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是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是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起点和先导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反霸也是万隆精神的实质所在。而不合理的旧国际秩序就来源于美国“一超独大”的“霸权主义”
●对中国来说，构筑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就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力度，牢固树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意识
讨论嘉宾：
安惠侯 中国驻埃及前大使
刘新生 中国驻文莱前大使
谷源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研究所所长
安维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
万隆会议是国际新秩序的起点和先导
刘新生：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因此又被人们称为“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有29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另有5个国家派代表列席。这次会议的成员代表了占世界面积1/4、人口2/3的国家的人民，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举办，并且没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后，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新兴力量，而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安惠侯：这次会议达成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主旨就是反帝、反殖，反对强权;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强调团结合作、和平发展，即人们提倡的“万隆精神”。
谷源洋：万隆会议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的某些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万隆精神”所提倡的很多原则却在今天依然适用。说到“万隆精神”的精髓，我认为下面的表述也都可以，譬如，万隆精神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是“求同互助”的精神。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角度，也可以把万隆精神表述为“破旧立新的精神”，因为万隆会议本身就是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起点和先导。
刘新生：万隆会议为维护亚非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它提供了相同或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正确指导原则;指明了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了南南合作和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亚非会议是战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安惠侯：会议召开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的概念，就是说在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又崛起了一个“第三世界”，而这个世界处于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过程之中，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个“第三世界”后来又形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而这股新的力量必然面对发展的新课题。可以说，这次会议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安维华：万隆会议使新兴国家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但同时也为弘扬民族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一方面弘扬了当时新兴国家反帝、反殖这一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同时又防止了可能产生和出现的新兴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和内讧等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总的来说，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扬弃，也是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指引，指明了民族主义思潮该向哪些方面发展。这是万隆精神为什么影响那么广泛，到现在看起来还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隆精神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谷源洋：万隆会议所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虽说是政治问题，但也涉及到经济问题，它通过的经济合作决议，明确地提出了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领域应该怎么办。可以说，万隆精神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安维华：我觉得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首先就表现在这个行为准则的制定权上。万隆精神恰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这种权利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原则。
安惠侯：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我觉得首先应坚持万隆精神，坚持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
谷源洋：至于什么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标准，我认为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其基本内涵的阐述是十分透彻和清楚的。归结起来就是4个“应和不应”：一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二是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三是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四是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4个“应和不应”实际就是对万隆精神的弘扬。
当然，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所要求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也不能反过来，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发达国家不利。新的国际秩序应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要求。
霸权主义依然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挑战
安惠侯：在谈到万隆精神的时候，有些学者会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反霸”。万隆会议、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发展中国家等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同样的道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挑战来自何方?挑战就来自于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过时了，但以“单边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我觉得反帝、反殖继承下来就是要反霸，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安维华：提到霸权主义，有些美国人不高兴，甚至恼火。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你们不要一张嘴就讲霸权主义。”现在，殖民体系确实已经解体了，发展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霸权主义依然存在。
从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讲，美国实际上就是在对中国进行遏制，不让欧洲卖武器给我们，凡是沾上高新技术的贸易就要刹车……美国在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目前，国际关系的现实就是，谁跟这个“老大”攀的关系近，谁就吃香的、喝辣的;谁跟这个“老大”闹翻了，谁就没有好处，不是军事进攻，就是政治颠覆。这就是国际旧秩序。
安惠侯：我非常同意安教授的观点。谈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挑战，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确，为什么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其实就是要铲除威胁世界和平、阻碍世界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环境。
苏联解体后，大国之间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小了，但是一些国家因为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边界问题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多了。但这都不是影响整个世界格局、世界和平的问题。“9·11”事件以后，美国提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但美国这样讲有它的目的，美国是要打着反恐的旗号“谋霸”。
实际上，不合理的旧国际秩序就来源于美国“一超独大”的“霸权主义”。只有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不顾国际法，不顾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绕开联合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武力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实施军事占领。只有美国可以公开资助主权国家的反对派，制造形形色色的所谓“颜色革命”，颠覆合法政府。美国是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动荡、危机的总根源，是对各国独立、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是建立国际新秩序面临的主要挑战。
谷源洋：国际秩序无非包括四个层面：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和安全秩序。我们之所以说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除了现存的美国霸权以外，还因为它主要维护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些国家不想对旧秩序“动大手术”。
当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标和要求不尽相同，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因此，自万隆会议以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没有撼动旧秩序的根基。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也不应该放弃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和要求。
安惠侯：的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弊端的受害者，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态度最为积极，要求最为迫切，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利益差别、意见分歧，从这一点上讲，建立国际新秩序，更要本着万隆精神中求同存异的原则加以处理。
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
安惠侯：谈到万隆会议确实不能不谈谈中国。当时，中国虽然不是发起国，但接到邀请之后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重要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发展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谷源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仍应继续坚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
这面旗帜不能丢、不能倒。
中国的发展是不争的现实，这可以视为是历史的复归。但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应改变、不应触动国际秩序，要是触及了，美国会不干、日本会不干，其他发达国家会不干。这种说法完全不可取，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与要求逐步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并不对立和矛盾。
刘新生：对中国来说，在构筑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就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力度，牢固树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因为发展中国家是构筑国际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有160多个，占有世界70%的土地，80%的人口，拥有丰富的资源，在地理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进一步加深认识。发展中国家是我们重要的同盟军，是我们制衡超级大国的重要牵制力量，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工作力度的同时，还应该敢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和适当增加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大力主张和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成为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一极，强调“多种力量和谐并存”，而不是“大国制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
另外，中国应重点做好“四类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一类是发展中的大国(印度、印尼、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等);一类是发展中的周边国家;一类是发展中的资源国家;一类是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在具体操作上，中国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同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二是积极发展同它们的经济合作;三是建立与强化同它们的对话磋商机制;四是通过首脑外交，做好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工作。
安惠侯：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光靠发展中国家努力是不可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开展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既有利益冲突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发达国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发展和繁荣继续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上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利益交汇的一面，可以通过对话，推动发达国家也参与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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