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1月4日议会中期选举前的战争行动，不论在伊拉克或是在叙利亚，根据公开宣布的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但是在这些行动背后的战略计划是要推翻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同时加紧包围伊朗和俄罗斯。
土耳其和它致命的博弈
美国的这项政策得到同谋沙特阿拉伯、海湾君主国、约旦和某些欧洲大国的支持，在中东地区死亡的人数剧增，受到破坏和不稳定，有更多的角色加入，可能使冲突溢出“伊斯兰国”活动的地区。正扩大到地中海的整个东部，马格里布甚至波斯湾地区。已经形成一种紧张的气氛，对土耳其政府面对“伊斯兰国”在科巴尼（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首府，由民主联盟党统治）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作为的指控增加。
美国历届政府在第三国的干涉不是偶然的
从去年9月16日起被“伊斯兰国”包围的科巴尼的斗争意味着数万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逃离，因为数万名难民出现在土耳其—叙利亚边界两侧，可能出现另一次人道主义危机。一些人想逃离冲突地区，另一些人想保护他们的人和打击“伊斯兰国”，进入叙利亚领土。这些愿望遭到土耳其军队的镇压，土耳其利用“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力量的软弱，它们被认为是埃尔多安政权的敌人和库尔德劳动党的盟友，坚持与安卡拉发生流血冲突，该党的最高领导人阿卜杜拉·奥卡兰因恐怖主义和武装分裂主义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被关在狱中。
库尔德民兵反对“伊斯兰国”的战斗增加，美国和某些阿拉伯盟国如约旦、阿联酋和卡塔尔对塔克菲里阵地的轰炸表明冲突的规模扩大了，在这里土耳其已经指出它将在反对“伊斯兰国”的正面战斗中行动，只要和当向它保证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从那时起它不再行动，保持被动，让塔克菲里民兵打击科巴尼的平民百姓。对土耳其从来说，“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传统主义比大马士革更加敌对，根据这一逻辑，最好是让两者血拼，以削弱库尔德的力量。
面对土耳其政府的表现，分析人士纳萨宁·阿马尼安指出，这种不作为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它自己在本地区的政治和战略利益：面对民主联盟党甚至美国进行干涉以拯救科巴尼的要求，安卡拉提出下列条件：民主联盟党放弃它自决的思想，放弃库尔德工人党。加入推翻巴沙尔·阿萨德的斗争。让民众保护机构—民主联盟党的武装臂膀—加入叙利亚自由军。允许土耳其的军队管理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安全，控制人员的出入境，这样可建立第二个加沙。埃尔多安这样做的意图是让民主联盟党放弃它的要求，破坏叙利亚的库尔德工人党，这样在与阿纳托利亚左派的谈判中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土耳其劝诱库尔德工人党—民主联盟党政治上自杀。所有这些建议对这位土耳其元首能够继续支持他创造的“伊斯兰国”是没有结果的，最纯粹的奥托曼特种力量的风格在它的道路上摧毁整个民众。
作为在中东的补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欧亚阵线”，奥巴马政府加紧发出它反对俄罗斯的信号，美国指控莫斯科政府对因乌克兰东南部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使基辅政府不稳定的形势负有责任。在这一怪罪之下，美国实施旧的包围普京政府的梦想，为的是实现它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领导前苏联共和国欧化的进程，世界的这个地区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巨大储备。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表现，莫斯科强硬地做出回应，按照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伊·拉夫罗夫的说法，指出乌克兰的危机被华盛顿利用作为在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中的一个刺激，目的是在欧洲—大西洋的空间将它的领导地位强加于人。美国试图以它的声明和行动“将俄罗斯放到它的位置上”。
关于反对“伊斯兰国”的斗争问题，俄罗斯外长强调“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将是德黑兰和大马士革的盟友，在举行为了叙利亚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时我们这样向我们的欧洲同事评论过，伊朗没受到邀请，关于伊拉克的一次会议也是这样，也拒绝叙利亚参加会议。没有这两个国家在本地区不可能建立和平。客观地说，无论是伊朗还是叙利亚，它们都是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的盟友。我们将继续帮助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包括有武装的恐怖主义”。
美国和它的盟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行动坚持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敌视和制造不稳定的政策。根据奥巴马在去年9月10日对全国发表的演说和后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提出的论据，将打击“伊斯兰国”的犯罪，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表现。这是美国在国际上惯于提出的政策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决定。面对现实的或“制造的”敌人以此造成团结，以这种方式提高形象，不仅是美国总统的形象，也提高他的政党的形象，试图以这种方式在参议院取得优势，获得多数，从而不会质疑在其政府期间实施的政策。
这是一种国内的博弈，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给数万人造成悲剧，在那里美国的对外政策以死亡和破坏来表现。美国历届政府对第三国的干涉不是偶然的，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干涉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或是通过奥巴马“从背后领导”的战略，都是美国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很清楚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新的全球战略框架内一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昨天的敌人今天不是同样的敌人。但是用同样的狂暴攻击他们。
从“流氓政权”到“伊斯兰国”
直到冷战结束，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一直在关注他们命名的第三世界的“流氓政权”（“下贱的政权”或“流氓国家”）--这是美国有“创造性的”政治家们起的名字—对它们发出的威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军事专家以假设的表现警告美国政府，这可能将“可比较的大国竞争者”（竞争对手）的出现摆在眼前，也就是说一个有足够力量的国家在不同的领域能够与美国叫板，不仅是在军事领域，打败美国的可能性几乎是同样存在的。
罕布什尔学院国际关系教授、经典的《美国新的军事战略》论文的米歇尔·克拉雷在2000年初指出，这个竞争者还不存在—尽管可以看到中国或俄罗斯的名字—但是它们出现的偶然性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前景。在这个领域官方的政策已经改变，因为如果说到乔治·W.布什政府末期重要的事情是保持一支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同时应对“两大地区冲突”并且获胜：一场冲突在波斯湾（特别明确地反对伊朗），另一场冲突在亚洲（反对朝鲜），今天新的敌人增加了，伊朗和朝鲜继续被认为是华盛顿的目标和和统治战略的敌人，但是现在增加了新的名字，特别是在利比亚卡扎菲被推翻以后。
克拉雷提出的官方立场随着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而改变，由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开始倾向于不同的场景。比如，为了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原料与莫斯科的冲突；为了保障在中国海的航海自由，是一场反对北京的战争—根据美国和它的伙伴日本和韩国理解的自由。航行自由隐藏着更大的目标：限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中国正在这样做，从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走向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在这个范围、经济和军事的争夺花费巨额资金，为了在衰退的经济条件下实施一项政治军事战略，奥巴马政府已经将军费开支提高到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的的国防预算只有1000亿美元）。几年前《挑战》杂志的社长罗尼·本·埃弗拉特就认为，在美国的经济条件下，华盛顿的防务预算反映一种威胁性的“合成”，因为这种军事实力与经济危机的结合是特别危险的。它导致强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军事问题。这是法西斯主义造成的混合物。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交叉点。
华尔街的胜利注视着世界的市场将面向美国的公司开放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能够和贝拉克·奥巴马一起生活吗？或者补充问，世界能够和奥巴马及他的欧洲伙伴一起生活吗？这些欧洲伙伴准备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指挥的地方进行干涉。能够与海湾的君主国和它们建立的塔克菲里斯一起生活吗？能够与以色列和它对巴勒斯坦的侵略等一起生活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遭受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难在它确定安排道路的时刻从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其中军事冒险利用军工复合体作为发展的发动机。如果我们考虑到最近25年（从老布什侵略伊拉克以来）美国的纯外债是四分之一世纪巨大开支特别是防务支出和贸易赤字的积累，到2014外债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也就是3万亿美元。美国曾经在利比亚、埃及、伊拉克（包括第二次）、叙利亚、阿富汗进行军事冒险，一次新的军事冒险不论是在波斯湾或是在远东，将不同于美国90年代初打击伊拉克时的情况。现在面临的抉择是靠得到更多的能源资源和影响力是否更坚强，或是美国必须阻止俄罗斯大国的重现和中国在全球的雄心。
华尔街的胜利注视着世界的市场将面向美国的公司开放，收获已经消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红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参与为美国的房地产商、能源企业和军工复合体创造了数额庞大的交易。今天只有它无条件的伙伴英国和以色列似乎还愿意陪伴其战争的渴望，法国在更低程度上有某些参与，以及受到破坏的海湾君主国的义务。28个国家的欧洲对参与华盛顿的冒险越来越抵触。拉丁美洲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冒险，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不仅作为叙利亚的盟友，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面对所谓的多国干涉行使自己的否决权。
甚至有迹象表明联合国本身也对美国和它的伙伴的行动方式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从这种前景看，看来很清楚，种下风的人将收获风暴。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历届政府的行为已经让我们的世界遭受战争之风的后果，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受伤，多个国家以及它们发展的可能性受到破坏。这些战争之风达到了飓风的级别，其邪恶的目的是满足企业家、政治家和与致命的团伙有联系的军人的贪婪和利益，他们从战争和人类的牺牲中获利。在他们的年度总结中死亡和贫困只是装入他们的口袋的财产和一般由其他人支付的义务。
我们曾经指出，奥巴马政府在在装备升级中已经失败，美国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全面的军事霸权。2014年美国的防务支出将达到600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不是想变成全球的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统治世界包括太空，没有任何逻辑解释这个水平的防务支出，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时代提出战略防务措施起，这就是美国很清楚的梦想。
上面提到的数字还不包括拨给中央情报局的预算，从官方和保守的来源都认为这是为它的隐蔽活动提供资金。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数据，2014财政年度情报机构的总预算提高到约500亿美元，当然不包括来自中央情报局拥有的掩护企业和掩护者金库的大量收入，不包括来自在阿富汗贩毒的收入，或是从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作战地区走私石油的收入，在那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腐败的领导人和“伊斯兰国”本身将偷来的石油在土耳其、约旦甚至在欧洲市场上卖给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
邪恶轴心：一个经常实践的旧观念
2002年1月为布什撰写演说的作家米歇尔·格尔森和戴维·弗鲁姆提出了所谓被称为“邪恶轴心”思想，它包括伊朗、利比亚、伊拉克和朝鲜。这种分类是相当矛盾的，因为它指的是在中程和远程导弹领域的生产和技术转让，某些其他的战争计划，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很困难。依靠这种想法，华盛顿似乎达到了一种很好的辩解，以便继续实施拉姆斯菲尔德的反导防御计划，因而有利于申请大量增加防务经费，这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受到更多批评的特点之一：操纵一成不变的视角。
这个“邪恶轴心”恢复了在克林顿时期提出的关于“流氓国家”的视角（曾遭到普遍的批评），为“令人担忧的国家”迈出步伐，这是被克林顿接受的在关于对外战略的辩论中更多思考的评价，包括实施封锁和禁运，可能取代“建设性的承诺”的政策。因此，将伊朗放在一个威胁美国的位置上，其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而且在考虑到德黑兰政府一直在采取的对话和开放，特别是在它的核计划问题上的步骤显得荒谬，在美国首都由于犹太人院外集团通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而名声不好。
如果某人接受了美国分析人士创造的称呼、标准或其他的意识形态的胡诌，愿意接受这种旧的“邪恶轴心”的名称作为现在的名称，结果是可笑的，在这个框架内根据美国的逻辑，沙特阿拉伯不是这个“有创造才能的”陈旧提法的组成部分，尽管众所周知它是世界上支持塔克菲里斯团伙包括“伊斯兰国”的国家。美国的行动是一个极端简单过于粗笨的政策的类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失去理智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美国在“从幕后领导”的框架下采取另一类行动，引发所谓的“阿拉伯的春天”，随后是所谓的“颜色革命”，这一切都是对被认为是敌视美国的政府制造不稳定或是为了与美国经济利益有联系的目标战略的组成部分。关于媒体所说的所谓“阿拉伯春天”的情况，它是西方的政府制造的，在使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托辞下得到支持和资助，随之扩大，隐藏着打败（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目的，包围伊朗，顺便开始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制造不稳定。这些指控不仅是一种愚弄，而且是在非法的目标之下启动美国战争机器一种粗俗的方式。这是一个几乎是惯例的进程的组成部分。集中关注世界上特定的地区—贫穷的、坏透了的独裁（一般安置在那里并得到美国人自己的支持），然后将它们说成是坏事的最高表现。
英国有名望的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在意大利都林大学的演说中评价美国时指出，“年初我被做了癌症手术。手术和它的后果带给我一场恶梦，我感到不能在没完没了和很深的大洋水中游泳，但是我没有被淹死，我很高兴还活着。但是我知道从个人的恶梦中醒来却陷入了一个非常公开的更为屈从的恶梦—这是一种癔病、无知、傲慢、愚蠢和美国交战状态的恶梦；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反对世界其他国家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公开的恶梦向我们表明美国政府是一头渴望鲜血的野兽，它在全世界制造新的战争场景，加紧已保持多年的战争局面。炸弹是它唯一的词汇，除非世界将团结、智力、价值和意志联合起来，以便抵抗美国的权力，世界本身就值得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宣言：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疾病”。（魏文编译）
（摘译自南方电视台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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