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中美大国周期性危机的原因、风险和机遇

　　高岩：中美大国周期性危机的原因、风险和机遇——与美国的外部冲突和紧张是清除中国国内美国第五纵队和特洛伊木马的机遇

　　多年来中美两国和两军间周期性地发生危险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冲突，最新的冲突出现在美国对中国在南海领土利益的挑战。建立在实证、自由、开放、科学思维、技术理性诸多基础之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显地驱动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持续发生战略对抗和冲突;关键在于美国战略所维护的美国国家利益和相应的安全战略，明显地世界上其它具有自己独立利益的国家发生零和冲突。中国因此无论作出任何与美国努力维护和平和创建共同利益的努力，只要中国未被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所吞并，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就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对中美冲突风险的低估或高估，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中国必须准确地评估各种中美战争与和平的可能和风险。与处理世界上大多数普通国家的关系不同，在与美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对峙和共处过程中，中国必须逆向思考对美战略;在对美战略中与美国爆发战争可能是中国的机遇，与美国的和平却是中国的风险，反之亦然。

　　作为建立在现代思维理性以及科学理性之上的国家，美国国家的战略思维能力明显高于任何其它处于前科学和前现代化、或尚未达到美国现代化程度的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这样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中国在对美战略中可以通过建立在中国现代化之上的实力战略，以及中国自身现代化而逐步实现的国家理性与内部战略稳定，在与美国战略对峙的过程中，通过最少化自身的错误和缺陷，而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 利益、基本价值和思维差异导致中美战略分歧

　　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之下;因此中国人和美国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发展状态导致了现今中美两国战略中的差别现象。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美两国分别在与对方的战略关系中、表现出来截然不同的宏观和局部战略思维和势态;中国和美国在与对方的战略关系中，分别表现出一种对总体性和局部性平衡和优势的不同追求趋势。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总体强调和平和局部全力与中国对抗、争夺战略和战术优势的逻辑性分裂;是导致具有总体思维观念的中国人在对美关系中经常迷惑的原因之一。

　　在中美战略关系中，中国人始终从整体角度寻求总体平衡，从而在特定的领域牺牲了对局部优势的追求。而美国人则在力求不同对华战略领域全面竞争和对抗优势的同时，牺牲了对华关系的总体性和平衡性。这其中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中国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在全球事务中始终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而美国则在中国周边为了追求自己的特定战略利益，不惜支持中国的敌手对抗中国;获得了局部的军事和安全间接利益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友善。

　　中美两国在相互战略关系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全局与局部把握的不同思维方法;对于中国人而言中美关系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因此一旦中国与美国达成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默契后，中国在对美关系任何细节上都要求服从于中美总体关系，包括在对美国进行战略威慑和对美国亚洲军事存在等问题上的克制。而令中国人十分震惊的是尽管美国多年前就已经公开宣称要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美国政客、军方以及美国情报界始终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敌人，美国从未放弃支持中国的各种敌手对中国进行战略对峙，而在军事领域美国更是直接把中国作为战略假想敌;并在中国周边对中国保持高强度的军事压力。

　　而对中美战略关系中的各种悖论和矛盾，分别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中的大一统、局部和总体关系、整体思维模式与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原子论、实证主义、局部优先和线性思维模式的矛盾和差别。也就是说中国在对美战略关系中会因为总体性而牺牲局部性、以及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必要性，而美国在对华关系则因为不同的国家利益部门的差别，而分别强调局部理性和对策性，却丧失了总体性和公理性。

　　因此尽管中美共同战略利益与战略合作作为总体性的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要求中美双方避免战略对抗，但是美国的军事部门、国务院系统和情报部门以及美国的货币金融和跨国公司，在分别追求自己部门对华关系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都将自己部门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总体性的美国国家利益，更不用说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行为背景。这导致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在对华战略关系上，始终以它们最熟悉的战略威慑和战术对抗为手段，对中国形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尤其是美国军工产业联合体和美国安全情报界，在对华关系上多年来基准行为模式始终是建立在对抗和假想敌的前提上，从而导致中美总体国家和平利益始终受到局部利益集团的严重干扰。

　　任何国家战略都和本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在中美两国战略对抗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深刻感觉到西方科学实证原子论思维模式、与中国式的总体思维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两国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事实上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价值观共同点和公约数、但这些中美战略关系的真正基础始终未能说服中美安全和国防部门，并导致两国安全和战略部门进行全面合作;而这样的合作才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战略基础。

　　二、导致中美关系长期紧张的美国军方和国防部门的隐秘动机——寻找敌人、确保预算

　　周期性进行调整、但本质上雷同，始终指向某一个最重要战略对手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除了主观上用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外，最重要的间接客观效果是年复一年地从美国国家财富中获得重要的财政资源，用于维持一个庞大的美国国家军事利益集团。因此美国国防战略事实上最重要的客观目的之一，是向美国公众解释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美国军队和美国国防军工产业集团需要如此重大的军事预算。而美国四军种和国防部、以及巨大的美国国防军工复合体在解释自己的军事预算和经费需求时，唯一可信的理由就是先树立一个巨大的敌人和对手、以及相应的安全挑战，从而为巨额的国防预算提供可信的理由。

　　因此在美国国内围绕着资源分配的政治博弈中，美国国家敌人和对手的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军工复合体存在，以及不断从美国国家公共资源中拿走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唯一合法理由。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真实目的，除了为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真实的安全保护和对竞争对手的威慑，以及周期性动用军事力量消除敌对力量，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和平时期为美国特定的军事和产业利益集团，包括国防部和各军种在内的军事机构，以及美国军工产业复合体争取美国财政预算拨款;在美国统治阶级秩序里为自己获得最重要的利益份额。这是足以解释为什么现阶段当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军事霸权国家后，美国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基于能力”即以发挥潜在技术和能力导向、而不是以对应假想敌能力为导向的军事力量。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成为现实世界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形成直接威胁后，美国依然不放弃投入重金发展自己的强悍军事力量，以及为什么美国不断的在全球寻找各种潜在的敌人和作战的对象;这一切在客观上都是为了证明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为美国军事利益集团获得美国国家资源中的特定部分。西方民主制度因此在利益集团的主导下最终演变成为行业和集团分利的利益分赃制度，而代价则是由美国公众和全球公众承担。

　　正因为如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获得了全球现代化体系核心地位的霸权国家战略位置之后，美国从来没有放弃持续强化其军事力量、以及寻找外部敌人的国内冲动，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美国国内政治利益分配中找到理由解释。因此在冷战期间、美国全部国家军事力量和安全机构以极大的热情死死盯住前苏联，把前苏联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发展和持续扩大的先决条件。并最终通过长周期的军事竞赛和军事压力，对前苏联国家和安全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塑造和误导，导致前苏联在内外压力下不断积累各种错误，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系统崩溃而土崩瓦解。而在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消除后，美国适时地将为对付前苏联而积累多年的军事力量投入中东，摧毁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阻碍，从而确立了冷战后美国全球军事优势。

　　而冷战胜利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当局又在积极的寻找第二个类似于前苏联的巨大的假想敌，试图重复展开类似的和平时期军备竞赛拖垮对手的战略经验，并保持自己存在的合理前提，这一次美国选择的战略对手是中国。但911事件的爆发破坏了美国传统的敌人选择战略;历史上第一次美国被拖进了一个其从未经历过的中东战场环境，与美国军事力量截然不同的敌人展开一场非常规作战。与美国传统的作战对手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不是面临着敌对国家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为的敌人。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进行的反恐战争作战对象是非国家和非军队组织，甚至不具备任何现代组织结构，但具有由宗教精神支持、具有强悍战斗意志的非常规敌人。这样的敌人是美国国家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机构从未遭遇过的敌人。

　　911之后美国连续打了两次区域性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的敌人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异类;阿富汗战场上的塔利班不是国家，伊拉克战场上的敌人是在伊拉克国家敌人被击败后，在崩溃的国家废墟上出现的非国家性敌人。这些敌人的结构和作战性质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军多年的装备和训练假想敌构想完全不一致，但同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真实的挑战，从而迫使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十多年内，将全部的国家军事力量集中在这些战场。

　　而一旦美国在这些领域完成了初始的作战任务后，美国军事当局面临的新的局势就是寻找新的能够证实自己庞大军事预算和自己存在的潜在敌人和新的威胁。这一次美国又重新聚焦中国，但由于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巨大的和平时期经济利益共同体和金融利益，美国因此无法直接迅速地将战略对峙的矛头指向中国。因此现阶段美国对中国不是直接进行战略对抗，而是首先将战略目标指向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所存在的亚洲地区;因此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本质，就是在中美尚未直接进入敌对关系之前，间接的把美国军事力量逐步投入中国周边地区，并最终指向中国的一种大战略。

　　三、危害中美安全关系的三种主要隐患——利益集团、军事同盟以及突发事件

　　尽管从逻辑和理性上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足以阻碍战争爆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基本价值观，但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的各种大小冲突;而这些冲突通常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中美两国权力部门和社会中特定的利益集团为局部利益争夺而导致的冲突，只不过这些冲突最终都由中美国家机构来承担，因此被认为是中美国家利益冲突。现阶段中美两国在自由民主、平等富裕、和平安全这些涉及到中美两国社会内部所有人最大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都没有任何冲突。

　　中美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是各国内部特定的利益集团、如美国的帝国军事力量集团、军工产业集团，中国的官僚统治集团和产业垄断集团，这些集团代表的暴力性、自私性、寄生性和压迫性，通常会与本集团外的任何人群发生冲突、包括与外部的其它国家合理利益产生冲突。尽管这些特定的局部集团既得利益并不代表着整体性国家利益，但它们却极其危险、是真正威胁中美两国现阶段国家间和平的主要战略威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政客、美国军方、美国情报界以及美国军事科技工业产业集团等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现阶段都分别表现出这种因为局部既得利益而危害中美总体利益的危险趋势。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总体上始终有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美国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战略上始终未能获得巨大的成效，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就在于美国在对华战略中始终没有把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如果说在过去当中国尚未成为世界强国之前美国还有一定的理由把对华战略附属于其它的美国对外战略，但这已经是美国统治精英阶层的短视，因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是历史性和指日可待的。但在21世纪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重要大国并独立自主的执行自己的强国目标，因此超越美国仅仅是时间和可以期待的现实的今天，美国依然没有把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这个美国全球战略已经预示着美国将在对华关系上遭遇重挫，包括引发中美在安全问题上出现危机。

　　现阶段我们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看到的明显战略误区是美国一方面想和中国发展世界两极结构的战略关系，另外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始终持有巨大的怀疑和敌视，始终想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区域发展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因此美国多年来在中国周边发展的围堵战略产生一批诸如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这样的战略盟友，作为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包围的地缘战略支点。而这些美国对华军事盟友出于各种自身的国家利益，又在对华关系上不断制造局部摩擦和紧张，从而存在着将美国拖入并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对华军事危机和冲突中。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同盟，又在中国内部产生了基于民族主义传统的对美敌视情绪。这一点尤其在中美日三国战略三角关系中得到充分展示。

　　只要美国没有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美国全球和亚洲战略的中心，始终自认为是最重要国家、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最重要国家，并且有着极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中国民众，就不可能对美国产生友好和亲切的感情。而尤其是当美国与中国历史性的敌人如日本保持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时，美国在中国遭遇的就是纯粹的中国公众的敌意。因此无论美国如何在中国推广美国式价值观和普世价值，对中国公众而言这些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不可能比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强大。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中国公众从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华关系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日本侵华战争中，通过亲身经历而获得。因此任何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对抗、尤其是与中国历史性敌人结成军事同盟的美国对华战略，在中国都不可能成功。

　　因此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当中国事实上没有任何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动机和战略的前提条件下，美国依然与中国周边的国家保持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和对中国执行事实上的军事围堵。而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任何美国对华战略对中国人都失去可信性;既是这些战略以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的价值观作为先导。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最大错误就是始终未能将对华关系作为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的中心，而是刻意要与中国的各种敌对国家、包括日本发展和强化各种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或尊重中国的利益、与中国发展核心关系，或与中国人民为敌、与日本这样的中国历史性敌人形成战略同盟试图遏制中国。这两种战略选择中没有任何中间选择。当美国在中国周边努力组织和维持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执行对华军事遏制战略时，美国对华战略的敌视和怀疑中国的本质、是任何其它措施和战略都无法改变的。而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维持军事联盟的战略，最终也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带来巨大的风险。

　　在美国军事同盟关系的支撑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将产生的战略思维误区是美国将在它们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介入，保护它们的国家利益，殊不知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尤其是大规模军事冲突，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因此对美国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但这些战略风险对中国同样存在，而对应美国因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而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风险，中国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国家实力战略。

　　四、拒绝对抗是中国对美战略的现象——实力战略、时间战略和清除特洛伊木马也是中国对美战略的考量

　　作为建立在现代思维理性以及科学理性之上的国家，美国国家的战略思维能力明显高于任何其它处于前科学和前现代化、或尚未达到美国现代化程度的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这样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建立在实证、自由、开放、科学思维、科技理性战略基础之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战略所击败;因为美国始终具有全球最好的战略思维。但是中国在对美战略中可以通过建立在中国现代化之上的实力战略，以及中国自身现代化而逐步实现的国家理性与内部战略稳定，在与美国战略对峙的过程中，通过最少化自身的错误和缺陷，而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正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的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泄密事件，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体系和系统出现战略性错误，而给对手带来额外战略优势的具体例证;因此在中美大国战略关系和战略对抗中，中国对美国的最佳战略就是不搞对抗、实力优先、后发制人和最小化自身失误这几组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国家对外战略。而在所有的战略中最重要的则是实力战略;现阶段中国已经位于赶超美国的最后阶段，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的期间、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内逐步超越美国。因此保持中国现有的发展势头是中国对美实力战略的核心，而保持中国的发展势头已经不是对外战略而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

　　前苏联崩溃以后，中国逐步取得了与美国渐渐缩小差距的战略力量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已经全面超越前苏联鼎盛时期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追赶美国并将在中期即10-20年之内在国家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中国事实上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全球体系中唯一具备各种与美国对抗实力基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和国家和平战略，拒绝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从而为自己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现了一个超过30年和平周期的经济增长期;在这个长时段和平周期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长不间断经济增长周期，从而一步步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成为最终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越美国的全球性大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过程中，现阶段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严重威胁，除部分来源于世界体系中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的威胁外，更多直接来源于因美国无形国家力量、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敌对力量长期对中国的和平渗透。现阶段美国在非战争周期对中国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渗透，已经在中国内部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青年一代意识形态和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观念世界的渗透与控制。 这些源于美国的国家力量以非战争的形式从外部渗入到中国内部，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行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就是新型的战争的形式既“颜色革命”的本质。

　　正是从中美战略对抗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的危险事态而言，长期与美国的暧昧关系以及特定的中国国内政治选择，已经使中国内部产生了危险的美国利益代言人和第五纵队，而这一切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甚至要比美国从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更危险;这是政治中的老生常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而一旦中美之间外部军事和安全对抗加剧，中国势必在内部预先清除美国在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第五纵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抗，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矫枉过正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凝聚力的恢复，都有莫大的好处。

　　因此当中美趋向新的紧张周期过程中，我们势必看到美国长期对中国渗透影响、数十年间在中国布局下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社会公众观念的渗透，将在中美关系紧张过程中被压抑和清洗。仅仅这一点的实现，就是中美外部安全和军事紧张而事实上促进的中国国家安全的强化和进步;因此是美国在玩弄对中国战争边缘战略威慑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自我打击。美国从外部对中国进行的安全和军事威胁，直接强化了中国内部清洗美国渗透和美国的第五纵队，因此强化了中国对美的战略优势;这一点美国人将在与中国持续不断的冲突过程、包括在南海危机的过程中，痛彻心扉地领教到——对中国的任何战略和安全压力，最终都是美国自我衰亡和和毁灭的一部分!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