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 译者：周建军 张晔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总是相信“水涨船高”的道理，即经济增长可以为全社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那段时期，这一论断背后确实有证据支撑。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每一个群体的境况都在改善，而低收入群体的改善最快。
在接下来的经济和政治讨论中，这个“水涨船高”的假说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更加精细的思想。根据这个倒退的经济政策，偏袒富人的政策最终会令每一个人受益。给予富人的资源，最终将不可避免的渗透到社会的其余群体中。
有必要澄清的是，这个“向下渗透”(Trickle-down)经济学的过时版本，并没有遵循二战后“水涨船高”的发展轨迹。
“水涨船高”的假说与“向上渗透”(Trickle-up)学说不谋而合，即底层民众的财富增加，最终会使得人人受益;或者也同样符合“中间构建”(Build-out from The Middle)学说，即帮助社会中层，则上层和下层的民众也会从中受益。
如今，战后的收入日渐平等的趋势已经被逆转。不平等正在快速加剧。与“水涨船高”的假说相反，上涨的潮水仅仅使得大型游艇升高，许多较小的船只被留在岩石上拍打。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顶层群体收入(Top Incomes)的快速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减速发生的。
这个“向下渗透”的理念与其支撑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亟须被人们重新审视。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不平等发生的原因，并试图为不平等辩护，即为什么不平等对于全部经济而言是有益的。
本文将批判的审视这两个观点，同时支持关于不平等的另一种解释，尤其涉及“寻租”理论及其对制度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塑造了劳动力市场和薪酬模式。
如其所示，过度的不平等对经济成长是既非必要也非有益的，相反它易于导致更加疲软的经济表现。有鉴于此，本文主张采用一系列既能增进平等又能改善经济福利的政策。
不平等的大幅加剧
我们从收入与财富不断加剧的趋势开始讨论。在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在美国，处于最顶层的群体表现极佳。
在1980年到2013年，最富有的1%的人已经见证他们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42% (调整了通货膨胀后、从461910美元增长到1119.315美元)。同时，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翻番，占比从10%增加到20%。最顶层的0.1%的人，甚至表现得更好。
同期，他们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36%，(调整了通货膨胀后、从1571590美元增长到5279695美元)，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已经翻了3倍，占比从3.4%增加到9.5%。
在同期33年时间里，中位数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仅增长了9%。而这个增长实际上也仅仅发生在这一期间的前几年;从1989年到2013年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缩水了0.9%。
而底层群体的收入仅仅与以前的一样，因为工作时间增加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低估了底层群体所遭受损失的程度。
从1979年到2007年，工资分布中最底层的20%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22%，比其他任何五分之一的阶层的所增加的工作时间都要多。
从1979年到2012年，工资中位数(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仅仅增长了5%，虽然同时期的生产率增长了74.5%(见图1)。
而这些统计低估了工人工资的真实恶化情况，因为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了(从1980年开始，从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比例已经近乎翻倍，达到了30%)，因此人们应该会预期到一个显著的工资水平的增加。
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对于全部只有高中学历和本科学历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下降了。
从2008年到2009年的所谓“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复苏期的前3年里，换句话说，从美国重返经济增长时起，91%的收入所得全部进入到了最顶层的1%的群体。
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全都实施过“向下渗透”的战略，即将大笔的钱给予银行和银行家。
通过拯救银行和银行家，所有人都将受益;而银行将重启信贷，财富将创造更多工作。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
据说，“向下渗透”的战略比直接帮助房产拥有者、企业和工人都更有效。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需要强加附加条件，以确保这笔资金可以妥善利用，而且这个国家也会采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经济理论)。
但是，美国财政部却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强加给银行。例如，美国财政部甚至没有要求银行实施更多信贷或者停止舞弊腐败的行为。这场救援行动，使顶层的群体变得更富;但是其他群体却没有分享到“向下渗透”的好处。
美联储同样尝试过“向下渗透”经济学。量化宽松被假设为重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量化宽松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为最富裕的群体产生更多的财富，从而他们花掉其中的部分财富，再使这些财富流向其他群体。
正如耶娃•纳斯岩(Yeva Nersisyan)和兰德•瑞(Randall Wray)指出的，美联储和其它政府部门本来可以实施让其他群体更多直接受益的政策：帮助房产拥有者、借钱给中小型企业、同时修复好断裂的信用链条。 这些“向下渗透”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无效的，而这是美国落入衰退七年之后、经济依然没有复苏的原因之一。
财富甚至比收入还要集中。财富最多的1%的美国人，占有全国财富的35%;而当房产不列入统计时，这一比例还要更高。仅列举一个美国国内极端财富的例子是沃顿家族：沃尔玛帝国的6个继承人控制了1450亿美元的财富，这一财富值相当于1782020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总和。
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在大衰退之前的25年里，富人以一种比其他人更快的速度聚集着更多的财富。当经济危机袭来时，因为股票价格下跌的缘故，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随之蒸发;但由于房产贬值，众多美国人的财富也几乎被掏空。
在危机之后，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的财富是普通美国家庭持有财富的225倍，这一数字几乎是30年或50年前的数字的2倍。在“复苏”的几年里，由于股票市场价值的反弹(部分是因为美联储通过增加富人的资产负债表推动经济复苏的倾向)，富人们已经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大部分财富;但这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其他群体身上。
美国已经认为自己战胜了种族主义，然而从种族视角来看，不平等问题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在美国呈现。
从2005年到2009年，为数众多的美国人见证了自己财富的急剧下降。普通美国白人的财富净值显著下降，在2009年降到113149美元;相比较于2005年，他们的财富损失了16%。
但是，这一状况在其他族裔中更加糟糕。普通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损失了53%的财富，使得他们的资产只有美国白人资产中位数的5%。普通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则损失了66%的财富。
可能，美国不平等的最让人不满的方面是机会的不平等：在美国，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种依赖程度比其它发达国家都要高。“美国梦”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大量的研究已经关注到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存在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时，处于上层的群体可以为他们的后代购买其他人无法获得的特权;同时他们常常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可以肯定的，在缺少机会平等的前提下，那些出生在社会分配底层的人很可能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结果的不平等会自我延续。
这是极大的问题：考虑到我们机会平等程度的低水平、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高水平，伴随着结果不平等的持续增强和机会平等性的持续减弱，未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普遍化的国际趋势
在美国赢得这场比赛、变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同时，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情况已在其它地方上演了。
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被广泛采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德国大约增加了22%，在加拿大增加了13%，在英国增加了13%，在意大利增加了8%，在日本增加了6.4%(图3)。
模仿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越多，结果与跟美国更加趋同。在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中，英国现已是不平等程度第二严重的国家;相较于撒切尔时代之前，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图2和图3)。
曾经在OECD国家中最为平等的德国，现在已经位居不平等的中游之列。
最富裕1%群体的收入所占比例的扩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同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这一趋势起步更早，而且相较于其他地方，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图2)。
在富裕国家中，诸如美国，财富集中比收入集中要更加显著，财富集中的程度也在加剧。
举个例子，在英国，最顶层1%群体的收入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5.7%增长到了2010年的14.7%。与此同时，英国最顶层1%群体的财富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22.6%激增到2010年的28%，最顶层10%群体的财富所占比例从64.1%增长到70.5%。
在转型经济体出现的模式，同样令人深感不安。在通向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转型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都处在较低水平(至少根据现有可测量来看)。
如今，正如使用基尼指数测量所显现的那样，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可以比得上美国和俄罗斯了。
纵观OECD国家，自1985年以来，可获得数据的22个国家中的17国家的基尼指数，都已经显著增加(图3)。
注：收入指的是根据家庭规模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横坐标的国家从左到右依次为：斯洛文尼亚、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比利时、芬兰、瑞典、奥地利匈牙利、爱尔兰、瑞士、卢森堡、法国、荷兰、德国、韩国、冰岛、爱沙尼亚、希腊、波兰、西班牙、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葡萄牙、以色列、美国、土耳其、墨西哥、智利、OECD-20国。
此外，最近皮凯蒂(T. Piketty)与其合著者的研究发现，至少在我们有数据可查的富裕国家中，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增加。虽然继承资金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在战后初始阶段呈现的是递减的趋势，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比例已经持续增加。
解释不平等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呢?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们对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几乎不存在共识。
在19世纪，他们努力去解释，要么去为不平等辩解，要么去批判明显的严重的不平等。马克思就讨论过剥削问题。
作为第一个经济学讲座教授的首位获得者(the first holder of the first chair in economics)，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德拉蒙德讲座教授西尼尔认为，资本的回报是对资本家节制和不消费的报偿。(意指)这不是对于劳动的剥削，而是对于资本家们放弃消费的正当回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发展出了边际生产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报酬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个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剥削理论认为顶层群体的财富所得是通过拿走底层群体的所得来实现的，但是边际生产率理论认为顶层群体只是获得了他们为社会所贡献的东西。
这一观点的拥护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已经表明，在竞争性市场中，剥削(例如，作为垄断势力或者歧视的结果)确实是没法持续下去的，同时资本的增值会导致工资的上涨，所以多亏了顶层群体的储蓄和创新，工人们的境况才变得更好。
更明确地，边际生产率理论坚称：由于竞争，参与生产过程的每个人会挣得与他们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报酬。边际生产率理论，将更高的收入与对社会更大的贡献联系起来。
举例来说，边际生产率理论可以对富人实施税收优惠的合理性做出如下辩护：一旦对高收入征税，富人对社会贡献的应得奖励(just deserts)将被剥夺;同时，更重要的，这样将阻止他们天赋 的展现。此外，富人们对社会贡献越多、工作越努力、储蓄越多，对工人们就越是好事，因为工人们的工资会因此而增长。
如上为不平等辩护的说法之所以能持续，源于这些说法或许有点道理。在那些赚大钱的人当中，一些人确实为我们的社会贡献颇多。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自己占用的仅仅是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部分。
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个部分：除此而外，还有其他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悬殊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剥削、歧视和垄断力量的影响。同时，一般而言，不平等被许多制度和政治性的因素影响(比如产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制度、福利和税收制度)，这些因素可以独立于生产率，也可以影响生产率。
各国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差别显著不同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不能仅由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法国和挪威是OECD国家中运作良好且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平等恶化趋势的国家(图2和图3)。不管怎样来评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机会平等的程度都更高。
边际生产率理论按说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新古典主义理论教导说，即使在不考虑比如制度之类的因素时，人们仍然可以解释经济结果。有人认为社会制度仅仅是假象;经济行为是被潜在的供求法则来驱动，而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理解这些潜在的力量。
因此，标准的理论不能解释有着相近科技水平、生产率和人均受的所得的国家，在税前分配(before-tax distribution)方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
然而证据显示，制度确实很重要。制度的影响不仅可以被分析，而且制度本身也可以被解释，有时是由历史解释，有时是由权力关系解释，同时有时是由非标准分析的经济力量 (比如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旨就是理解制度在创造和塑造市场时所扮演的角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替代性假说的相对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个简洁的量化答案，但是最近的事件和研究都开始将重点放在那些更加注重寻租和剥削的理论上。
在转向讨论制度和政治因素之前(这些因素通常被视为最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革的根源)，我们将先在下一节讨论这些关于寻租和剥削的证据。
寻租和顶层群体收入
“租金”一词最初是用来描述土地的收益，因为地主收取这些报酬凭借的是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所做的事情。这个词之后被扩展到涵盖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即一个人仅仅因为垄断控制而获取的收入)、基于类似的所有权权利而获取的一般性回报。
因此，寻租指的是：收入获得并不是因为创造财富所得，而是依赖攫取迟早都被生产出来的财富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
实际上，食利者一贯会毁灭财富，这是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夺走财富的副产品。一个将其产品定价过高的垄断者，会通过索要高价赚钱、同时毁灭其价值。为了达到其垄断价格，垄断者必须限制生产。
在过去的30年里，顶层群体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两类职业类别驱动：那些处在金融部门的职业（高管和专业人士）和非金融部门的高管们。 证据表明：租金已经为两者收入的强健增长贡献良多。
让我们首先大体上来看一下高管的情况。高管报酬和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的缺失表明，高管们薪酬的提升没有反映出生产率的高低。
早在1990年，詹森(Jensen)和墨菲(Murohy)通过一个覆盖1400家公司、2505名首席执行官的研究样本就发现：高管薪酬每年的变化并没有反映出公司的业绩。
之后，别布丘克(Bebchuk)、弗雷德(Fried)和格林施泰因(Grinstein)的研究也表明：自1993以来美国高管薪酬的巨幅增加并不能被公司业绩或者产业结构所解释;同时与之相反，薪酬增加主要是由公司治理的漏洞造成的，漏洞使经理们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给他们自己设定薪酬。
米舍里(Mishel)和萨巴迪斯(Sabadish)对350家公司的研究表明：这些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增速远远超过了他们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加。
最为引人侧目的是，当股票市场价值减少时，高管们的薪酬仍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增长。
此外，存在其它质疑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原因。在美国，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工人平均薪酬的比例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3年的300：1。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相对生产率量级的技术变革，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释技术变革仅仅发生在美国而没有发生在其它类似国家的原因。
此外，对于公司薪酬体系设计显著表明，他们没打算根据努力程度来发放回报：特别是，这种薪酬体系设计与股票表现相关联，但是股票涨跌取决于许多不受首席执行官控制的因素，比如市场利率和油价。
设计一个附带更少风险的激励架构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参照一组可比较的公司，根据相对表现来发放薪酬。
克林顿政府尝试引入鼓励所谓的绩效工资(但并未附加条件来保证工资和表现是相关的)与披露要求(这可以让市场参与者更好的了解与首席执行官股票期权计划相关联的股票稀释程度)，这种尝试露出了底线：那些推动优惠的税收待遇与反对披露的人们，非常清楚这些制度安排会增进收入方面更严重的不平等。
尤其是，对于金融部门顶层群体收入的增长，证据都不利于那些基于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解释。
由菲利蓬(Philippon)和雷谢夫(Reshef)的实证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相比类似行业，金融部门从业者已经享受到巨额的“支付溢价”，而这个现象并不能被通常的生产率代理指标(比如受教育程度或不可观测的能力)来解释。
根据他们的估算，金融部门的薪酬水平比其在完全竞争下可以预期的薪酬水平高40%左右。
还有据可查的是，被认为是“大而不倒”的银行，由于国家默许的担保而享受租金收入。投资者们知道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实际上可以得到政府的担保，因此他们愿意以更低的利率来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
大银行可以因此而繁荣，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更有效率或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而是因为大银行事实上被纳税人补贴。 不用奇怪，通过这种方式被大银行享有的租金，会转化为银行经理或者股东们更高的收入。
不同于边际生产率理论对顶层群体工资的解释，危机之后的高管薪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相比较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明显：那些将他们的公司和全球经济带到毁灭边缘的银行家们续享有高薪，而这一薪酬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们的社会贡献或者是他们对所在公司的贡献相挂钩(这两种贡献都是负的)。
举例来说，一个关注2000年到2008年间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研究已经发现，这两个巨擎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已将巨额的“基于绩效”的薪酬(大致估计，雷曼兄弟有10亿美金、贝尔斯登有14亿美金)捧回了家，而这些巨款在这两家公司倒闭时没有被追回。
关于寻租对加剧不平等的重要性的证据，源于另外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对最顶层的群体的税收增加并不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如果这些收入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可能会看到，作为对税收的回应，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努力地工作，而这会对GDP产生不利的影响。
租金的增加
在过去35年里，最富裕的国家发展演变的三个显著特征是财富与收入比例的增加、工资中位数的停滞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失灵。
主张“财富”等同于“资本”的标准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资本的增加会伴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与工资的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的失灵，已经被归因为某些技巧导向性的技术变革(尤其是在1990年代)，而这种技术变革增加了市场施加给技术的额外成本。
因此，那些有技术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工资在上涨，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会看到他们的工资在下降。
然而最近几年，我们也见证了熟练工人工资的下降。此外，正如我最近的研究显示的那样 ，即使有些工资下降，平均工资应该是上升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存在某种替代性的、貌似更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基于对于租金上涨(由于地租、知识产权租金和垄断势力的增加)现象的观察。作为结果，那些可以给所有者带来租金的资产(例如土地、房产和金融产权)的价值，也相应地增加了。
这样，总财富就增加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经济体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平均边际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工人平均工资的提高。恰恰相反，由于租金份额的上升是以工资为代价发生的，工资可能会停滞甚至下降。
事实上，那些推动总财富增加的资产并没有生产出生产资料(Capital Goods)。在许多情况下，从通常意义上来看，这些资产甚至不是生产性的;它们与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没有直接关联。 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投入到这样的资产上，投资到实体的生产性资本(Real Productive Capital)的财富就更少。
从许多我们拥有数据的国家(比如法国)的情况来看，证据表明情况的确如此：在最近几年中，很大比例的储蓄被用于购置房产，这并没有增加实体经济的生产率。
引致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会增加这些非生产性(Unproductive)固定资产的价值(即财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伴随着任何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泡沫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财富的增加，却伴随着潜在的对实体的生产资本的不利影响。
的确，资本主义经济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泡沫(从历史记录 来看，这一事实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也被理论模型所证实了。 )虽然近几年房产(同样还有更根本的地价)中的泡沫开始被纠正，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确信那就是完全的纠正。
相比生产性资本数量的增加，财富与收入的增加比与租金价值的增加可能有更大的关系。那些可以进入金融市场、并从银行中获得信贷的人(通常上是那些已经十分富裕的群体)有能力去购买资产，并且将之作为抵押物。当泡沫开始迅速膨胀的时候，他们的财富也开始膨胀，而社会的不平等情况则更加严峻。
而且，政策扩大了既有的不平等程度：对于资本回报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那些资产获取高额税后回报成为可能，尤其增加了富人的财富，这些富裕群体获得了这些资产的很大部分(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们更能承受与之相关的风险)。
制度和政治的作用
寻租在顶层群体收入增加中的重大影响，颠覆了收入分配中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那些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至少部分地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取得的，而这恰恰与“向下渗透经济学”得出的结论相反。
举例来看，当垄断成功地将它所出售的商品价格抬高时，它就降低了其余每个人的实际工资。这表明制度和政治的因素，在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过去的30年里，工资增长的速度要比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慢得多(图1)，这一事实很难与边际生产率理论吻合 ，却与剥削程度的加剧(Increased Exploitation)相一致。
这表明工人谈判能力的削弱成了主要因素。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却相对较弱，弱势的工会和不对称的全球化可能会严重影响不平等的大恶化。
全球化的应对方式部分的导致了工资的降低，这是因为工人们的谈判能力已经从根源上被剥夺了。伴随着资本的高流动和低关税，企业只需告诉工人，如果他们不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工作环境，企业就将转移到其它地方。
为弄清楚不对称的全球化如何影响谈判能力，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资本不能流动，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国家之间将会为吸引工人而展开竞争。国家还将承诺优质的学校、良好的环境和对工人们的低税率。通过对资本征收高税收，国家可以实现财政支撑。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工会会员及其其影响力已经下降;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这种下降尤其严重。这导致了经济力量的不平衡与政治真空。没有来自工会提供的保护，工人们的境遇比他们被工会保护的时候的境况恶化很多。
针对工作机会向国外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工会对保护工人无能为力，这进一步弱化了工会的力量。但是政治也起到了一个主要作用：举例来说，里根总统在1981年阻止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大罢工，玛格丽特•撒切尔则镇压了英国的全国矿工协会。
关注通货膨胀的央行政策，也几乎成为导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与工人谈判能力弱化的另一个因素。只要工资一上涨，尤其是工资增加的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时，关注通货膨胀的央行就开始提高利率。
结果就是平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产生对工资的下行棘轮效应(Downward Ratcheting Effect)：当经济体陷入衰退时，实际工资通常会下降;但是那时，货币政策却被设计成确保工资不会恢复。
影响不平等的不仅仅是法律和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工会的力量)，还包括是否接受被歧视的社会传统。同时，政府在执行反歧视法时已经变得宽松。
与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相反，与市场实际运作的随机观察一致，歧视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持续存在，并且很大程度的帮助我们解释了问题所在。
在房产市场、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前夕，至少最大的美国银行之一必须缴纳一笔由于歧视性做法的巨额罚金)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大堆文献来解释这样的歧视如何持续。
尽管市场力量部分的被政治塑造着，但是毫无疑问地，市场力量(受科技和教育影响的对熟练工人的供给和需求)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同于之前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的情况——当市场力量导致分化加剧时，政治过程就开始抑制这个阶段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增加;在当今的富裕国家，这两种力量已经开始共同推动不平等的加剧。
不平等的代价
因此，证据已经不支持仅仅从边际生产率角度对不平等的解释。那么我们需要不平等来推动增长的说法，究竟何意呢?
这种主张的第一个辩解是，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必需的，其焦点在于储蓄和投资在推动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同时这个主张也基于如下的观察：顶层的群体通常会储蓄，而底层的群体则会花光他们所有的收入。因此，一个工资比例很高的国家，将不可能像工资比例较低的国家那样去快速积累资本。而产生长期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的唯一方式就是保证富人们拥有足够的收入。
这样的主张在今天尤其不合适，借用伯南克的话，今天的问题在于全球储蓄过剩。即使在那些通过增加国民储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促进储蓄的方式中，也有比加剧不平等程度更好的选择。
政府可以对富人的收入进行征税，同时用这笔资金去资助私人或者公共投资;这样的政策不仅可以削减消费和可支配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且还可以使得国民储蓄增加(适度的测算)。
这种主张的第二个辩解，以如下流行的错误观点为核心，即顶层群体是工作创造者(the Job Creators);给予他们更多的资金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
在工业化国家，富有创造性企业家精神的人，在各个收入阶层都无处不在。创造工作的是需求：当存在需求时，企业会创造工作去满足这种需求(尤其是当我们可以让金融系统按照它应有的方式去运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贷时)。
事实上，正如IMF的实证研究所显示的，不平等是与经济不稳定相关联的。尤其是，IMF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时，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Growth Spells)趋向于更短。
当其它决定经济增长持续时段的因素(比如外部冲击、产权和宏观经济状况)纳入考量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平均来看，不平等水平下降10个百分位，则预期的持续增长时间会增加50%。
如果关注于中期的平均增长率而不是持续增长时间的话，基本情况也不会改变。最近一份由OECD发布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于中期增长会有负面的、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据估计，在诸如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没有加剧，那么整体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20年里会高出6到9个百分点。
不平等对经济的破坏，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不平等导致总需求的疲软。原因不难理解：社会底层群体会比顶层群体的消费比例更高。
货币当局应对疲软需求的不当方式，也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通过低利率同时放松管制，货币政策太容易制造资产泡沫，而这些泡沫的破裂反过来会导致衰退。
许多对于最近危机的解读已经着重强调了分配问题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管制的影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更低的消费水平。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管制却会引起房产泡沫和消费繁荣。
总之，不断增长的债务维持了消费。 但是，泡沫的最终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当泡沫破裂时，经济会陷入衰退。
其次，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是相关联的。
当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冒着无法释放他们潜能的巨大风险时，经济不仅会因为今天疲软的需求付出代价，也会因为未来更低的增长付出代价。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在贫困中成长 ，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缺乏教育机会，也缺乏获得充足营养和健康的机会，这样一个国家的长久繁荣将被置于危险之中。
第三，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不太可能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方面开展公共投资，而公共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
如果富人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些公共设施，还担心提升经济效率的强政府(Strong Government)可能会用它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那么在一个不平等严重的国家，其公共投资的减少就不不足为奇了。
此外，在这样的国家中，税收和其它经济政策更可能去鼓励那些对金融部门更有利的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在如今的美国，对长期的金融投机收益(资本利得)的税率是对劳动力所征税率的大约一半，投机衍生品在破产清算时比工人有更大的优先权。税法鼓励国外的工作创造(Job Creation)，而不是在国内的工作创造。
这样的结果会是一个更虚弱的和更不稳定的经济体。改革这些政策同时采纳其它可以减少寻租的政策，不仅可以缓解不平等，同时还可以改善经济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当今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问题的解释是基于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但是不平等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这些解释的证据。
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基本前提是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仅仅拿到了与他们努力程度相对应的回报，而社会的其他人群从他们的活动中受益。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能看到高速增长和顶层群体更高的收入之间的关联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恰恰与之相反。
逆转不平等
大量的的政策可以用来削减不平等程度。这些政策包括，对教育更多的支持(这包括学前教育)、增加最低工资、加强赚取收入的税收抵免、提升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的呼声(包括通过工会)、更有效的反歧视法律的实施。尤其是，有如下四个方面能使我们现在的严重不平等得以改善。
首先，高管薪酬(尤其在美国)已经过高，而且很难给这些基于股票期权的高管薪酬体系的设计找到正当的理由。
股市表现的改善，不应被作为高管们获得奖励的理由，他们在股市没有起作用。如果美联储调低利率，就会导致股票市场价格的增长，那CEO们就不应该因此获得奖金分红。如果油价下跌，航空公司的利润和股票的价值就会提升，航空公司的CEO们也不应该得到奖金和分红。
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来考量这些不应归因于高管们努力的收益(或损失)：在可比情况下，根据公司的相对表现来制定绩效工资。关于良好的薪酬体系的设计，我们已经思考研究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但大公司们的高管们几乎都刻意抵制这些洞见。
高管们专注于利用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和众多股东对于这些问题的不知情来努力提升他们自己的收入;无论股票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高管们都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在长期看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本身就被伤害了。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和全员就业。高的失业率几乎会严重损害那些处于收入分配中底层和中层的人群。
今天，工人们正遭受着三重打击：高失业、低工资和公共服务的削减;因为政府的收入比经济运营良好时减少了。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弱化了总需求。而通过超级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撤销管制来给资产价格泡沫继续打气的做法，并不是解决需求疲软唯一可行的方式。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领域的更多的公共投资，既可以恢复需求，又可以削减不平等。
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这些都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根据IMF最近的实证研究，良好设计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能提高短期和长期的经济产出，尤其当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
就GDP而言，这也不需要增加公共债务：因为运营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自负盈亏，而收入的增加(因此在税收收入上)将远远抵消支出的增加。
第三，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对于解决不平等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工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如果政府可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那么工资的分配就能反映出能力的分布(包括从教育中受益的能力)、教育体系试图弥补能力和背景差异的程度。
在美国，那些富裕家庭(父母)的孩子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当代人的不平等就会传递到下一代、甚至每一代人上，工资不平等将反映出收入差距、最近一代人的相关的不平等。
第四，那些迫切需要的公共投资，可以通过对资本收入公平和充分的征税来提供资金。
上图分别代表平等和公正，通过公共投资可以抑制不平等的加剧
这样的公共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抵制不平等的加剧：它有助于降低净资本回报，以致于将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储蓄的资本家们看不到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比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情况，从而不会导致财富差距的扩大。
为资本利得和分红提供税收优惠的特殊条款，不仅会对经济造成扭曲，而且随着大部分好处向顶层群体集中，收入不平等会加剧。同时，这些特殊条款还会带来巨额的预算成本：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预算成本会高达2万亿美元。
对资本利得和分红的特殊条款的废除，再加上对权责发生制的(Accrual)而不仅是已实现的(Realizations)资本利得征税，是一种税制的重要改革;这既可以改善不平等，又可以大幅提高实质收入。
也存在许多其它的办法 ，比如一个良好的继承制度、有效运转的强制不动产税制度等。
小结：重新定义经济增长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存在一个取舍关系：即我们能享有更多的平等，但需要以牺牲整体经济增长为代价。现在，非常明确的是，考虑到许多富裕国家的极端不平等和这些不平等所产生的方式，更加平等和更好的经济表现则变得相辅相成。
如果我们关注于经济增长的合适的衡量，这尤其真实。如果我们使用错误的度量指标，我们将为错误的东西而奋斗。
正如国际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所论证的那样，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共识：GDP未能就整体经济表现进行很好的测量。
重要的事情是，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否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
自从新千禧年伊始，美国经济和大部分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明显的表现不佳。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已经基本上停滞不前了。
的确，就美国而言，问题更为严峻，而且在衰退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在过去的40年里，尽管生产率大幅提升，但美国的平均工资却停滞不前。
如本文所强调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富裕国家当下的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大致的情况(正如GDP指引我们去做的)，还应该关注经济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举例来说，这可以由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Disposable Income)来体现。
人们关心健康、公正和安全，然而GDP统计并没有反映出这些状况的恶化。一旦社会福利的各方面因素被纳入考量，富裕国家的近期(经济)表现就看起来更糟了。
找到改变这些现状的经济政策并不困难。我们需要在公共品方面的更多投资：更好的公司治理、反垄断和反歧视的法律、一个被更好地监管的金融体系、更健全的工人权利、更激进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
通过如上这些手段来“重写治理市场经济的规则”(rewriting the rules)，一个更平等的(包括税前、税后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分配)、也因此更强健的经济增长是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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