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民族》2023年第4期
近些年来，在西方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民粹主义运动逐渐进入西方主流政治舞台，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西方的民粹主义运动既表现为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在传统政党内活动的民粹主义政客，也表现为以政党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法国“国民阵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等。在2015年以后，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普遍获得了爆发性的发展，在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和议会议席大幅度增长，个别政党甚至在其国内大选中战胜了老牌传统政党，获得了上台执政的机会。西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既是西方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反映，也是西方政党政治整体性危机的体现。本文试图从政党政治的视角，分析苏东剧变后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
一、苏东剧变后西方政党的国家化转型及其本质
从政党诞生以来，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政党的组织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职能以及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就此展开了探讨与争论，提出了很多概念与范畴来对不同类型的政党组织形式进行概括，如莫瑞斯·迪维尔热提出的精英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奥托·基尔海默提出的全方位型政党、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提出的职业选举型政党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向全球的发展和蔓延，西方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主流政党与国家之间深度融合，政党逐渐转变为国家代理人。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进而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等概念，试图对政党国家化这一现象进行阐述。但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西方政治学者无法从本质上认识这一现象。
（一）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与政党国家化现象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西方议会中的贵族因为阶级利益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形成了松散的政治联盟。这种联盟就是最初的政党，即迪维尔热提出的精英型政党。这种政党形式产生于议会内部，与民众的关系相对疏离，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这种政党形式还只属于政治派别或者政党雏形，与后来成熟时期的政党有本质区别。19世纪后期，伴随着选举门槛的降低和选举权利的扩大，西方竞争式民主逐渐成形。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贵族的、内生型的政党逐渐转化为选举的、外生型的群众型政党。群众型政党有较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代表性，有明确的党纲、党章和组织纪律性，有大量的基层组织和广阔的群众基础，与社会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工人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以及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党等都属于群众型政党。由于这种政党组织形式在社会动员和选举竞争中的优点，很快从左到右扩散，被其他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的政党所接受，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模式。群众型政党的出现，使得政党不再是少数贵族政治精英之间的松散政治联合，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相对严密的政治组织，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来临，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下降及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不同阶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越来越难以吸引选民。同时，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政党可以不依靠党员或核心支持者，而直接与选民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选票的最大化，群众型政党开始超越原有的阶级界线，向意识形态温和的方向转变，基尔海默在1966年将其概括为全方位型政党。“全方位”意味着政党试图摆脱对特定阶级的依赖，而在全民范围内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全民党”取代了以特定社会阶级和群体为其主要支柱的“阶级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这一阶段西方主流政党发生了温和化或中间化的转向，但这些政党并未完全脱离与社会的联系。第一，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尽管凯恩斯主义是左右翼政党共同的执政理念，但是二者之间在政策主张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更强调凯恩斯主义中国家干预的那一面，而右翼政党则更多地强调市场调节的那一面。第二，尽管存在着政党“全民”化的倾向，但左右翼政党都依然有各自明确的支持群体，选民依然有比较高的政党忠诚度，“在当时，选民与他们各自所属政党‘结盟’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于西方各社会民主党来说，工人阶级依然是他们坚定的支持者和忠实选民，工人阶级成分的党员在社民党内部的比例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右翼政党的主要群众基础仍然是社会的中上层。第三，政党通常与社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在选举期间帮助政党动员选民。政党的支持群体相对稳固，选举波动性（即出现选民转投另一政党的概率）比较低，“相对清晰的政党形象、强大的政党组织、高水平的党员和较高的党派忠诚有机统一起来，使得二战后西欧政党体制和投票模式非常稳固，建制派主流政党始终能够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苏东剧变后，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挫折，西方传统左翼政党彻底放弃了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和努力，提出了“政治世俗化”的理论诉求。“政治世俗化”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普世思想的现实，把所谓“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完全驱逐出政治领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集体右转，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与新自由主义合流。斯图亚特·霍尔尖锐地批评说，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不是去挑战撒切尔18年执政时期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反而是把撒切尔主义中途停下的工作拿起来重做”。而在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策主张也日益趋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经一度带有反资本倾向的民主党，逐渐吸收了“共和党的信仰体系”，开始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解除对资本的管制，减少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马丁·P.瓦滕博格指出：“两大政党曾经是美国选举中的核心指导力量，但现在相当多的人认为两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伴随着这种转型和转向，曾经带有浓厚的反资本倾向的西方左翼政党，越来越变成垄断资本的同谋；其主要群众基础，也不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所谓的中产阶层甚至精英阶层。西方左翼政党完成了右翼政治力量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左翼自我阉割掉最后一丁点批判资本的激进维度，开始使用他们的对手（新自由主义者）的语言和政策。”托马斯·皮凯蒂（因而将这些蜕变的左派政党，称之为一种“婆罗门左派”。“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的交替执政，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党政治的主轴。这种状况使得底层民众在主流政治中失去了自身的政治代言人，在整个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主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日益趋同化。在这种状况下，民众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自由选择，就变成了一种“伪选择”或“伪参与”。齐泽克把这种状况比喻为电梯里的“关门键”，它让主体以为自己的行为参与了电梯运行的过程，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安慰物：因为只按下目标楼层的号码键，与不仅按下号码键并按下“关门键”，两者的关门速度是一样的。当然，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之下，政党之间依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涉及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而主要局限于具体的政策方针或人事权力方面的斗争。这种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极化”斗争，掩盖了其本质上的一致性。
在政党意识形态与政策纲领趋同的状况下，政党丧失了其利益表达和政治代表的核心功能，政治性功能逐渐弱化，而组建政府和管理行政等治理功能不断强化。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天平中，彻底倒向了国家一方，变成了“国家代理人”。政党与社会越来越疏离而与国家越来越紧密，“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面对政党与国家政权越来越融合的趋势，理查德·S.卡茨和彼得·梅尔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的概念。卡特尔（Kartel）原意为协议或同盟，是西方一种垄断企业的经营模式。卡茨和梅尔借用卡特尔一词，来描述主流政党日益走向趋同和联合的现象，即“政党与国家间的渗透以及政党间的共谋模式”。
政党国家化的现象与趋势，已经逐渐被很多西方政治学者所接受。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则充满着争议。一种观点把政党国家化现象视为西方政党政治走向危机的体现。如“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委员会”（IDEA）在其发表的《全球民主国家报告（2017）》中，明确地将政党国家化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代表性危机视为当前西方民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党国家化的现象只是政党顺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调适。如卡茨和梅尔认为，要把政党的适应、转型与其衰落（Decline）、失败（Failure）区分开来。政党国家化的转型，与其说意味着政党面临着衰落或是失败，不如说是政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所有持“政党衰落”论的学者都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把群众型政党视为唯一的政党模式，但是群众型政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政党所发生的变化是其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进行的正常调适。从总体来看，西方政治学者对于政党国家化问题的讨论，多数都局限于政治组织形态的具体的、技术性的变化，但是却忽略了这一变化背后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因而无法形成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认识，导致了围绕此问题的一系列争论。
（二）政党国家化的本质与表现
要理解政党国家化的本质，就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私有制出现后，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因其根本利益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这些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政党就是适应这种斗争需要、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发展阶段中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明确的政治（阶级）代表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内核和灵魂，也是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根本特点。一方面，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以特定的阶级为基础，并为其所属阶级的自由、解放和生存、发展服务。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政党的首要目的，是组织、领导本阶级群众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完成对本阶级有利的社会变革，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围绕着其所代表的特定阶级的利益，政党一般会构筑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意识形态是政党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在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中，鲜明的阶级代表性和意识形态是多党民主和代议政治能够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不同阶级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阶级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代表封建贵族的政党与新兴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之间的斗争，都是这种政治性斗争的表现形式。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所造成的政党趋同的趋势之下，主流政党无法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来表达特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失去了与其群众基础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种状况下，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民众既无法通过选举来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也不能通过选票来惩戒自己不满的政党。在这种形式上的多党制之下，民众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被纳入了社会治理的技术性分歧的话语之中。政党蜕变成了围绕着选举和执政的政治机器，而不再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践行者。政党的目标也不再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利益再分配，而是朝着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政党越来越变成了专业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而不再关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动员和整合”。这种被国家所同化的政党，在其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经费来源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主流政党高度依赖国家经费，沦为了“半国家机构”。党员党费与支持者捐赠是传统群众型政党的主要经费及来源。伴随着政党活动的扩大和日益增长的政党开支，政党通过其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不断为自身引入国家的补贴和经费，从而逐步摆脱了对基层党员和社会大众的依赖。如在2007—2019年期间，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三国政党所接受的国家财政补贴，分别占其政党总经费的72%、82%和80%。政党对国家在经费和资源上的依赖，使得政党高度依附于国家。在卡茨看来，政党已经成为“国家合法监管的对象”，而这种监管超过了国家对私人社团监管的正常程度。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来限制和规范政党的行为，甚至深度介入政党内部事务。国家在政党内部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使得政党逐渐从“自愿的私人社团”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公共事业”，变成了一种“半国家机构”。为了阻止新兴政治力量分割其从国家所获得的政治津贴和特权，主流政党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卡特尔联盟。他们利用其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机器，合谋排斥在主流政党体制之外的小党和新党，设置重重障碍来阻碍其发展。比如，很多西方国家分配给政党的补贴数量，一般以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或议席数量）为依据，这样就比较有利于拥有较强实力的老党、大党，无法从政府获得资金和资源的小党、新党就会不断被主流政治所淘汰。在这种状况下，拥有共同利益的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逐渐成为一种象征性竞争，他们将其竞争对手看成是职业伙伴，共同瓜分政府公职，“曾经是传统竞争对手的政党现在正在寻找共同的政府基础”。
第二，公职机构中的政党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和基层组织之上，党权沦为“橡皮图章”。在传统群众型政党中，普通党员既是政党选举中的主要选票来源，也是政党运行所需经费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容纳普通党员的基层组织在党的权力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央党组织以基层组织的名义对其在公职部门中的党员和党组织进行监督和约束，使他们遵守政党共同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目标。但是在政党国家化的过程中，政党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补贴，而政党候选人的竞选和提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人自身所拥有的选举资源，所以“政党对那些没欠政党多少情的当选官员中的影响也减少了”,中央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对公职部门内的党员的约束就大大弱化。公职部门中的党员借助于其所拥有的政府权力和资源，凌驾于中央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之上。党内的权力和资源也逐渐集中于公职部门。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议会党团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党的全职人员中的所占比例为25%，而到8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上升到50%以上。
第三，政党成为职业政客的联合体，政治活动沦为“谋生工具”。伴随着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融合，政党不再是一个有共同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集合体，而变成了以政治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职业政客联合体。卡茨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一种“职业体育联盟”，即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政客所组成的主流政党，越来越像职业联赛中以盈利为目的的球队，他们借助一些心照不宣的规则和作秀式竞争，来垄断政府公职，共同分享收益。政党堕落成为职业政客相互争夺、谋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种围绕着个人或宗派利益的形式上的激烈竞争，掩盖了“实质上的政治卡特尔”。
政党的去政治化或去阶级化，就是西方政治学者所讨论的政党国家化的本质。丧失了政治性职能的政党，就如同齐泽克所说的“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一样，虽然依然冠之以政党之名，但决定其本质的实体已经被去除了。这种现象的形成并不是像卡茨和梅尔等西方政治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政党“顺应新的社会形势”所进行的正常“调适”，而是在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挫折的背景下、西方左翼政党的蜕变与转向的历史后果。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根本性的阶级冲突和政治对抗在西方主流政党政治领域中被排除了。政党被完全吸纳进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之内，成为履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工具。
二、政党国家化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民粹主义政党兴起
在政党国家化的趋势之下，西方主流政党越来越失去了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信任，从而引发了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的危机又直接导致了代议民主的危机。汪晖指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而政党政治的危机则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的结果。”这种危机表现在功能危机、组织危机与认同危机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危机。在政党国家化的状况下，主流政党合谋通过选举程序共同控制政权并逃避责任。政党政治不再被看作是公民社会对国家施加限制或控制的过程，而成为“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以政党政治为核心内容的代议民主完全摆脱了民众的控制和影响，越来越沦为了一种仪式性民主，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也就是说，在政党及其代表性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政治就被取消了。科林·克劳奇（ColinCrouch）、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等学者据此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认为伴随着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转型，西方国家的民主运作已经丧失了其本真的意义。克劳奇指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虽然选举依然存在，并且可以通过选举来变革政府，但是公开的选举辩论变成了一个被严格控制的场景，由专业技术专家组成的竞选团队来进行操控和管理……在这种‘后民主’的条件下，政治权力逐渐被拱手让给商业游说团体，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以及约束强权的平等主义政策议程，变得越来越渺茫。”理查德·罗蒂将“后民主”与民主权利的快速侵蚀联系起来，指出“在这个侵蚀过程结束时，民主会被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它既不是军事独裁也不是奥威尔式极权主义，而是一种相对仁慈的专制主义，由一些世袭的权力精英所统治。”⑤面对这种状况，选民对西方的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日益失去兴趣，政治参与的热情大为下降，形成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近些年的西方各国的议会和总统大选中，都出现了选举投票率大幅下滑的局面。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从1964年的95.83%下降到2016年的65.44%；议会选举投票率从1968年的89.66%下降到2018年的56.84%。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党政治运转的动力。选举投票率和政党支持率的低下，导致其民主的合法性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组织危机。传统政党在意识形态、党纲和政策上的趋同，使得政党原有的党员和支持者群体丧失了对党组织的信任，导致基层组织瓦解与党员数量下降。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冈瑟指出，当政党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仍然保持对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忠诚时，“政党的转向就可以导致他们对于政党的幻灭和疏离”。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传统政党都出现了基层党组织瓦解和党员数量持续下降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中约有15%的选民是政党成员，这一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了10%，到了21世纪则下降到了5%。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党员人数分别为300万人和100万人，而到2015年大选时，两党人数分别下降到了15万人和27万人。从1990年到2010年，由于入党率的严重下降，德国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的党员数量分别减少了36%、17.4%、46.8%。在党员数量锐减的同时，党员老龄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如英国工党成员的平均年龄是52岁左右，而保守党的平均年龄为59岁，其中60%以上的成员年龄超过60岁。在德国的三大主流政党中，30周岁以下的年轻党员的比例均低于10%。
同时，在社会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传统政党发挥其代表性职能、动员民众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在政党国家化的趋势之下，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失去了其在社会中的重要基础和根基。如曾经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曾经与工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这些政党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政党的政策主张与工会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二者之间的传统联系逐渐趋于弱化甚至完全破裂。在与传统社会组织疏远的同时，政党也未能与近些年新兴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建立有机联系。
第三，认同危机。此种情境下，“铁杆选民”变为“流动选民”。政党认同是反映选民对政党态度的重要指标，其指代的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最近几十年来，西方选民对于主流政党越来越冷漠和疏离，政党认同度不断下降。这种政党认同的下降，一方面表现在对特定政党的认同度和“忠诚度”下降，即支持一个特定政党的“铁杆选民”数量大为减少，而依据一些短期政治变量来调整政治倾向的“流动选民”成为主流。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冈瑟指出：“在几乎所有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19个国家中有17个拥有连续的数据证明），认同政党的人口在过去25年里有所下降。同样，对政党忠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在2009年之后，美国大选中“独立人数”的比重超过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占到了美国民众的45%左右。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主流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普遍不信任情绪。2013年西班牙的一份调查显示，91%的西班牙公民表达了对政党的不信任，只有3.9%的西班牙公民是政党成员。英国《反政治兴起报告》指出，在1944—2014年间，认为政治家只代表其个人利益的英国民众比例从35%上升为48%，而认为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民众从36%下降为10%。政客一词已成为卑鄙、自私、自恋和无能的代名词。这种对主流政党和职业政客的普遍不信任情绪，为民粹主义政党和反建制政治人物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移民、宗教、阶级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事件层出不穷。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困境面前，丧失了政治职能的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对此无能为力，“政党变得更加孤立，越来越远离社会需求”。民众迫切需要在传统政党之外找到表达和代表其利益的渠道，于是民粹主义政治应运而生。尚塔尔·墨菲指出，“后政治”时代的“共识政治”模式使得民众缺乏表达冲突的抗争性渠道，这种政治的“空场”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传统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差异变得比以往更加没有意义的环境中，民粹主义每每就会繁盛起来”。蓬勃兴起的民粹主义政治，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在传统政党之中所涌现出来的“反建制”政治人物，另一种则是利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迅速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
近年来，西方各国都出现传统政党衰落、民粹主义政党蓬勃上升的局面。带有明显纳粹色彩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furDeutschland）和法国国民阵线党（Frontnational）、以激进左翼面貌出现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由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领导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FivestarMovement）等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迅速崛起，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轮流执政的主流政党正在逐渐失去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导致了一种‘代表性真空’……在21世纪，这种真空正在被迅速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所填补。”从2007年到2017年，法国国民阵线党在总统大选第一轮中所获选票的比例从10.4%上升到了21.3%，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则从2009年的4.6%增加到了2012年的16.8%，并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2017年，成立仅4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获得了将近13%的选票，首次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仅次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以及社民党这两大老牌政党。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政治秩序的进一步重组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等事件的冲击，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得到了更快速地发展。在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左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得票率相加已经超过一半，达到54.3%，在同年举行的法国议会选举中，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席总和由2017年的25个增加到164个。2023年6月25日，德国另类选择党候选人罗伯特·泽塞尔曼（RobertSesselmann）在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这是该党自2013年成立以来首次赢得地方行政长官选举，被英国《卫报》等媒体称为德国政治的“分水岭时刻”。
三、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与困境
与传统政党迥异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被西方学者认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党派政治”。那么，民粹主义政党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它又会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与意识形态趋于中间化的传统政党不同，民粹主义政党一般都具有鲜明的（甚至趋于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满足了特定群体的政治表达的需要。民粹主义政党预设了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人民与不能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精英之间的对立构成了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治框架。
他们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不同政治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等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主要关注经济平等和社会再分配问题，批判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而法国国民阵线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致力于维护白人男性群体的利益，反对外来移民、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对本土白人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冲击，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尽管很多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这些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迎合了普通民众寻找政治代表性的希望，因而获得了广泛支持。正如尚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所指出的，尽管民粹主义政党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很多“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人们却不能否认其话语的政治性质。
第二，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高度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组织架构上呈现出了鲜明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特点。如2011年以来西班牙建立了近500个新政党，这些政党大多数依托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平台在网上召集形成，具有门槛低、“来去自由”（easycome，easygo）的特点。依托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民粹主义政党打破了以地域和选区划分建立各级党组织的传统，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支部和总部之间建立起了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双向联系。同时，他们还利用互联网工具创建了很多线上平台和政治空间，使普通党员甚至党外的同情者都可以进行充分的政治辩论并直接影响政党的决策，形成了许多网络虚拟党支部。比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FiveStarMovement）创建了一个名为“Rousseau”的网络决策平台，所有注册为该党党员的民众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论该党的政策，也可以通过网络投票来选举以该党名义参选的候选人。
第三，民粹主义政党主张民众绕过现行政治框架直接参与政治，与民众以及社会运动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并呈现出鲜明的“反建制”特征。面对主流政党与国家的融合以及代表性危机，民粹主义政党试图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民众的直接政治参与，表达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甚至直接脱胎于社会运动。如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就脱胎于2011年欧债危机之后曾经吸引了650万—800万西班牙人参与的“愤怒者运动”。他们在西班牙全境有1000多个基层组织（即“圈子”），在民众中有巨大的动员能力。同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一些之前毫无从政经历的反建制“政治素人”，也获得了直接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这种与传统政党迥异的民粹主义政党，被一些学者称为“反政党的政党”（anti-partyparties）或“后政党的政党”（post-partyparties）。那么，这种“反政党的政党”能否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建制”特征，但是其依然在主流政党政治的框架内参与政治竞争，因而也就必须遵守现行政治体制的规则。这样，在其激进的政治话语和现实的政治行动之间就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和悖论。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Tsipras）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齐普拉斯顺应希腊民众的要求打出了反紧缩旗号，因而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在上台执政后，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困境面前，齐普拉斯却最终选择向欧盟妥协，继续实行紧缩政策。这引发了其支持者和选民的不满，导致其在2019年的大选中失败。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借助于社交媒体等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网络平台作为其组织和动员工具，虽然有利于民众的直接参与，避免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代表性断裂”的现象，但是这种组织方式并不能替代传统政党的职能。这种“非组织化”的组织体制，并不能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日常决策和运作体系，反而高度依赖某些明星化的领导人。同时，这种高度依赖互联网工具、缺乏线下活动的组织方式，使得党员和支持者对其所属的政党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归属感，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的特征。
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以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的面貌出现并试图重建政党的政治性，但是其反映的是群众碎片化、极端化的反建制情绪，并没有从整体上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诉求和能力，而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既有框架内寻求激进变革。这样，在其激进的政治话语和现实的政治行动之间就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陷入了“主流化”与“反建制”之间的悖论。这种普遍存在的困境与悖论，使得很多民粹主义政党呈现出了快速崛起又快速衰落的特点。
结论
苏东剧变后，伴随着西方左翼政党的蜕变与转向，西方主流政党在政治纲领、意识形态等方面日益趋同，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主流政党丧失了其政治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核心职能，而日益被国家的逻辑所同化，蜕化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国家治理工具。在这种“政治的空场”之下，西方民众无法在主流政党政治的领域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但是，以反建制的面貌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变革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诉求和能力，反而让西方政治体制更加陷入泥潭而无法自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日益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西方左翼的“再激进化”，才能打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正确表达西方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而重新形成一种以无产阶级政党为载体、以推翻资本主义为根本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实现“政治的回归”。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