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总统大选再次拉开帷幕。共和党党内初选，特朗普赢得首战，大有再次入主白宫之势。特朗普的背后，有白人劳工选民群体；拜登上台以来，也宣称自己是“劳工之友”。2024年大选，劳工依然是两党竞争的关键群体。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要想把这部分选民的利益整合进自己的政治主张中，都面临巨大困难。
要理解白人劳工在当前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其背后的美国深层次“撕裂”，先要理解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变迁。本文指出，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总统罗斯福获得美国大量劳工支持，才得以入主白宫。彼时的制造业商人、劳工意识到自己可以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于是同罗斯福背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集团一起，推动形成战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美国国内占主导的资本类型变化，去工业化进程开启，工会力量愈发衰弱，美国劳工群体逐渐分化。一部分劳工成为白领工人，没能转型的白人劳工则失去稳定的制造业岗位，处境日益恶化。特朗普是较早回应这一群体诉求的政客，这也帮助他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这一群体大体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必将成本两党争夺的“重要少数派”。
但是，本文指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高度依赖美国国内的金融资本，而白人劳工的利益与金融资本集团诉求迥异。双方在再分配政策、金融化以及全球化这三个方面都有着难以调和的诉求。这意味着，未来两党试图整合白人劳工的努力，催生的都可能是不稳定的联盟。
去工业化中的失落者：
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选民基础
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在美国堕胎权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此举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各方对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关注。在美国两党体制下，共和党普遍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代表。要认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变化，就需要了解共和党的变化。1972年，白人保守派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占比不到一半，温和派与自由派的白人数量要多于保守派白人。到2012年，白人保守派占共和党选民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大超过温和派和自由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和党经历了保守化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变化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白人更加趋近共和党；二是白人劳工显著靠拢共和党。
▍倒向共和党的白人劳工
就政党认同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白人中，约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的比例略低于30%。但到2010年，白人中共和党人的比例比民主党人高出12个百分点（51%比39%）。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高收入的美国人一直比低收入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并投票支持共和党。因此，民众普遍认为共和党是代表富人的政党。
但让人疑惑的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白人劳工日益靠近共和党。对这群人，按技能、收入或受教育程度，有不同的称谓，如“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大部分研究者称他们为“白人劳工”。在2015年，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选民中，认为自身是共和党的选民比民主党高出24个百分点（57%比33%）；在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未完成学业的白人选民中，认为自身是共和党的选民比民主党多出19个百分点（55%比36%）。与此同时，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转向了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的选票占共和党选票总额的64%；而这群人只占民主党选票总额的35%。长期受富人青睐的共和党，为何吸引了白人劳工？
不少研究者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对白人劳工的冲击。在《白人反冲》一书中，研究者聚焦移民如何重塑了美国政治。底层白人对移民的恐惧深刻影响了其身份认同、政策偏好和选举行为，忧心忡忡的底层白人最终抛弃民主党而转向共和党。在拉美裔人口较多的州，白人更保守，支持共和党的可能性也显著更高。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权力分配以及主流文化。《新少数派》一书的就展示：曾几何时，白人劳工还占据着英美社会的主流地位。随着移民涌入，这群人变成“新少数派”。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其人口占比从1965年的84%下降到2015年的62%。在2013年，出生在少数族裔家庭的美国新生儿数量超过了白人家庭的新生儿数量。预计到2044年，白人人口占比将降至50%以下。白人劳工感到在政治上日益被忽视，日渐滑向政治边缘。他们经历的“剥夺感”驱使其支持共和党，支持右翼团体的暴力行为和仇外行径。《失去的政治》一书关注移民给底层白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当年三K党崛起的背景类似，随着移民涌入，白人劳工面临“失去的恐惧”，让他们团结到共和党的旗帜下。
本文将展示，要理解美国白人劳工政治选择的变迁，需要关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尤其是美国“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带来的改变。一百年前，美国工业化的推进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将“组织化的劳工”整合进“新政联盟”创造了条件；而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推进，“新政联盟”日趋瓦解。美国白人劳工身处困境，且日益分散，这为各方政治势力用极端议题动员白人劳工创造了条件。
▍美国工业化与“新政联盟”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化稳步推进。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超过全美就业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一个高峰。此时美国白人占总人口的九成左右，因此美国劳工大体即为白人劳工。工业化支撑了美国劳工的成长，而促成美国劳工发挥政治影响的事件，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由于大萧条，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在1933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失业人数接近1200万人。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等工业州，失业率已达33%。经济压力促使劳工积极反抗。在1934年，美国至少发生了2000多起罢工。
不少政治人物敏锐地捕捉到由此带来的机会。比如休伊·朗（Huey Long）曾发起过“分享国家财富计划”，呼吁没收最富有美国人的财产。他不仅赢得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竞选，后来还成为联邦参议员。诸多政治人物相时而动，采取亲劳工的政策。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在选举中曾获得劳工组织支持。1937年，底特律汽车工人罢工，墨菲拒绝调遣国民警卫队镇压。美国联邦政府同样拒绝出面干涉。通用汽车只好妥协。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诸多利用劳工力量的政治家中最成功的一位。
罗斯福“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的核心成员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集团、投资银行和面向海外的商业银行。由于这个资本集团的用工成本低，他们积极团结崛起的劳工以赢得政治竞争。罗斯福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常被称为“三分之一演说”。他指出：我看到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得很差、穿得很差、营养很差。他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要帮助美国穷人与工人。这群人的主体就是白人劳工，罗斯福要依靠这群人来赢得政治竞争。为获得劳工支持，罗斯福采取了诸多亲劳工的政策。
在新政期间，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劳工的保护，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健康和安全改革、实施广泛的救济计划等。1935年，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倡导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即《瓦格纳法案》）通过。虽然罗斯福对该法案并不满意，但他最终还是在法案上签了字。这主要是因为在1935年，美国劳工已成为一股强大力量，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有赖于劳工支持。该法案承认工会享有集体谈判等权力，保障工人结社自由，宣布罢工不受干扰，要求雇主承认工会。在美国历史上，劳工第一次获得了联邦政府实质性的支持。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获得了罗斯福的公开支持。该法案第一次为全国老年人建立退休金，对残疾人及幼童予以救助，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该法案在“二战”结束后仍发挥影响，美国对贫穷人口及社会福利的支出从1950年的350亿美元上升至1964年的1080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上任后的罗斯福背离了他早期所推崇的经济民族主义。因为罗斯福的支持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商和劳工发现，他们可以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他们联手推翻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劳工的支持下，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通过。美国开始开放国内市场，以换取庞大的海外市场。在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过程中，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崛起的有组织的劳工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斯福的政策遭到美国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1934年，由杜邦家族率领的一批最激烈的反对者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他们希望激起民众反对新政。美国商会指责罗斯福试图将美国“苏维埃化”。得益于在工业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有组织的美国劳工，即罗斯福所谓的“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罗斯福的执政基础不断巩固。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获胜：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310席增至319席；参议院的席位从60席增至69席。在193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劳工成为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罗斯福最终赢得了近61%的普选票。
美国工业化及劳工支撑的“新政联盟”影响深远。在国内层面，它既改变了劳工，也改变了民主党。首先，美国劳工的组织性与政治影响持续扩大。在1935年到1945年间，美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从300万增加到1400万，全体工人中工会会员所占比例从13.2%增至35.5%。劳工的利益有了有组织的代表与保护。其次，民主党的执政基础得以加固。有组织的劳工持续与民主党结盟，工会长期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得益于美国劳工的支持，民主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从1949年到1991年这42年间，民主党占参议院多数达34年，占众议院多数达40年。在国际层面，这一联盟也支撑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1945年，工业组织大会（代表600多万工人）、汽车和飞机工人联合会、美国纺织工人联合会、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等主要劳工组织都支持延长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他们和美国资本密集型集团一道，重塑了战后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因此，罗斯福的联盟被称为劳工-自由联盟（labor-liberal alliance）。
▍“去工业化”与“新少数派”
在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白人劳工没有大学文凭，他们从事体力劳动，通常在制造业工作。在那个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由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组成的；并且，受过大学教育和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工资差距相对较小。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了“去工业化”，逐渐将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岗位数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占就业总量的比重均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制造业占全美就业的比重已跌破10%。
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在20世纪70年代，“新阶级”开始出现了。部分美国劳工变成白领工人，成为“专业管理阶层”“受教育阶层”“知识阶层”“创意阶层”。他们居住在纽约郊区、费城、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硅谷等地，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郊区。这些人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科技企业的高管、律师、学者。他们积极支持平权运动，关注环境问题，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他们的需求和传统的蓝领工人显著不同。由于劳工队伍的重组与变迁，民主党关注的重点也开始改变。以前曾将白人劳工的需求作为优先考虑的民主党，日益重视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郊区的“知识阶层”的需求，而非白人劳工的需求。在2012年大选时，巴拉克·奥巴马就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工的支持，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昔日代表美国劳工的工会组织也在衰落。由于制造业部门外移，有限的工作岗位削弱了劳工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加入工会；在1960年时仍为30%；到1984年为20%；到2014年更是降至11.1%。在私营部门，20世纪70年代工会会员占其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今则为7%。随着民主党重心的转移，工会衰落，白人劳工日益缺乏有组织的保护者，境遇日益恶化。
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那些曾为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劳工提供稳定收入和福利的制造业岗位变得越来越稀缺。“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只能在工资更低、福利更差、工作时间更不规律的服务业工作，如快餐业。他们经常遭遇失业，或难以充分就业。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最大的雇主是通用汽车，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以现行物价计算）为50美元；现在，美国最大的雇主是沃尔玛，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为9美元。在通用公司，工人工作更稳定、健康状况更好、退休金更优渥。事实上，去工业化不仅影响了美国城市的白人劳工，还限制了美国乡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在2012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农村人口未充分就业。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时，只能做兼职工作。
因此，伴随美国“去工业化”的推进，白人劳工面临的问题是：工作机会更少，就业更不稳定，工资日益下滑，前景日趋黯淡。这群人被称为“新少数派”，他们大体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21世纪初，有36%的美国白人没有大学学历。这一群体在2008年的选民中大致占比为39%，在2010年的选民中占35%。和当年罗斯福联合“三分之一”的群体以赢得政治竞争类似，如今越来越多美国政治人物也从中找到机会。
在“去工业化”的背景下，这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劳工面临黯淡前景。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唐纳德·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生活”在过去50年每况愈下；相比之下，仅有19%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持这一看法。此外，68%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下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将更糟。伴随“去工业化”的推进，美国内部可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发展迅速，未来美国前途光明；另一个阵营则认为，过去的美国退步沉沦，明日美国前景黯淡。第一个阵营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支持民主党，而第二个阵营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共和党。白人劳工则成为第二个阵营的中坚力量。
▍政治竞争中的“重要少数派”
并非所有的选民都值得争取，影响政治竞争输赢的“重要少数派”更值得争取。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对非裔美国人不甚关心，因为这个群体只能选择民主党。并且，由于非裔美国人是民主党的稳定票源，两党都试图与他们保持距离来吸引摇摆不定的白人选民。同理，白人劳工的境遇曾和非裔美国人类似。
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新政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让美国各方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有了可能。在经济下行时，白人劳工失去最多；而在经济恢复时，他们获益最少。在2008年危机中，高中没毕业的美国民众失去了约560万个工作岗位；随着经济恢复，这群人仅重获8万个岗位；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在危机期间失去18.7万个岗位，却在经济上行期间获得840万个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由此看到机会。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白人劳工发挥的作用更是让人瞩目，变成了影响美国政治角逐的“重要少数派”。
为赢得“重要少数派”的支持，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言辞充满争议，行为举止浮夸，但是其竞选策略却有着鲜明特质：其一，关注“重要少数派”聚居的地区——铁锈地带；其二，渲染“重要少数派”关切的问题——工作机会。
首先，特朗普非常重视争取铁锈地带。在制造业就业人数较多的地区，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低；反之，在制造业流失的地区，特朗普则有较高的支持率。平均而言，制造业就业占当地就业总额为10%的县比占20%的县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高一个百分点。于是，特朗普将目光转向制造业空心化的“铁锈地带”或“后创伤城市”（post-traumatic cities）。例如，密歇根州门罗县的白人比例超过90%，曾是一个制造业城镇。由于美国的去工业化，萎缩的制造业只能为当地提供19%的就业机会。民众日益依靠低薪和兼职工作，主要是零售业工作。在2008年和201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奥巴马曾赢得了这个县的支持。而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了当地58%的选票；相比之下，希拉里·克林顿只赢得了36%的选票。研究者发现，特朗普在就业以零售业为主的县的表现要好于竞争对手。“去工业化”使得铁锈地带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业岗位，代之以零售业等行业的岗位。发生在密歇根州门罗县的情况是美国铁锈地带的代表性案例。在2016年大选中，有六个州从民主党阵营倒向共和党：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爱荷华州。其中，在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两个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自1988年以来就没赢过；而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自1984年以来就没赢过。正因为成功动员了“铁锈地带”这群“重要少数派”，特朗普为赢得政治竞争铺平了道路。
其次，特朗普格外重视炒作工作机会话题。为了赢得“重要少数派”的支持，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绝口不提控制政府开支，而这一直是共和党人的政策核心。相反，他许诺花费数千亿乃至数万亿美元，重建基础设施；他还一再许诺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些承诺让白人劳工看到重获工作岗位的希望。事实上，受美国财政赤字、互补设施缺乏以及劳工技能不足等约束，重建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两项政策主张都难以实现。那么，更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种族主义、保护主义和仇外情绪，让白人劳工看到获得工作的希望，至少发泄失去工作的愤懑。
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话语对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劳工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对美国社会变得日益多元感到不安，他们要和少数族裔争夺有限的低薪工作岗位。白人劳工认为，少数族裔和移民受到了政府青睐，而他们自己却被忽视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更是如此。种族主义排斥性的政策主张，是希望将工作与机会留给白人劳工。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主张也有助于唤起白人劳工的支持。他指责美国政府签署了“扼杀就业”的贸易协定，伤害了蓝领阶层。他一次次宣称，美国工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遭受损失，制造业日益流出。他承诺要重启谈判，带回制造业岗位，乃至许诺要带回服装、煤炭等产业的就业岗位。他不惜撼动现行国际秩序，挑起对多个国家的贸易摩擦。在转向保护主义的道路上，特朗普也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在向中国进口商品增收关税这一问题上，只有39%的民主党人表示赞成，却有76%的共和党人予以支持。
特朗普还利用仇外情绪唤起白人劳工的共鸣。特朗普断言，移民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拿走“我们”的钱，正在毁灭“我们”。他许诺要在美墨边境修一堵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抢走白人劳工的岗位与机会。
因此，特朗普采用的话语与自由国际秩序下的美国主流话语显著不同，他反对多元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跨国移民，政策主张充斥着种族主义、保护主义和仇外情绪。这些言辞与举措都旨在动员白人劳工这群“重要少数派”。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极端化的动员也取得了实际效果。在白人女性劳工选民中，特朗普以61%对34%的支持率击败希拉里；在白人男性劳工选民中，特朗普以71%对23%的支持率击败希拉里。
进入21世纪以后，在美国多次总统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得票率都相持不下。“重要少数派”日益成为各方角逐的焦点。善于发掘这个群体价值的政治人物，往往能获得政治先机。从特朗普动员白人劳工的政治策略，到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自诩为“劳工之友”的言行，美国政治中对白人劳工的争夺还将继续。
▍不稳定的联盟？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工业化稳步推进为“新政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崛起的美国工业加之壮大的产业工人，共同塑造了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秩序的特点是：保持世界经济开放，同时保护国内社会。而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推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将受到影响。
劳工在历史上是激进主义的追随者，如今却逐渐倒向保守主义的共和党。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日益受失业与不完全就业影响的白人劳工诉诸种族主义话语，来抑制外来族裔对工作岗位的竞争，宣示要重获优越的社会地位，回归由白人主导的社会等级；政治与经济地位日益边缘化的白人劳工诉诸仇外情绪、保护主义言辞，来制约全球化及其外包带来的影响，希望回归由白人支配的美国传统与文化；日益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白人劳工，由于技能缺乏，工作流动性低，更难适应变化，希望恢复传统的工业秩序，这个秩序比后工业秩序更可预期，也更稳定。为迎合白人劳工的诉求，美国政治人物就需要调整政治话语和相关政策，以与白人劳工结成政治联盟。然而，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要将白人劳工整合进政治联盟，催生的都可能是不稳定的联盟。因为这一联盟试图整合经济诉求迥异的两个群体，二者在以下三个议题上存在严重冲突。
首先是再分配与反再分配的冲突。如果说共和党对减税、放松管制等经济保守主义的强调符合富人的诉求，那么特朗普诉诸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则更多体现为社会保守主义。经济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能结盟，在更多时候则有冲突。研究者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公共教育、扩大全民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他们也愿意通过增税来为这些项目融资。甚至很多自认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在扩大政府规模、增加富人税收和提高最低工资等问题上，也持自由派立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自洽，说着保守主义（共和党）的话语，却做着自由主义（民主党）的事。
不难理解，在“去工业化”进程中遭受损失的白人劳工，恰恰需要国家征收更多的税收为其提供保护。根据2004年的调查数据，低收入群体的白人选民只有39%的人在工作。当保守派势力的代表茶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时，却有大约一半的茶党支持者说他们家人获得了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障，62%的茶党支持者认为这些项目对纳税人而言物有所值；在公开支持茶党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也支持增加工资税来维持美国的社会保障。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对富人增税。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在政治竞争中试图争取白人劳工，再分配与反再分配的议题冲突将会不断涌现。
其次是金融化与反金融化的冲突。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美国社会也经历了金融化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2.8%；而到2001年，金融部门的利润达到企业总利润的46%。在1979~2005年间，金融业为美国最富有的0.1%的群体贡献了70%的收入增长。在2006年，金融业的薪酬比非金融业要高出72%。福特汽车原本以制造业起家，而现在公司的主要收入却源于给买车者提供贷款。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等制造商也纷纷拓展金融业务，金融利润逐渐变成公司的主要收入。“公司美国”已变成“银行美国”。随着金融化的推进，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业机会逐渐减少。从奥巴马、特朗普再到拜登，纷纷提出对金融部门加大征税力度，致力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试图扭转去工业化趋势，就是这场冲突的体现。
最后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白人劳工种族主义、保护主义、仇外情绪日益高涨。有47%的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好处，同时有44%的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坏处。在多项跨国调查中，对全球化持正面看法的美国民众的比例，位列德国、英国、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家之后。围绕对全球化的态度，美国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两个极端。从贸易、金融等领域来看，美国从当前全球化秩序中获得了最大份额，是该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受损者的白人劳工却希望限制移民、保卫边界、抵制分工，建立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治人物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制造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激起了白人劳工对全球化、对移民、自由贸易以及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但全球化同时又是美国金融资本、专业精英、技术人员、大型零售业等群体获益的来源。两党一旦在政治竞争中动员白人劳工，就要面临如何同时容纳这两个群体难以调和的诉求的难题。
当前，美国底层的少数族裔与移民更支持民主党，白人劳工更支持共和党。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高度依赖金融资本的支持。金融资本则是从现行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他们反对再分配，支持金融化，也支持全球化。这两个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会让美国国内与国际政策不断冲突和摇摆，难以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这也意味着，作为“重要少数派”的白人劳工，和民主党有利益冲突，和共和党也有龃龉矛盾；和民主党有共同利益，和共和党也有联系纽带。未来美国政治存在多重分化组合的可能性，作为“新少数派”的白人劳工虽然在近年来倒向共和党，但这很可能并非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联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