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4年8月美国弗格森市枪击案引发的骚乱之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又于今年4月下旬爆发大规模骚乱。美国接二连三爆发警民对抗的大规模骚乱，其原因何在?近期，多家海外媒体指出，造成这一现实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同种族在经济领域的巨大鸿沟。
黑白对立是“深刻的现实”
与弗格森市不同，巴尔的摩市所在的马里兰州是美国最为富庶的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马里兰州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估值达到了7.2483万美元，为全美国各州最高。作为马里兰州最大城市的巴尔的摩坐拥美丽的海岸和天然良港，自然条件优越，城市经济发展起步早，同时市内又拥有诸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这样享誉全球的高等学府。按理说，巴尔的摩应该是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膏腴之地，但这片土地早已埋藏着不平静的种子。早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巴尔的摩发生了大规模暴动，当时马里兰州的国民警卫队和警方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时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不得不调动联邦军队才平息了暴动。47年以后，同样是4月，骚乱再次出现在这个城市，导火索依旧是一位非洲裔人士的猝然去世。只不过这次的逝者从马丁·路德·金变成了25岁青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近年来，白人警察枪杀非洲裔青年的事件不断，每一次都引发地区的抗议活动。此次巴尔的摩事件距上一次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居民沃特·斯考特(Walter Scott)被警察射杀一案仅仅数日。在4月27日的葬礼上，一名发表讲话的非洲裔牧师称“一定要有人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如果你是出生在美国的非洲裔人群，你的生命始终处于威胁之中”。
非洲裔人群与警察之间的对抗与不信任由来已久。有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非洲裔男子中大约有一半人在23岁前至少遭拘捕一次，2012年美国非洲裔男子遭监禁的几率是白人的6倍。互联网上一份对美国媒体相关报道的统计显示，2012年前3个月，就有18名非洲裔男子被警察或安全人员枪杀，而美国15—19岁非洲裔青年被警察枪杀的几率是同龄白人男子的21倍。总统奥巴马也强调非洲裔人群对警察的不信任是“深刻的现实”，而对于多起案件裁决不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反应”。
少数族裔的贫困长期被忽略
死者格雷生活的斯丹顿—温彻斯特(Sandtown-Winchester)社区一直以贫困、毒品泛滥和暴力犯罪而在当地“闻名”。该社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估值低于美国的贫困线。此外，该社区还存在着大量失去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巴尔的摩市西部不少地方的非洲裔社区长期处于马里兰州富庶光芒的阴影之下。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梁茂信向记者介绍，“二战爆发以后，由于工业企业劳动力的短缺，许多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城市寻求工作。然而，随着二战以后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的快速进行，不少城市的中心区越来越呈现出衰败之势。非洲裔人士因经济条件限制大多无法如白人那样迁往郊区。因此，美国不少大城市形成了所谓‘黑人区’，贫困、治安水平低和犯罪率高成为这些社区的关键词。”
巴尔的摩全市整体失业率为20%，马里兰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从巴尔的摩第一次暴动的1960年代末到2010年，该市非洲裔公民的就业率从75%降低到了57%，也就是说，几乎每两名非洲裔人士中就有一名没有工作。就业领域的差距导致不同族裔的经济收入差距也加大。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巴尔的摩市白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估值为60550美元，而非洲裔家庭仅为33610美元。对此，美国记者乔丹·马尔特(Jordan Malter)在CNN官网财富版撰文提出：“当比较收入、就业、住房、犯罪率和整体健康状况时，巴尔的摩的非洲裔居民和白人居民仿佛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格伦·劳里(Glenn Loury)对本报记者表示，同弗格森市相比，巴尔的摩是以非洲裔人口为主的城市，市长、警察局长和其他很多行政机构的领导者也都是非洲裔。因此，引起这座城市暴乱的不仅有种族歧视和排斥，更重要的是城市少数族裔的贫困。但大量媒体却不怎么提及没有接受教育的非洲裔年轻人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不稳定、单亲家庭让他们无力面对生活的残酷。事实上，这也展现了长期以来从联邦到州到地方政府对城市低收入群体需求的忽视。
劳里强调，以上问题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便骚乱结束了，巴尔的摩街头青年的生活依旧不会改变。而类似骚乱也不会就此在美国结束。在这种政策困境下，愤怒、讽刺和暴力行为都不能解决种族问题，使美国走上种族平等的道路。他认为，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这些问题很难得以解决。
蓝领阶层失望心理带来不稳定
据美国思想进步网(thinkprogress.org)题为《经济衰败为巴尔的摩的愤怒助燃》(The Economic Devastation Fueling the Anger in Baltimore)的文章指出，巴尔的摩乃至整个马里兰州的制造业衰败是长期的进程，但是今年美国房地产资本的无序发展才是摧毁低收入者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破坏美国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
最近几十年，巴尔的摩制造业和航运业的衰落让不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从1950年到1995年，巴尔的摩失去了十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留下来的蓝领阶层逐渐陷入了绝望之中。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新兴的网络工程、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总量不断增加。但新经济的最大受益人是白领阶层而非蓝领阶层，非洲裔普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财富的限制，很难成为白领，因此，他们在最近十几年的新经济时代中一直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于美国奉行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很难从政策上真正地帮扶处于经济弱势的非洲裔及其他少数族裔。
文章认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正是今年美国房地产资本的无序发展。2009年经济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资本处于快速与无序的发展状态之中。不少房地产经纪人一方面以地点不利为由鼓动白人低价出售其位于非洲裔社区附近的房产，然后将其高价卖给非洲裔家庭。而一些银行则为了利益降低贷款资质，只要贷款人承担比正常水平高一些的利率就批准放贷。当经济危机出现时，非洲裔人士与其他低收入阶层就首当其冲，成为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受害者。有学者指出，这种贷款看似把关较松，实际上却是一种掠夺性贷款，较高的房价和较高的贷款利率实质上是一种“住房歧视”(Housing Discrimination)。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资本野蛮生长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房地产危机，低收入阶层立刻陷入赤贫，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了泡影。
诸多弊政集于一时，结果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弗莱彻(Michael A. Fletcher)所言：“巴尔的摩(骚乱)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中诸多因素，值得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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