促进了当地缺医少药状况的改变，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和经验“长阳县乐园公社从1966年12月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办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钱。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用交钱。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10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报告认为，实行合作医疗的最大好处是“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农民的身体健康有了基本保障。”这篇报告经过毛主席的亲自批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影响巨大而广泛。全国医疗卫生战线迅速行动起来，合作化医疗大干快上，全国遍地开花。
1968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1974年5月，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的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同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民主也门卫生代表团时，这样向客人介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我们正在试验的制度。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医生好哇。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
在实行合作医疗初期，一般只是公社一级有医务人员，他们平时很少到生产队去，农民群众看病还是不方便。在毛主席指示督促下，各地各级卫生部门便注意培养当地的基层卫生医务人员，从大队、生产队抽调好苗子进行培养。一大批乡村医生走到了田间地头，走向了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农民在家里就可以接受到专业医疗，农村的医疗保健状况迅速好转，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
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实施者，“赤脚医生”上岗前一般要经过1—2月的短期速成培训。为了减轻群众和集体的负担，在报酬方面，各地对“赤脚医生”大都采用工分制而非工资制的计酬办法。。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大约每500农村人口就配备有一名“赤脚医生”，每个生产大队有1—3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农村“保健站”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三件法宝”。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达到鼎盛时期。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作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还被写进了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四、在80年代消亡
从1979年起，以包产到组、包产到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1987年达到98%。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大面积萎缩。到1985年，全国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鼎盛时的90%猛降至5%;
1980年到1989年农村合作化医疗覆盖率的变化：
1980: 63.8%
1981: 58.2%
1982: 52.8%
1983: 11.0%
1984: 8.0%
1985: 5.4%
1986: 4.8%
1987: 5.0%
1988: 6.0%
1989: 4.8%
注：1987年和1988年覆盖率达小幅回升，是部分老一代革命家试图挽救右转的中国的最后努力，终在强大的资改派压制下功亏一篑。
五、合作化医疗与人民诀别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兴起、鼎盛到萎缩衰退，走过了30多年不平凡的伟大光辉历程。广大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国家医疗待遇，通过建立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积极发展合作医疗，中国以不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一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最成功的“卫生革命”。这一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令人钦佩。
这一时期的合作医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取决于毛主席的关心与大力推动、农村集体所有制所提供的经济保障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合作医疗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农民之间的互保，而是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一种制度。表面上，合作医疗是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费用，而实际上除村级诊所外，县和公社两级的医疗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基本建设费用、医务人员工资等也都是由政府来承担，中国政府为农村合作医疗付出很大的财政支出，除此之外，政府一切为人民着想，严格控制药品和诊疗费价格，大大降低了农村集体和个人参加合作医疗的“门槛”，增加了合作医疗的可得性和可及性。
毛主席给予人民的是父母之大爱，而那些所谓的改革家们却逆天而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政府努力争取让本国人民享受公费医疗的时代，他们卑鄙无耻的却让中国人民一夜间重归了民国般的残酷和困顿，让中国人民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还像非洲草原的野兽般的自生自灭，他们猥猥琐琐的把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省下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供子女、三代、四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们个个都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在招摇过市，向被他们推下深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示威炫耀，嘲笑百姓无能命贱，讥讽毛主席时代曾经给与人民的幸福时光。他们自封为富人阶级，把老百姓归为穷人。他们教训老百姓不要仇官仇富，没有他们养活老百姓，老百姓就都得饿死。他们罪恶昭昭，罄竹难书。
人民怀念的不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刚刚起步时代的清贫，人民怀念的是毛主席对人民父母般的慈爱亲情。人们崇拜毛主席，也敬佩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后代至今靠工资度日，他的后代低调简朴，深居简出。而那些腐败官员们无论怎样的控制舆论，诽谤污蔑毛主席，粉饰装扮自己，都不可能遮住人民的眼睛。腐败是资改派们最大的软肋，他们自己也清清楚楚，但是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的基因令他们就是停不下伸出偷窃的黑手。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被毛主席看管的老老实实。毛主席走后，他们立刻开始上台狂欢，群魔乱舞，向人民向国家伸出罪恶的毒手，贪婪的把国家人民的财富劫掠一空，断绝了毛主席给予劳苦大众所有的福利。他们造谣“国民经济崩溃，国家财政不能支撑国民医疗费用。”任人民生死由天，像动物进化般“物竞天择”。而自己及其子女住别墅、开豪车、玩嫩模、打高尔夫、给美国捐款。
在他们吹嘘的伟大时代，广大农民比市民更悲惨，独生子女小孩子尚好，老人一度有病不医治躺在家里等死，衍生了无数忤逆儿女。老百姓自己锯腿、自己用啤酒瓶子透析、因为身上没带钱，伤者血流满面却被医院拒之门外。一位父亲突发脑溢血，医生通知“要做手术先准备十万”，家庭会议的决定是：由亲生女儿到病房里亲手拔掉插在垂危父亲鼻子里的氧气管，在祖父母的奔涌的泪水下，在母亲的哭嚎之中，女儿亲手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这是什么造成的人伦颠倒?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他们的罪恶岂能用文字语言来表达!
当人民怀念毛主席的时候，那些人竟然心生嫉妒，惧怕人民的满腔愤怒。依仗对舆论媒体的控制，污蔑、诽谤、造谣、无所不用其极，期冀抹黑毛主席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试图用用谎言遮住太阳的光芒万丈，天天吹嘘与老百姓毫无关系的GDP，诽谤毛主席时代“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有一样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你们能自己坦白罪行、把非法得来的财富吐出来还给国家还给人民、自己走进监狱反省悔过吗?做不到这些，就永远得不到人民的宽恕，也永远阻止不了人民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永远阻止不了人民心中传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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