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五角大楼（资料图）
西班牙《起义报》2015年3月9日发表美国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的文章《美欧50年的帝国战争对世界人民贻害无穷》，环球视野网译者魏文编译如下：
引言
最近50年美国和欧洲大国在全世界发动了数不清的帝国战争。走向世界霸权的攻势掩盖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花言巧语之中，对于这些战争它所反对的人民来说后果是破坏性的。最大规模、最长和数量最多的战争是由美国进行的。美国两党的总统们站在争夺世界权力征战的前沿。鼓舞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过去的“反对共产主义”逐渐变成现在的“反对恐怖主义”。
作为美国统治世界计划的一部分，华盛顿利用许多形式的战争并将其结合，包括军事的侵略和占领；雇佣军和军事政变；此外还资助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在街头的人群，以便推翻适当地建立的政府。这种为了世界权力的征战的发动机根据地理位置和目标国家的经济构成而变化。
在分析最近半个世纪美国帝国的建设时，很清楚的事情是经济利益相对下滑，出现了对政治和军事类型的考虑。这部分是由于集体主义的政权（苏联和东欧）的消失和中国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政权发生的转变。作为帝国主义的发动机的经济力量的下滑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到来的结果。美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跨国公司没有受到国有化或征用的威胁，国有化和征用可能引发帝国的政治干涉。事实上，甚至后新自由主义的政权邀请跨国公司投资、贸易和开发自然资源。经济的利益在提出帝国的政策时进入博弈，如出现民族主义的政权挑战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的情况。
最近半个世纪美国帝国建设的关键在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的形成，是靠控制帝国国家的杠杆而完成的。最近的美国帝国战争历史表明，战略上的军事优先—军事基地、预算和官僚—大大高于跨国公司实现的任何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帝国国家在中东大多数支出和漫长与昂贵的军事干涉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而进行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成形在政府和国会囤积的战略政治地位加强了军事利益的中心地位，破坏了经济的利益。
帝国战争的“私有化”—五角大楼大量增加和利用雇佣军—意味着夺走美国国库的大量资金。提供雇佣军战士的私营军事工业已经变成一支非常“有影响的”力量，正在模制美国帝国建设进程的性质和后果。
军事战略家们、以色列在中东殖民主义利益的维护者们、军工企业和情报机构是帝国国家的主要角色，他们影响到做出决策，这就说明为什么美国帝国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带来一个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帝国。相反，它的政策不断表明经济受到破坏和不稳定。
我们将开始确定从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现在在美国帝国的建设中发生的领域和地区的变化。然后审视其方法、推动力和帝国扩张的结果。接着我们将描述现在帝国建设和地缘政治地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变化的性质。做结论时我们将检查为什么和如何进行帝国的建设，更具体地说检查美国帝国扩张半个世纪的结果与后果。
后越南时期的帝国主义：为了中美洲、阿富汗和非洲南部的权力的战争
美国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失败标志着帝国建设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从地面的侵略走向为了权力的战争。从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两位总统起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开始越来越依赖代理人。它招募、资助和武装争夺权力的军队，以便在三个大洲破坏很不相同的政权、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革命者。依靠巴基斯坦陆军和情报机构的后勤支持，依靠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支持，华盛顿在全世界资助和武装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力量，以便侵略和破坏阿富汗世俗和进步的并得到苏联支持的政权。
第二次为了权力的干涉发生在非洲南部，在那里美国帝国国家与南非结盟，资助和武装争夺权力、反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的军队。
第三次干涉发生在中美洲，在那里美国资助、武装和训练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敢死队，以便消灭民众运动和武装起义，造成30多万平民死亡。
美国帝国国家“为了权力的战争的战略”扩大到南美洲：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支持在乌拉圭（阿尔瓦雷斯将军）、智利（皮诺切特将军）、阿根廷（魏地拉将军）、玻利维亚（班塞尔将军）和秘鲁（莫拉莱斯将军）的政变。帝国争夺权力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美国跨国公司的要求，这个时期在确定帝国国家的优先事项时跨国公司有突出的作用。
“为了权力的战争”由直接的军事入侵陪伴着：对格林纳达小岛的入侵（1983）、里根和老布什时期对马拿马的入侵（1989），这都是容易的目标，牺牲很少，军费支出不多：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发动重大的军事行动的一般演练。
令人吃惊的是“为了权力的战争”的结果是对抗性的。在中美洲、阿富汗和非洲，这些战争的结果没有带来新殖民地的繁荣，美国的公司也没有赚钱。相反，在南美洲为了权力的政变变成为广泛的私有化，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利不少。
在阿富汗“为了权力的战争”带来塔利班“伊斯兰政权”的上升和巩固，它既反对苏联的影响，也反对美国帝国的扩张。随着时间，伊斯兰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巩固挑战美国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盟国，导致2001年美国的军事入侵成为长期（15年）的战争，至今还没有结束，它可能意味着失败和美国的军事撤退。从经济的观点来说，主要的受益者是华盛顿和阿富汗的政治掮客、美国雇佣的承包商们、负责采购的军事官员和殖民地的政府，他们通过非法的和欺骗的交易夺取了美国国库的数百亿美元的资金。
非军事的跨国公司绝对没有从抢劫美国国库中受益。事实上，战争和抵抗运动对美国长期的私人资本进入阿富汗和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区造成困难。
在非洲南部“为了权力的战争”拖垮了当地的经济，特别是国家的农业经济，让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离乡背井，在20多年的时间里阻止美国的石油企业进入。“积极的”结果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精英们的非激进化。但是，非洲南部的“革命者”政治上转变到新自由主义没有让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太多的利益，因为新的统治者变成盗窃的官僚寡头，推行承袭的制度，与不同的跨国公司合伙，特别是亚洲和欧洲的跨国公司。
“为了权力的战争”在中美洲也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推翻了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支持的索莫查政权，但是随后它必须面对一支由美国资助、武装和培训的反革命雇佣军（“反政府武装”），雇佣军的地基设在洪都拉斯。美国的战争打破了许多进步的经济计划，破坏了经济，这可能带来了维奥莱塔·查莫罗在选举中的胜利，查莫罗得到美国的的赞助和支持。20年以后，美国的代理人被由非激进的桑地诺分子领导的政治联盟打败。
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美国“为了权力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依附者的政权，由他们负责破坏生产性经济，引起数百万战争的难民逃往美国。美国的帝国统治损害了生产性劳工市场的基础，组成了贩毒分子的暗杀团伙。
总之，在多数情况下，美国“为了权力的战争”做到避免左派的民族主义政权的上升，但是也导致破坏繁荣和稳定的新殖民主义：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美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变化的结构，内部的和外部的意外事件，变化的优先事项和全球的限制
为了理解美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行动、结构和表现，必须承认对立的力量的复盖情况，这已经模制了帝国国家的政策。与在中东发生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集团已经建立了它的霸权，在拉丁美洲跨国公司在领导帝国国的家政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拉丁美洲军国主义者发挥的作用并不那么突出，受到跨国公司权力的限制，政治权力从右向中左转变，出现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原料（出口）的高潮。
相反，在中东犹太复国主义权力的形成在这个地区帝国的国家政策中影响很小，因为以色列的利益集中在中东，在拉丁美洲这不是优先的事情，阿根廷可能除外。
在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银行控制和发布美国帝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美国的武装力量和中央情报局通过直接的干涉（入侵）、为了权力的“军事政变”，或是将两者结合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
美国帝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实力在1975年至1999年间达到最高点。通过为了权力的军事政变，直接的军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马拿马、格林纳达），由文人和军人控制的选举建立了附属的国家，将新的顺从的统治者强加于人。
结果是福利国家解体和强加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由跨国公司和它们的国际金融同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领导的帝国国家负责将赢利丰厚的战略经济部门私有化，依靠对贸易的控制做到这一点，实施一项“地区一体化”的计划，加强了美国的帝国统治。
帝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不是简单的跨国公司的结构和内部力量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东道国”的接受能力，或更具体说取决于拉丁美洲阶级力量在国内的力量对比，这些阶级力量同时围绕着经济的演变而转变：它的增长或它对危机的易感性。
拉丁美洲表明顺从的政权和（与帝国）合作的阶级消失的意外事件可能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使跨国公司的经济进展逆转。
在1975年到2000年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进展明显，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掠夺国家的资源，增加非法的债务，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国外。但是，财富和产业的集中在整个地区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危机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尼加拉瓜导致帝国的合伙人被推翻或被撤换。在巴西和安第斯国家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农村。在城市里，阿根廷和乌拉圭失业工人的运动和公共职员的工会主导选举的变化，建立了中—左的政府的权力，它们“重新谈判”与美国帝国国家的关系。
美国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被逐渐削弱。它们已经不能拥有帝国国家军事资源的全部手段去进行干涉，重新将新自由主义的顺从的总统们强加于人，因为它们的军事优先事项在其他的地方：中东、亚洲的南部和非洲的北部。
与过去不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拥有两项重要的权力：美国武装力量的全面支持以及美国在拉丁美洲强有力的顺从的文人—军人政权的全面支持。
美国跨国公司围绕着美国的一体化计划被（拉美国家的）中—左政府拒绝。于是帝国国家求助于与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秘鲁的自由贸易协议。作为经济危机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停滞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作为帝国进行经济渗透的意识形态失去信誉，它的支持者被抛弃。
世界经济的变化对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产生深刻的冲击。中国有力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潮以及原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美国对拉丁美洲市场的统治大幅度被削弱。
拉丁美洲国家使其贸易多样化，寻求和找到了国外新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出口收入的增加使资金自给的能力更强了。不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用于推动美国在经济上（有条件地）强加于人的经济工具已经结束。
美国帝国国家面对拉丁美洲政权采取的经济选择、市场和资金措施很不相同。它们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文和军人的领导是统一的，拉丁美洲逐步胆怯地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范围。
帝国的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公司受到90年代“成功的”收获的巨大启发，利用“试验与错误”的方法应对它们被削弱的影响，以便对付21世纪新的障碍。美国政策的负责人依靠跨国公司的支持，继续支持已经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权，正在丧失在拉丁美洲的信誉。帝国的国家不善于适应变化，这造成民众和中—左政府反对“自由市场”和解除对银行的调控增多。这与肯尼迪总统通过“进步联盟”的道路推动社会改革以抵消古巴革命产生的冲击不同，这一次没有设计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计划以便强加给中—左政权，也许是由于在其他地方成本高昂的战争带来预算的限制。
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消失，与帝国国家不同的派别保持团结的结合为对手如何恢复统治的建议提供了场所。“军国主义的派别”求助于和恢复军事政变的方式以便实现复辟：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和巴拉圭组织了政变；除了最后两个国家，其他的政变都失败了。美国的代表人物的失败巩固了独立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左政权。甚至美国在洪都拉斯政变的“成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失败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谴责政变和美国的作用，这使得华盛顿更加孤立。
军国主义战略的失败加强了帝国国家的政治--外交派别。由于私人对那些表面上是“中—左政权”的积极的建议，这个派别赢得了外交的影响力，保持军事的联系，为跨国公司在乌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扩张做出贡献。在智利和秘鲁帝国国家的经济部门巩固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
第三个部分是军工复合体与另外两个部分不同，它将对古巴的外交—政治的变化与一项非常富有侵略性的在委内瑞拉制造政治不稳定旨在“改变政权”（政变）的战略相结合。
帝国国家的派别各不相同和它们的方针的对立反映了在拉丁美洲建设帝国的利益的复杂性，在表面上出现政治上矛盾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中东就不那么明显，在那里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力控制着帝国政策的提出。
比如，在哥伦比亚军事基地和反起义的行动（军国主义派别的优先事项）的增加伴随着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桑托斯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的和平谈判（跨国公司部分的优先事项）。
恢复帝国在阿根廷的统治意味着：1，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负责人、新自由主义分子毛里希奥·马克里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2，支持亲帝国的媒体《号角报》对付将媒体的垄断分散的立法；3，利用与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相勾结的前检察官阿尔贝托·尼斯曼的死亡使基什内尔·费尔南德斯政府威信扫地；4，在纽约支持投机的投资基金（秃鹰基金）以便要求支付夸张的利息，依靠受到质疑的司法决议封锁阿根廷进入国际市场。
帝国国家的军工部门和跨国公司一致支持一项有多个目标的选举的和政变的战略。该战略寻求恢复由美国控制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政权。
过去十年避免恢复帝国的权力的可能性现在正好相反。原料价格的下跌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削弱了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的衰落是中—左政府新采取的政策的结果，加强了右派在帝国国家的支持下的抗议和运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影响到拉丁美洲市场多样化的战略。国内阶级力量的平衡向右转移，向美国在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巴拉圭的顺从者转移。
关于在拉丁美洲帝国建设的理论思考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帝国建设是一个周期性的进程，反映着政治权力和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出现的变化：“无视”帝国国家的力量和因素以及资本积累的趋势。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不简单地取决于“市场的”客观力量，因为在这些力量之下“市场”起作用，在阶级斗争的限制之内运行。
帝国国家行动的中心事件是在中东长期的领土战争，这没有出现在拉丁美洲。推动美国帝国国家的政策的事情是寻求资源（农业—矿业）、劳动力（自我帐户低收入的职员）和市场（6亿消费者的规模和购买力）。在帝国的扩张后面是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利用有优势的地缘战略地位的时候—加勒比、中美洲和南美洲更加靠近美国—是经济的目标而不是军事的目标占主导地位。
但是，帝国国家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派别无视这些经济理由，故意选择考虑到其他优先事项的行动：控制石油的生产地区，破坏国家或伊斯兰运动，或简单地消灭反对帝国主义的对手。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派别考虑对以色列的“利益”（它在中东军事优势地位）来说，更重要的是确保美国在拉丁美洲经济的优势地位。如果我们分析帝国为了政治目标利用国家的资源优先地位的话，这件事情是看得很清楚的。
甚至如果我们请注意到“国家安全”的目标，会将其诠释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保障帝国国家领土的安全，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打击，这些国家由伊斯兰恐怖的意识形态推动，大规模暗杀、数百万穆斯林的背井离乡的结果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相互的恐怖主义。美国反对平民的“全面战争”引起了伊斯兰分子针对西方公民的攻击。
经济帝国主义所指向的拉丁美洲国家比起美国军国主义者眼中的中东国家交战的更少。一项成本/利润的分析表明军国主义的战略绝对“不合理的”特性。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推动帝国国家政策的负责人个人的组成和具体利益的话，我们看到存在着某些事情如同是一种邪恶的“合理性”。军国主义者保卫成本高昂和没完没了的战争的“合理性”，利用成为“石油之门”的主人的优势，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以色列实现在地区更大的权力。
虽然在一个多世纪里，拉丁美洲曾曾帝国经济征服的优先目标，在21世纪它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对中东有利。
苏联的消失和中国的转变
美国帝国走向成功的扩张最大的推动力不是“为了权力的战争”，也不是军事入侵。帝国实现它最大的增长和征服靠的是顺从的政治领导人的帮助，靠前苏联、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和高加索附属国家和组织的帮助。美国和欧盟进行的大范围和长期的政治和金融渗透战略成功地为俄罗斯和苏联集体主义政权的倒台和附属国家的出现做出了贡献。这些国家很快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配，加入欧盟。波恩呑并了东德，统治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其他中欧国家的市场。美国和伦敦的金融家们与俄罗斯—以色列黑社会的寡头合作，共同行动以便实施掠夺资源、工业、不动产和养老基金。欧盟利用了进口的数千万高素质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或是剥夺他们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国家的福利，在自己的国家利用他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由叶利钦政权担保的“邀请的帝国主义”很轻易地占有俄罗斯的财富。原华沙条约的军事力量在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帝国战争中开始组成一个外国军团。它们的军事设施变成包围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场。
美国帝国征服东部建立了一个“单极世界”，在这里华盛顿做出决定和战略的负责人相信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他们可以进行干涉而不受惩罚。
美国世界帝国的范围和深度因中国的变化而扩大了，这个国家的政府邀请美国和欧盟的跨国公司赶往中国，剥削那里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帝国的扩张加强了它“无限的权力”的感觉，鼓励美国的统治者行使上述权力反对任何对手或竞争者。
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将它的军事基地设到俄罗斯的边界。美国的跨国公司加强了它们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地位。美国在拉丁美洲顺从的政权使国家的经济解体，将5000多个赚钱的战略部门的公共企业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所有的部门都受到影响：自然资源、运输、电信和金融。
整个90年代，美国通过政治渗透和军事力量的战略继续扩张。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进行一场反对伊拉克的战争。克林顿轰炸南斯拉夫，德国和欧盟联合美国以便将南斯拉夫分为“微型—国家”。
关键的2000年：帝国的顶峰和衰落
1989年到1999年间帝国迅速和广泛的扩张进程，轻易的征服和同时进行的掠夺为美国帝国的衰落创造了条件。
对俄罗斯的掠夺和贫困化导致出现一位新的领袖人物普京总统，他决定重建国家和经济，结束屈从。
中国的领导人利用其依靠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以便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出口型经济，推动有活力的国家公共—私人工业复合体的增长。得益于过分松驰的调控而繁荣起来的帝国金融中心破产了。帝国的国内基础发生动摇。帝国战争的机器必须与金融部门竞争预算拨款和联邦的补贴。
容易的增长导致帝国的过分扩张。在全世界冲突的地区成倍增加，面对轰炸和侵略造成的破坏这是不满和敌视的反映。那些与帝国密切合作顺从的统治者的权力被削弱。世界的帝国超出了美国满意地控制它新的附属国的能力。前哨的殖民点要求运去新的军队和武器，注入新的资金，而这个时候国内要求削减和重新部署抵消了上述要求。
所有最近除欧洲之外的征服都是非常昂贵的。不可占用和不受惩罚的感觉使帝国的设计者们过高估计他们的扩张、保持控制和阻止不可避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抵抗的能力。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附属国的危机和停滞加速。反对帝国主义和叛乱从委内瑞拉（1999年）扩大到阿根廷（2000年）、厄瓜多尔（2000--2005年）和玻利维亚（2003—3005年）。在巴西、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出现了中—左政权。由印第安社区和矿业地区组成的群众运动在农村地区获得新的推动。帝国为了保障将一体化集中在美国制定的计划遭到拒绝。代替它的是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多项地区协议的扩大：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在拉丁美洲国内的反叛与中国的经济上升同步。长期的（出口）原料的高潮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帝国的优势地位。在拉丁美洲美国在当地的盟友不多，为了控制中东、亚洲南部和非洲的北部做出了野心过大的承诺。
华盛顿在拉丁美洲失去了它更大的自主权：它支持洪都拉斯和巴拉圭的政变，干涉委内瑞拉（2001年），对古巴的封锁遭到所有政府的谴责，包括那些保守的盟国。
华盛顿注意到保卫一个全球的帝国比建立这个帝国结果不是更简单。在华盛顿的帝国战略家们通过以色列军事优先的棱镜看待中东的战争，无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帝国的军事战略家们过高估计附属国和顺从者的军事能力，美国在有民族抵抗武装活动的国家为它们的统治准备很糟糕。战争、侵略和军事占领增多。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加上也门、索马里、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美国帝国国家的支出大大超出任何从占领的国家财富的转移。
美国国库的数十亿美元被一个巨大的文人和军人的雇佣官僚集团夺走。
征服战争的中心作用破坏了机构的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经济基础，而这对跨国公司能够扎根和赚钱都是必要的。
帝国国家政治--军事领导层抓住帝国的军事战略思想，设计了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以便提出一项长期和多样的卡哇伊的政策，并为其辩解。“对恐怖的战争”的理论为所有地方的任何战争辩解。理论是有“弹性的”，可以适用于每个冲突的地区促成新的军事承诺：阿富汗、利比亚、伊朗和黎巴嫩被指定为战争的地区。全球范围的“恐怖的理论”为多种多样的战争进行辩解，为对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大规模破坏（不是开发）进行辩解。特别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为拷打（阿布格莱布）、集中营（关塔那摩）和任何地方的平民目标（通过无人机）进行辩解。美国军队撤走了，随着抵抗的增加，又再次派兵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特种部队的数千名士兵在很多国家行动，播种混乱和死亡。此外，暴力造成背井离乡、对整个伊斯兰人民的破坏和打上烙印扩大了在巴黎、纽约、伦敦、马德里和哥本哈根等帝国的中心的暴力。帝国国家的恐怖全球化变成了个人的恐惧。
帝国的恐怖造成国家内部的恐怖：帝国以持续的方式正在消灭整个文明，由选出的政治代表和军事当局领导和维护。其次通过一个横向的“国际主义者”的团体立即确认帝国国家恐怖的受害者。
当代帝国主义：现在和未来的前景
为了明白美国帝国主义的前途重要的是总结和和评估经历和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策。
1990年至2015年之间我们观察到美国帝国的建设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的衰落，尽管这个进程不是线性的，可能也不是不能倒转的。
尽管华盛顿对需要重新确定帝国的优先事项以便注意到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说得很多，却收获甚微……奥巴马“转向亚洲”的战略已经具体化为与中国周围的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签署新的军事协议，反映了他没有能力设计将这个国家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恢复了战争，再次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此外还开始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新的战争。很清楚，军国主义部门的优先事项在帝国国家政策的设计中继续是决定性的因素。
帝国的军事发动机在美国支持乌克兰政变和随后资助和武装基辅的委员会的干涉中更加明显。帝国在乌克兰的攻势和将其纳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成为一次现行的军事侵略：扩展美国的基地、设施和军事演习直到俄罗斯的边界，同时将经济制裁强加于俄罗斯，这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帝国的建设继续将军事扩张放在优先地位，甚至以西方帝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为代价。
美国和欧盟轰炸利比亚摧毁了帝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卡扎菲政府之间繁荣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北约的空中打击破坏了利比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将这个国家变成一块被对立的部族、团伙、恐怖分子和武装的暴力侵占的土地。
最近半个世纪，帝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和战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从1975年到1990年的时期，跨国公司发挥了中心的作用，标明帝国国家政策的方向：利用亚洲的市场，与中国谈判市场的开放，推动和帮助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军人和文人政府，在俄罗斯、东欧、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和资助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府。甚至在帝国国家采取军事干涉的情况下，如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轰炸创造了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在经济上的机会。老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通过与萨达姆·侯塞因达成“食品换石油”的计划支持美国的石油利益。
克林顿政府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分裂的结果出现的微型国家推动建立自由贸易的政府。
但是，帝国国家的领导地位和政策从90年代末起发生急剧的变化。克林顿总统的帝国国家由跨国公司原来的代表、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和最近上升的知名军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
结果采取一项混杂的政策，帝国国家在欧洲原共产党国家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下积极推动跨国公司的机会，扩大了跨国公司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同时在索马里、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实施破坏性的军事干涉。
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力量的平衡”发生急剧变化，倾向于支持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阶层，从2001年9月11日起：对纽约和华盛顿虚假的来源可疑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摧毁被用来加强控制帝国国家庞大机器的军国主义者。作为9月11日袭击的结果，帝国国家的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阶层让跨国公司的利益服从于它全面战争的战略。他们实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占领和破坏这两个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而不是利用来扩张跨国公司）。美国的殖民制度拆散了伊拉克国家（而不是重组这个国家以满足跨国公司的需要）。对数百万高素质的专业工、管理人员、军队和警察的成员的暗杀和强制移民使任何经济的恢复瘫痪（而不是利用他们服务于殖民国家和跨国公司）。
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在帝国国家的巨大影响力引起在政治、方针、优先事项和美国帝国主义做法上的重大变化。“全球反对恐怖的战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跨国公司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理论。
持久的战争（“恐怖分子”没有限定于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取代了有限的战争和为了开辟市场的干涉或建立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利的政权。
在中东、亚洲南部和非洲北部针对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及其他地方的殖民扩张的伊斯兰国家的战争开始占据帝国国家活动的中心，取代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开发经济机会的战略。
帝国建设新的军国主义的观念意味着支出数万亿美元，没有注意到也不关注私人资本的利润。相反，在跨国公司的霸权之下，帝国国家进行干涉以便保障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转让，跨国公司的利润从军事征服支出超过的部分得到补偿。帝国国家军国主义的形成允许掠夺美国的国库，以便为其行动提供资金，为合伙的腐败的殖民军队、私人“军事承包商”和负责采购的美国美国军事官员支出巨额军费。
过去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扩张通过支付直接税和来自贸易的收入以及原料的加工为美国国库创造利润。
最近15年跨国公司最稳定和最多的利润来自军事化的帝国国家参与最少的地区和国家：中国、拉丁美洲和欧洲。跨国公司获得的利润较少和失去利润发生在帝国国家卷入更多的地区。
“战争的地区”从利比亚扩大到索马里、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乌克兰、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这些地区帝国的跨国公司受到较大的破坏和遗弃。
现在帝国国家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私人军事承包商和美国军事--工业—安全复合体。在国外国家的主要受益者包括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另一方面，约旦、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顺从的统治者在帐户上保留了离岸的数百亿美元。
在“非国家的”受益者中间有争夺权力的雇佣军的军队。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和乌克兰在自称的“非政府”组织中也有数万合伙人受益。
成本—利润的分析或在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国家保护下帝国的建设
为了评估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在帝国的统治，15年的时间足够了。
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实现将它们的帝国扩大到东欧、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没有放一枪一弹。这些国家被变成欧盟的附属国，它们的市场被征服，它们的工业被非国有化。它们的武装力量被聘用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雇佣军。西德呑并了东德。有素质的廉价劳动力、移民和失业者增加了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的利润。俄罗斯在1991年到2001年被暂时缩为附属国。生活水平飞速下降，福利国家的计划减少了。死亡率上升，阶级的不平等扩大了，成千上万的富翁占有公共资源，与帝国的跨国公司一起参与对经济的掠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和领导人被镇压或撤换。相反，帝国的军事扩张从21世纪以来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失败。“在阿富汗的战争”结果夺去了很多生命和资金，造成一种可耻的撤退，留下的是一个软弱的傀儡政府和一支不可信的雇佣军。这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是它最大的失败之一。最后，伊斯兰—民族主义—所谓“塔利班”和部族-宗教反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盟友的抵抗运动控制着农村地区，不断地攻击城市，准备夺取政权。
帝国国家对伊拉克的战争、侵略和十年的占领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占领推动了部族--宗教的战争。复兴社会党的军官和职业军人联合伊斯兰—民族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抵抗运动（EIIL），打败了在第二个十年战争期间由帝国支持的什叶派雇佣军。帝国国家被迫再次进入这个国家，直接参加一场长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成本上升到1万亿美元以上。阻碍了石油的开发，美国财政部拨款数百亿美元来支持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美国帝国国家和欧盟与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一起，资助伊斯兰雇佣军民兵以便入侵叙利亚和打败巴沙尔·阿萨德民族主义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政府。帝国的战争为伊斯兰—复兴社会党（EIIL）的力量扩大到叙利亚打开了大门。库尔德人和其他的武装团体抢占领土和肢解国家。在近五年的战争和军事成本日益增加以后，美国和欧盟的跨国公司被排除在叙利亚市场之外。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反对黎巴嫩造成真主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抵抗的实力增强。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现在成为对美国、欧盟、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轴心一个严肃的选择。
美国制裁伊朗的政策没有能够削弱民族主义的政权，相反减少了美国和欧盟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机会，以及出口美国制造商品的跨国公司的经济机会。中国占据了它们的位置。
美国和欧盟对黎巴嫩的侵略破坏了经济，造成跨国公司投资和出口中断的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帝国通过“为了权力的政变”在基辅掌握了政权，这引起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武装民兵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叛，摧毁了乌克兰的经济。
总之，帝国国家军事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控制导致长期和成本高昂和不可能获胜和战争，削弱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市场和投资计划。军国主义缩小了帝国经济的存在，引起民众越来越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逃脱帝国控制没路可走、不稳定和混乱的国家的名单增加了。
经济帝国主义继续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得到利润，尽管将帝国家强有力军事化的帝国战争和经济制裁在其他地方实施。
但是，由美国的军国主义者在乌克兰掌握政权和制裁俄罗斯损害了欧盟在俄罗斯赚钱的贸易和投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美国的监护下，乌克兰已经变成为一种处于坡产边缘和债台高筑的经济，由有盗窃癖的官僚领导，完全依赖国外的贷款和军事干涉。
在把对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的制裁与冲突放在首位的时候，军事化的帝国国家没有实现深化和扩大它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对东欧政治和经济上的征服已经失去重要性。在中东、非洲北部和高加索持久的战争的失败降低了帝国国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推进帝国建设的能力。
财富的丧失和持久战争的国内成本破坏了帝国建设的选举基础。只有一种帝国国家构成的急剧变化和重新安排它的优先事项以便将经济提高和经济扩张放在中心的位置，才可能阻止现在帝国的下滑。危险在于如果军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在失败的战争中进行干涉，可能使赌注上升，滑向一次核对抗：一个核灰烬中间的帝国！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