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为斯蒂格利茨4月1日所发文章。他认为美国政府刚刚通过的经济救助计划比原来预想的要好。他强调该方案中给每位年收入小于75000美元的公民发放1200美元的重要性，因为根据美联储的问卷调查，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他认为，方案中禁止美国公司用政府救助资金回购股票是正确的。他进一步建议，政府给陷入困难的大公司的贷款应采取“带有认股权证的可转换债”。斯蒂格利兹此文写于五天前，当时他用的领取失业救助人数的登记数据还是330万，但现在这个数据已经是660万。美国经济危机的迅速发展和应对方案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刚刚通过的联邦法案，是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经济后果所做出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不应将其称为“刺激性”方案。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汇：今日所发生的一切，与2008年不同，2008年经济因金融业问题而面临需求的不足，因此，刺激成为必需。但今天，问题不在于缺乏需求，而在于COVID-19导致的经济塌陷。
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我们有良知的经济学，以保障我们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援助医院，为什么必须有带薪病假。但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出现极端贫困和生活压力，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的公民(否则上述问题必定会出现)并使我们的经济在冠状病毒的传播得到控制后有一个良好的复苏基础。当前美国经济需要的，是让金钱能够迅速流动到恰当的人手中，且需要维系工人与雇主间的关联。
在这一方面，联邦法案明智地力争完善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这一制度是最弱的，包括保险范围(享有福利的工人比例)和补贴率(福利占正常工资的比例)。不出所料的话，失业保险制度将面临巨大的负担。上周有330万工人登记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使美国失业的人数较2月份的580万增加了约50%。最新的增长数字可能会降低，但只是因为很多人已经无法通过失业办公室办理登记。为自由职业者和零工经济者提供保险，也是联邦法案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将有助于确保这些人在紧迫时刻获得救助，但这也导致失业救济人数进一步增加。延长失业工人的保险期并且提升支付，也将构成关键条款，保护20%至30%左右行将失业的劳动力。
该法案还试图通过向年收入7.5万美元或以下的个人提供1200美元补助费，或向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的夫妇提供2400美元补助费，防止人们陷入困境，尽管这并不足以保障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务状况稳定。特朗普政府曾指出可能在两周内分发支票，但这无疑是一个幻想。光是法案的通过，就花费了两周时间，现在政府又声称还要再花三周的时间，这些资金才能到达在美国国税局登记造册的纳税人手中。那么对于其他人而言，资金的抵达则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有这么多美国人仅靠工资过活、连400美元应急资金都拿不出的情况下，这一拖延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一情况的紧迫性在于：如果家庭支付不起房租给房东，房东也就支付不起账单，一系列连锁反应就此发生，我们就可能会陷入一个在未来也很难再启动的经济僵局。我已经在其他危机中看到过这种结果，我们不想让它再次发生。
考虑到这些问题，此次立法收进的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引入的条款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保护负担联邦抵押贷款的房屋不受房主驱逐和止赎，以及暂停联邦学生债务的利息。但这项立法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它本应包括暂停所有房主驱逐、抵押贷款止赎、未清偿贷款的信用卡和汽车的收回。考虑到信用卡公司收取的高利率，信用卡的延期尤为重要。没有它，许多家庭将无法管理自己的债务。
除了对个人施以援手，我们还必须维持经济和金融体系。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虽然有帮助，但还不够，因为供需双方都陷入了混乱。在2008年，货币政策或许阻止了银行体系的崩溃，但并没有帮助经济迅速复苏。今天也是一样。
2008年的信贷紧缩是自上而下的，主要可归因为银行的不良行为。而今天的危机是自下而上的，因为当人们的收入来源枯竭时，他们将无法支付账单，整个经济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比2008年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回应。1200美元的支票至关重要。小企业还将需要联邦立法中所包括的各种优惠，包括某些税目的延期纳税，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分期还款、赠款、低息贷款等。
然后是公司紧急救助的问题。很多公司会选择做大规模股票回购，把钱放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对机会的挥霍，把钱给这样的公司，并不是什么办法。这种老式的涓滴经济学从未奏效过。什么是救助公司，什么又是救助股东及债券持有人，这是我们要做出区分的。我认为，贷款应该采取附认股权的可转换债券的形式，这样纳税人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风险补偿，利息应该与他们过去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他们通过股票回购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或者他们是避税者的话。而且这笔钱的领取应该有基于就业、治理、劳动待遇和环境的条件。
民主党成功地对最可能激怒民众的行为进行了限制：比如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支付高管过高的工资或回购股票。民主党还阻止了公司转移资产和裁员。
说起这套方案最缺乏的，当属充分的优先顺序意识。我们忘记了经济学的第一课：由于资源稀缺，我们需要设定优先的当务之急。当我们的国家无法维持基本服务时，是否还应该救助豪华酒店?当我们的大学受到捐赠损失的严重打击和外国学生入学率下降的威胁时，我们是不是可能削减开支，包括削减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仅仅因为一个行业领域更有能力且愿意为更多的游说者买单，或者因为它能做出更大的竞选捐款，并不意味着它更应该得到帮助。
虽然这不是完美的立法，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政府最初提出的许多措施，比如工资税的削减，都不会起到作用。这项措施不会把钱送到最需要钱的地方。几乎不会有钱分流到工人身上，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什么也得不到。更糟糕的是，这将是另一次企业利润税削减。2017年的减税没有产生投资，也没有提高工资，而是带来了近万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这些措施也不会拯救所有关闭的餐馆和其他小企业——这是为减缓冠状病毒传播的措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动员起来，它将拯救数以百万计没有收入来源的美国人，使他们免于经济崩溃，它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自下而上的金融危机，一旦战胜疫情，它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好的复苏位置。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而现在就是非常时期。
：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期间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著称于世。他最新的著作是《人民、权利和盈利：不满时代需要进步的资本主义》。
译者：李雨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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