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面粉大屠杀”与饥荒危机
据新华社3月1日电，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官员说，以色列军队2月29日在加沙城向等待领取援助物资的人群开枪，打死上百人。以方否认袭击平民，称他们死于哄抢物资引发的踩踏。联合国和多个阿拉伯国家等对这起事件表示谴责。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这起事件可能使正在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更为复杂。
2024年3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枪击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透露，美国又以“一己之力”阻止了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安理会声明。
当地时间2024年3月2日，加沙地带拉法，人们在临时搭建的慈善厨房里等待领取食物。
因这一暴行发生在物资领取点，巴勒斯坦人将其称为“面粉大屠杀”（Flour Massacre）。旅居华盛顿的巴勒斯坦作家塞拉伊·阿西（Seraj Assi）3月1日在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发表题为《以色列在加沙的面粉大屠杀是可怕的战争罪行》的评论文章。
阿西写道，录像显示，以色列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聚集在拉希德街纳布勒西环形交叉路口领取援助卡车面粉的数千名平民开枪。医疗消息来源报告说，大多数受害者被直接击中头部、胸部或腹部。加沙北部希法（Shifa）医院的护理主任贾达拉·沙菲（Jadallah al-Shafei）告诉半岛电视台：“所有的受伤都是由枪击和炮弹造成的；（以色列）关于踩踏事件的说法完全是捏造的。”
以色列坦克碾过死伤者的身体。许多受害者被用驴车送到医院，因为救护车无法到达现场收集所有的死伤者。
这一幕就像是一个屠宰场。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一个心碎的母亲在人群中尖叫：“我的女儿走了，她已经饿了七天了。”卡迈勒·阿德万（Kamal Adwan）医院的一名妇女向全世界恳求：“我们被围困了。可怜可怜我们吧。斋月就要到了。人们应该看看我们。可怜我们吧。”
阿西认为，这次屠杀是战争罪之上的战争罪，因为以色列屠杀了几个月来一直挨饿的巴勒斯坦平民，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排队为家人领取面粉。巴勒斯坦官员称这是一场 “冷血屠杀”。巴勒斯坦人称之为“面粉大屠杀”，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红面粉大屠杀”，指的是散落在地上的血迹斑斑的面粉。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救济和工程署负责人形容加沙“又是地狱般的一天”，而联合国援助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则哀叹“生命正以可怕的速度从加沙流失”。大屠杀发生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古斯塔沃暂停从以色列购买武器，称：“全世界都应该封锁内塔尼亚胡。”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吉维尔（Itamar Ben-Gvir）称赞犯下大屠杀的士兵是“英雄”，并承诺全力支持在加沙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军队使用美国制造的无人机，从空中记录了屠杀的过程。以色列Telegram频道庆祝对饥饿的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为同类相食的前景欢呼。也有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在为加沙地带挨饿的巴勒斯坦人发声。
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现已超过3万，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超过7万人受伤；近200万平民流离失所；一半的人口在挨饿。据信，尽管以色列下令撤离加沙北部地区，但仍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留在该地区，许多人已被迫吃动物饲料为生。骨瘦如柴的孩子呕吐动物食物然后死亡的视频震惊了观察者。加沙的医生一直警告说，加沙日益严重的饥荒正在“把儿童变成骷髅”。
全世界都在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对整个民族的野蛮非人化，成千上万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都挤在加沙的海滩上，绝望地挥手要求救援飞机向大海深处空投食物。
阿西表示，国际组织对此束手无策。援助组织说，由于以色列军队的存在，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几乎不可能。本月初，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由于日益严重的混乱和无情的轰炸，它将暂停向加沙运送物资，尽管它曾警告称“饥荒即将来临”。
近五个月来，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允许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仍然剥夺了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食物、水和药品。以色列封锁了与埃及的拉法过境点，而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继续在以色列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组织援助卡车。与此同时，要求获准在加沙重新定居的大批以色列定居者突破边界墙附近的埃雷兹过境点，试图在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废墟上建立定居点。
美国总统拜登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表示口头支持，称在援助卡车附近杀害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将使停火谈判复杂化。但事实是，拜登政府应该为这些暴行负责，它否决了三项呼吁在加沙停火的联合国决议，同时向以色列派遣美国空军小组，协助其在加沙的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
美国助长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饥荒，这构成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行为。拜登政府继续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援助，尽管美国官员一直警告说加沙正在“变成摩加迪沙”。在以色列面前，美国表现得无能为力，现在正在探索用美国军用飞机向加沙“空投”食物的可能性，而不是试图阻止以色列的袭击。
拉希德街大屠杀凸显了以色列对国际正义的公然嘲弄。一个月前，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貌似有理的种族灭绝”。就在一天前，欧洲议会呼吁在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在美国的共谋下，以色列继续肆无忌惮地在加沙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但是，当以色列继续享受拜登政府的无条件支持时，很难看出它为什么应该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人。
半岛电视台英文网专栏作家安德鲁·米特罗维察（Andrew Mitrovica）2月29日在该网站发表评论文章，以激烈的口吻谴责这一暴行，并表示：“这是生活在加沙这片残酷的、反乌托邦的荒地上的巴勒斯坦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米特罗维察看来，更令人愤怒的是，谎言、歪曲和混淆在新闻编辑室中生产，以否认或掩盖显而易见的事实。以方辩称巴勒斯坦人应为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负责，伤亡是平民争抢物资发生踩踏和车辆碾压所致，这并非以方过错。以色列知道，这些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会奏效。所谓的“国际社会”犹豫不决。更糟糕的是，它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呼吁”以色列停止杀害平民。显而易见的是，优柔寡断和陈词滥调不会起任何作用，反人类的罪行还在继续。
而更大的危机正在发酵，也就是加沙面临的饥荒问题。3月1日，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和副主席哈丁·朗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网站发表文章讨论加沙饥荒的前景。
文章表示，根据饥荒审查委员会（Famine Review Committee）的评估，加沙地带现在处于饥荒的边缘。2月27日，联合国高级官员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加沙地带的饥荒迫在眉睫。如果饥荒持续下去，死于饥饿或疾病的加沙人的数量可能会超过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已经令人震惊的平民死亡人数。防止饥荒仍然是可能的，但采取行动的窗口正在迅速缩小。除非战斗停止，以色列停止阻止大规模救援行动的包围战术，否则救援机构将无法避免全面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死亡人数。
在现代，饥荒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先进的早期预警分析可以预测饥荒的风险，其可靠性可以与飓风预警系统相媲美。当这些预测表明饥荒即将来临时，人道主义组织拥有经过充分测试的战略来避免最坏的结果，包括提供丰富的食品，推出创新的即食营养不良疗法，并启动经过验证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所有这些都通过世界级的物流网络部署。
然而，这些干预只有在人道主义者有空间和安全来开展工作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而这又取决于政治。目前，以色列政府的战时行为既加速了加沙陷入大规模饥饿，又阻碍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需资源的部署。2月5日，一支明显印有联合国救援标志的车队在以色列军事检查站等待时遭到以色列海军的炮击，尽管车队事先已向以色列军方取得了许可。因此，联合国被迫停止向加沙北部运送食品长达数周。
援助机构无法获得所需的资源、通道和安全保障，无法开展可行的饥荒预防工作。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设施一再遭到以色列的轰炸。以色列的例行检查任意阻止关键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一旦援助进入加沙，加沙地带的行动依赖于以色列政府的授权，而后者又经常遭到拒绝，以色列尚未建立一个可靠的程序，以确保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不会成为其部队的目标。
文章认为，考虑到美国对其盟友以色列的影响力，美国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确保避免饥荒的外部大国。随着关于第二次停火和人质交换的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有一个关键的机会迫使以色列改变路线，允许采取大规模的饥荒预防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把预防饥荒作为首要任务，并准备好部署有意义的美国援助，包括暂停武器销售——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遵守的话。饥荒不仅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也代表着地缘政治的失败，将在未来几年损害美国在中东的信誉。
全球气候危机与气候难民的安置问题
全球各地因为局势不稳和战事导致的难民问题，一向都是考验各国内政外交和危机处理能力的老大难问题。如今，由于“人祸”的难民问题尚未平息，因为“天灾”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气候难民又引发国际各界关注。早在去年中，包括《半岛新闻网》在内的多家媒体就报道了包括极端高温天气在内的多重气候危机，如何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气候难民，或说“气候迁徙”（climate displacement）。其中，高温炎热以及异于平常的超长季风/台风季更是气候迁徙最直接的原因。而当《巴黎协定》中不少共识的实际推进过于延宕，也让此类气候危机的恶化和气候难民的增多变得难以阻遏。
当地时间2023年9月26日，索马里摩加迪沙，因为干旱而流离失所的索马里人聚集在临时营地里。
一般来说，气候难民或气候迁徙的起因都是由于气候环境变迁而引发的干旱和粮食危机。根据红十字会以及专职机构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s）的观察，这种情况已经是全球现象，挑战着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能力，并且会让现有的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出现滚雪球式倍增的情况。换句话说，气候危机不仅在加剧自身带来的风险，同时也会创造不同的新威胁，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和水资源短缺与竞争，最终可能引发的不只是气候难民，也包括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恶性冲突。这类现象在欠发达地区尤甚，例如在西非和中非一带，除了高温之外，洪水也是该地区气候难民数量剧增的主要因素。
然而，“气候难民”这个概念在当前的国际难民法中并不存在；根据《联合国公约》，判定难民的因素包括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身份或政治观点等，而气候危机显然不在此列。至少在去年九月，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也呼吁我们在使用气候难民这一术语时保持谨慎，因为这可能会掩盖难民产生的其他具体因素。但诸如气候难民等组织的成立却又让这种审慎显得保守，加上气候难民现象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多地加剧，更深入地考察气候迁徙和难民危机的关联也势在必行。
在非洲，大批气候难民正在背井离乡的路上：去年，非洲萨赫勒（Sahel）一带的许多国家，包括尼日尔、埃及、苏丹、乍得和尼日利亚等，就涌出大批因逃避洪水袭击而流离失所的民众。这些难民的逃亡路线经常是从母国穿越北非，借道利比亚跨过地中海，最终抵达欧洲。事实上，非洲萨赫勒地区诸国高度依赖放牧和农业等对气候敏感的生计，因此也堪称世界上最脆弱但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根据尼日尔当地民众的观察，气候危机导致的产业冲突的确存在。因为气温升高、高温天气增加甚至变为常态，一般降水已经无法满足农民对耕地的需求，因为高温干燥使得土地不再如往常般肥沃，也促使农民们开始向外寻求更多耕地，而如此一来，农牧民之间争地的情况就会加剧。降水过多或许会让耕地的肥力恢复，但在目前的气候条件下，降水增多往往意味着洪水泛滥，这带来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
另外颇为讽刺的是，历史上尼日尔往往扮演的是接纳周遭国家难民或移民的角色，如今本国的农牧民也由于气候等因素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因为尼日尔的资源供给和财政规划已经无法负担当地原生居民和移民社区之间的共存了，哪怕传统上尼日尔人对待难民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挑战将要求当地政府重新审视包括资源分配在内的诸多政策，而考虑到尼日尔是全球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之一，它也值得相关国际组织予以财政支持。
但就像前文提到的，气候危机和气候难民正在滚雪球式地制造问题，例如那些需要远渡重洋从故乡逃难到欧洲的非洲人们，他们途经的海域堪称险象环生，充满着种种人道主义挑战和危机。例如，从西非塞内加尔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是当地难民寻辟的一条典型路线，而他们逃难的理由听上去颇为系统性且难以一时间得到妥善解决：海水温度上升和多年来的过度捕捞，耗尽了对该国经济和民众饮食至关重要的渔业资源。在塞内加尔，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即使是很多受过教育的民众也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根据美国abc的报道，这条从塞内加尔到加那利群岛的常见逃亡路线长达约1600公里，它带给塞内加尔人希望，但同时也是极为致命的。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称，仅2023年就有3500多人在试图到达欧洲时死亡；但其他非政府组织预估死亡人数要比这个高得多。
除了跨海，前文提及的穿越撒哈拉沙漠、从北非偷渡到欧洲也是一个常见选项，然而，死亡的阴影也常笼罩在这片地表最大面积的沙漠中。据联合国方面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撒哈拉一带出现的非正常死亡或失踪案例就多达5600多起，而由于这里荒无人烟、气候条件极度恶劣，死亡或失踪个案同样可能远高于这个数字。
除了非洲，拉丁美洲不少民众也受海平面上升、洪水以及极端天气影响而被迫选择走上难民路。绝大多数拉美气候难民的目的地都是美国或者墨西哥，换句话说，这是一条由北向南的谋生之路。而在关注诸如洪都拉斯、巴哈马和哥伦比亚等国遭受的气候危机之外，难民涌入的地方是否能够妥善安置这些民众也成为焦点议题，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ACHR）就在上周四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听证会，讨论相关事项。这也是首场应对气候难民危机的公开听证会。这场听证会证实，越来越多的移民和难民试图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他们往往在家乡遭遇飓风、热浪和干旱，以及海洋酸化、海岸侵蚀和荒漠化等缓发灾难而被迫流离失所。此外，一些移民证人也指出，美墨等国日渐收紧的难民政策正在给气候难民带来第二重难关，与会专家更就此问题，力图推动IACHR提醒各国采取“不驱回原则”，即禁止将流离失所者遣返到因气候危机的影响而危及其生命或自由的环境中。此外，与去年联合国方面的表态相反，此次IACHR也在听证会上承认了气候难民群体和现象的存在，他们也将进行国别访问，并制定指导方针以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人。
IACHR及气候难民等组织也强调，气候危机导致的“难民”还包括很多一国境内的流离失所者。在亚洲，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深受境内气候难民之苦，而在美洲，最为发达的美国本身就有着数量庞大的境内气候难民。根据《纽约时报》最新推出的报道，光在2023年就有250万美国人因气候变迁和极端天气而离开自己的家园。美国去年经历了28场自然灾害事件，且每场都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损失。而由于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对接问题，官方目前尚未能够给出更加准确的境内难民数字。
联合国方面也一改之前的谨慎态度，开始严肃对待和处理气候难民问题。在2月26日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加强全球合作以解决气候引起的移民问题就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其中国际移民组织（IOM）更是为此奔走呐喊，其代表官员更表示，因气候变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处境理应被纳入到大会制定相关议程的考量中。据估计，如果不采取具体行动，到2050年，多达2.16亿人可能成为境内气候难民。而如果能采取及时的行动，这个数字可以减少80%。也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挑战，已经在滚雪球式的威胁叠加模式下，开始认识到气候难民这一趋势及相关应对策略的重要性。此外，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也需致力于确保那些被迫迁移的人得到保护和妥善安置，因为目前看来，气候难民不再是趋势，而是常态，我们无法遏止，而只能争取尽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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