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晚，微博红人“烧伤超人阿宝”发了条引引起热议的微博：“我这样的医生反对医院公退民进纯属脑子有病，民营医院扩张和多点执业，对我们这种正在黄金年龄而且已经在最优秀的公立医院练好了技术的人来说其实是最大的利好。我只是不忍心隐瞒大家：以后最优秀的医生将属于最高档的民营医院，次优秀的医生属于次高档的民营医院，而普通人将和最优秀的医生彻底绝缘。”
凭啥我不能去看最好的烧伤科了？反了啊！和尚烧得我烧不得？阿宝医生的话到底啥意思呢？阿宝的意思是：更多的民营医院的诞生将产生虹吸效应，在从公立医院吸走好医生的同时断绝了大多数人享受优质医疗的念想。但是，肿么会这样呢？民营医院不是个好东西？
孟子曾经曰过：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让人民健康的活着、体面的老去，是古今中外人们对“有道”政府的希望和要求。09年以来，我国医改加速推进，医疗均等化成就已经有目共睹。在当年的新医改《意见》中就提到了要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今年6月，国务院再次发文强调：促进社会办医成规模、上水平发展，加快形成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格局。
民营医院从此站起来了！加快社会办医疗，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快简化审批、放宽准入，方便各种形式的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形成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格局”，而本质就是推动医疗领域更加的市场化。
然而并没有什么X用。社会办医，符合国务院简政放权的精神，构成了医改的重要尝试，对于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的医疗需求大有帮助，但对于能否解决中国医改中最核心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阿宝医生作为业界良心说的很清楚了：屌丝们，你们更加生不起病了，你们更加不可能看得起好医生了，你们现在还能排队12小时看名医，明天有钱人一万块人民币就是一个屌丝患者最难以逾越的红墙！
十字架有时很仁爱，有时很残忍。问题不在红十字本身，而在我们应该怎样办医，为谁办医。
先来说说“社会办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认为，“社会办医”过程中要注意五点：（1）既然是社会办医就要要遵循市场原则，切莫给社会办医下行政性指标；（2）既然要办医疗这项公共事业就应该坚持非营利性，不然将导致过度医疗；（3）要严格区域卫生规划，不能为了支持社会办医而突破区域卫生规划。如果一方面用规划限制公立医院，另一方面又突破规划扶持私立医院，实际上是对公立医院的歧视。（4）民营医院并没有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义务，且政府对其监管力度弱于公立医院，故不宜纳入医保；（5）不能借社会办医之名侵占了公立医院的国有资产。言下之意，要避免对社会办医太乐观，必须重视对社会办医的监管，对假借“社会办医”产生的乱象要足够警惕，尤其是要防止公立医疗资源被社会资本掏空。也就是说，在前置程序上给社会办医“松绑”了，政府要在民营资本举办医疗过程中加念“紧箍咒”。
而对于加快社会办医是否有助于“与公立医院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我们就更犯嘀咕。因为这份加快社会办医的政策意见中明确强调了对公立医院规模的控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民营资本进来，公立医院出局，消此而长彼的意味明显。问题在于，如果某地公立医院体系运行良好，是否要为社会办医拓展空间？如何避免江宇所说的为“社会办医”而社会办医呢？
因此，问题似乎变成了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孰优孰劣的考量。经验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政府主导的公立医疗之路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是历史经验也是发展方向，中国如此，国外亦如此。一提市场就激动的心情先缓缓。我们认为，医改不能简政，医疗责任不能过多地转向市场，医改不能改成“小政府、大社会（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北京大学李玲教授曾撰文指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前三十年是一个奇迹，而后三十年则发展迟缓、问题严重。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而1978年到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加了3岁，增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远低于基数更高的发达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前三十年政府投入占医疗比重高（1978年超过30%），而后三十年政府比重逐渐降低（2002年只有17%）。而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凸显期与政府减少对医疗逐渐减少投入的历史是吻合的。对医院投入少了，让医院以药养医，传统意义上政府与医院的权责体系就会走向瓦解，政府也就很难有能力去约束医院行为。
光说中国你肯定说我too naïve，那我们来看看国外的“先进经验”。江宇对比了法国与英国医疗状况。法国重视公立医院的内外部治理，通过加强立法，加强对院长管理（重点医院的院长由总理任命），加强对院长的培训，加强医院信息公开透明度，加强建立公立医院评级制度，法国的公立医院收获了世界顶尖的绩效评价。而英国则是反例。撒切尔当政时期推行的医院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医院间的恶性竞争、协作关系破裂、医疗费用上升，布莱尔时期只能推倒重来，重新增加政府支出、加强监管。智利和哥伦比亚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教训。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两国的医疗体系改革也是以引入私人资本、放松政府管制的方式实现了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但此后这两国医疗体系的公平性和质量明显下降，保健和防疫等公共卫生体系瓦解，传染病重新恶化，商业保险和私人资本攫取了超额利润，医疗服务于少数人，大部分患者境遇变差，医疗腐败严重。此外，民营资本运营的医院和公立医院在社会责任承担上差异显著。李玲教授曾提到过一个埃博拉的故事：几年前，中国给塞拉利昂援建了一座非常好的医院，但是医院建成后中国官员认为公立医院没效率，就让国内一家民营医院去运行。然而，埃博拉一来医院马上就关门了，人都走了……最终是中国先后派出的公立医院和解放军的医生去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援助抗击埃博拉。而最近韩国MERS疫情的严重扩散，也是活生生的佐证。以三星首尔医院为代表的民营医院在本次疫情扩散中表现出的不力，使得央媒《朝鲜日报》不得不质问以韩国民营为主的医疗体系是姓“救死扶伤”还是姓“追名逐利”。
究其原因，是市场在医疗领域的失灵。经济学中所讲的市场有效、完全竞争悉数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包括理性人假设、信息对称假设。撇开医患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最不符合理性人的假设。不仅市场失灵，监管也会失灵。医疗涉及十分专业的医学知识，比如对于医院是否过度医疗的认定，外部监管者常常无力负担举证责任。政府的外部监管最终会流于形式，或减效或失效。因此一种可行的策略是：与其只强调政府外部监管，不如政府直接参与公立医疗的内部治理，这样更节约社会成本。此外，理论和实践也在推进。随着人们对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不可能是19世纪的“守夜人”。越来越多的领域，民众期待的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看得见的手，是政府的手、国家的手。一味强调“看不见的手”，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是理论上的懒惰。何况医疗还不是一般的私人品呢！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的突出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恶化的顽疾，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逻辑侵蚀医疗的恶果。很难想象，用市场的逻辑能治愈它。钟南山院士曾讲到：“医改没有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这30年来我们应该承认医疗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出现了医疗人文精神的沉沦。”所以，一剂市场化的药去治疗在市场中得的病，病情是加重还是减轻，明眼人不难判断。
医疗市场化不能解决当今中国医疗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在于医疗不是一般的私人品，不能完全依着市场逻辑来。何况，当一国人民将享受均等化的医疗视作最基本的人权，将解决好养生丧死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将医疗福利视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发展怎样的医疗就超越了商业运作和医疗技术，成为有关执政能力的政治命题。想当初，每个县里最好的医院都要叫人民医院。等等，啥是人民医院啊？
阿宝医生都不忍心了，我们怎么能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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