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兹教授演讲：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大卫·科兹教授在京演讲之一

    
    主持人：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的经济学教授，苏联与俄罗斯问题专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大卫·科兹197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曾在美利坚大学任教，目前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经济系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课程）并长期担任研究生工作主管。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每月评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科学与社会》、《反思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元与常识》等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科兹教授还出版过《美国银行对大公司的控制》等专著，并同他人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他与弗雷德·维尔的合著《来自上层的革命》（2002年中文版）在苏联和俄罗斯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该书自1996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己被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出版。他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批判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等。
    科兹教授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同情。他曾于2000年夏访问过中国并作了一系列演讲，当时在社科中心演讲的就是关于《来自上层的革命》这本书的内容，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自《来自上层的革命》（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以来，科兹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人曾经把他在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与斯蒂格利茨相提并论。
    这次，科兹教授应“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研讨会（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联合举办，11 月16到18日在南京举行）的邀请来到中国，今天演讲的内容有新自由主义批判、美国霸权主义的根源、市场和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角色、苏联解体给中国的教训、中俄经济比较。单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体系问题（包括伊拉克战争问题）等。
    科兹教授：很高兴能再次来教育部社科中心做演讲。四年半以前我来过这里，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访问，当时你们让我工作得很努力，大约讲了五个小时。这一次还有同样的计划吧！我会尽力完成任务。
    上午的主题是中俄经济转型比较，我想特别比较一下新自由主义引导的转型战略与国家引导的转型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主导经济理论和今天的截然不同。早些时候，经济学的研究生被告知市场经济是相对有效率的，但同时又说市场必须要有国家的严格限制，否则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时的主导观点是国家必须调控宏观经济，以避免严重的衰退；国家还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以避免贫富分化等问题，并且纠正对环境的破坏；国家应鼓励工会组织的强大，以使工人有相应的权利来提升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末，主导的经济学观点有了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原来的看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体制、政策和观点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取得了主导地位。
    对新自由主义地位的最简单描述是，如果国家从经济生活调控中退出，就会有益于效率、收入分配和技术进步。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腐败的源泉、无法有效分配资源、任意分配财富并且阻碍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最大胆的观点就是，认为它为指导一国经济体系转型提供了最好并且唯一有效的指南。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这一观点适合于两种主要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方面能够使一国从低生活水平、低技术向高生活水平、工业化和较高技术水平发展，是进行经济转型即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好方法。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是有矛盾的，因为它们与历史经验不符。首先看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所有较快实现工业化的范例都有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比如日本、前苏联和韩国，在指导发展方面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也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不符。英美依靠新自由主义实现工业化的神话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今天我没有时间就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但我可以推荐一本书，书名叫《踢掉梯子》，是两年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我所熟悉的美国早期历史为例，在19世纪，当美国经济发展起步和工业化时，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美国政府对英国和德国更好的产品设置了较高的关税，美国工业由此得以发展。美国政府出资建铁路，从而创造了很大的国内市场。在我看来，如果美国真的在19世纪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现在美国经济的中心就会是生产小麦、原材料等，并出口到欧洲，以换取生产设备。我的论文不只是关于经济发展，还有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有必要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弱化。尽管如此，在我看来，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只有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才能完成。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要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严重。
    下面我们谈谈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经验。我的目的在于得出教训，看看新自由主义引导的转型模式和国家引导的转型模式之间的相对有效性。我也会谈谈国家引导的转型战略的内在矛盾。1991年底，俄罗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模式，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本国经济顾问的建议。俄罗斯转型的主题就是国家迅速退出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四年前在这里演讲时我部分谈到了俄罗斯的转型问题。去年，我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经济转型。希望今天我的演讲中会有一些四年前大家没有听过的东西。
    俄罗斯的转型战略有六个重要特点：价格迅速放开；企业迅速私有化；对国家指导经济决策的迅速限制；政府开支的大量削减；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迅速取消妨碍资本与货物自由跨国流动的壁垒。俄罗斯同这些目标的转型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比如，在二年之内，大约80%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新自由主义者说，在转型开始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这是转型的代价，大约会有六个月的时间，之后保证经济会回升并且改善，带来有效而且技术进步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实际结果与这些保证是不相符合的，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7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到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了一半，是1991年的49%。俄罗斯的总投资额下降的更快，1998年的总投资额只占1990年的16%。这样的下降是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些都来自于俄罗斯的官方统计数据，他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些数据。俄罗斯经历了现代史上在和平时期最长时间的经济衰退。
    自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终于开始增长了。这里有两个因素：首先，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金融危机，政府拖欠了债务，这导致卢布对美元的贬值，实际上贬值了65%，结果俄罗斯消费者开始购买本国货物，而且俄罗斯的出口得到了刺激，这使俄罗斯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更有意思，由于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的政治影响，叶利钦不得不任命中左派的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在普里马科夫任总理的很短时间内，他摒弃了新自由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放松了货币紧缩政策，这也刺激了经济发展。
    然而，俄罗斯的经济扩张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首先，从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来考虑，199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算高，平均为6.7%。到2003年，俄罗斯的经济恢复到1990年的67%。即使是保持这样的增长，俄罗斯的经济还是要到2009年才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在于它过于依赖较高的油价。在2000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价格增长了62%。大家知道，2000年的世界石油价格很高。对于油价在俄罗斯经济复苏中所起的作用，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俄罗斯工业部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估计说，2000年俄罗斯GDP的增长有三分之二要归功于油价的增长。许多专家说一旦世界油价回落到正常水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会停止，甚至会出现衰退。俄罗斯的经济过于依赖出口，这一点可以从商品的净出口看出来。净出口指的是出口减去进口。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净出口占GDP的3%到4%，对于一个有着丰富原材料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比例是正常的。俄罗斯的出口产品大约80%是原材料或加工过的原材料，比如金属。从1999年开始，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上升到惊人的水平，大约在10%到20%之间。2000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是出口换来的，这是很不寻常的情况。这意味着俄罗斯的GDP用在本国的份额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大约45%的GDP增长都用到国外去了，而不是用来使本国的经济受益。它主要的形式是资本流失。另一个问题是流通中货币的缺乏。价格控制的迅速取消导致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货币紧缩又使货币供应无法随着经济增长的要求而增长。其结果是流通中的货币占GDP的比例增长了10%到20%，相比较而言，美国的这一比例大约是50%。这样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开始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而不是以货币为基础，投资也就相应地不可能实现了。
    新自由主义使俄罗斯的经济激进地转变了，实际上被“非工业化”了！苏联末期，俄罗斯有着多样而又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主要集中于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提炼和生产，以出口到世界市场。比如说，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几乎回到了1990年的水平，但是机器制造部门（包括汽车和工业机器）的生产能力只是1990年的50%。建筑材料业只是1990年的42%，大家可以想象俄罗斯的建筑业是多么的萧条。食品加工业占1990年的67%，而食品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东西。我所给大家的数据都是有关2003年与1990年比较的。俄罗斯大约只有l％的工人在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工作，而这一部门大约占了GDP的20%。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在这个新的以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中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许多家庭只好依靠较为原始的方法来满足生活的需要，比如 1999年有一个调查显示，55%的俄罗斯家庭有50%的食物来自在自己家院子里种植的食物。我们这里说的是个高度城市化、纬度很高的国家，庭院种植也不是那么有效率。
    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在俄罗斯经济恶化中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俄罗斯没有合法的富裕阶层来买那些国有企业。1992年，唯一有钱的阶层是靠非法的黑市活动富裕起来的。那么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是怎么私有化的呢？许多是被“送”给了那些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关系的影响力较大的人物的。其它的被当时与犯罪集团有联系的经理人员攫取。这个私有化进程没有使俄罗斯经济更有效率，而是造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系统破坏和掠夺。比如有一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这个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盈利的，因为它所生产的并不昂贵的汽车还是有市场需求的。这个企业虽然每年可以卖出很多汽车但还是亏损，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付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工厂高层管理人员和别里佐夫斯基作了个交易。别里佐夫斯基找到工厂的管理人员，提出这样的安排：由他建立一个汽车销售连锁店，向公众卖汽车，工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有一半的所有权，工厂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向连锁店供货，因此，汽车制造厂每卖一辆车都在赔钱，而别里佐夫斯基和工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则越来越富。这个交易本质上是在盗窃工厂的利润和财产。这种交易在俄罗斯是很普遍的，使控制前苏联资产的人在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活动的情况下就一夜之间暴富起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犯罪的泛滥。根据新自由主义，国家退出了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国家开支大幅缩减，政府雇员的工资虽不断减少但有时仍无法按时支付。这使国家变得很虚弱。犯罪集团乘虚而入，填补了权力真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犯罪集团出现。他们为争夺对地区和企业的控制而公开打仗。有时在莫斯科街头会有匪帮之间的枪战，甚至会使用机枪。下面我说一下这个过程中的最坏的方面。许多苏联时期的经理人员是诚实的，他们希望改善公司的状况并保护公司职员。犯罪集团找到这些经理人员，让他们合作从公司盗窃财产。有些经理人员拒绝，后来即遭杀害。我要特别讲一个很戏剧化的故事，有一家大型的机器制造公司，在苏联时期效率很高，技术也很进步。这家公司的主管拒绝与犯罪集团合作，一天他拿起电话后立刻死掉了，可能大家以为电话爆炸了，但犯罪分子使用的是更高级的方法，他们在话筒上设置了神经毒剂，一接触就会立刻死亡。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开始是野蛮而又有竞争性的小型的犯罪集团互相打斗。到中后期进入了寡头集团阶段，七八个很富有而且有权力的人物出现了，他们控制了大型的经济帝国，被称为寡头。超级富裕的寡头们控制着各种经济帝国，包括石油和原材料、制造公司、大众传媒和银行。这些人与实行私有化政策的政府高官有着密切联系。每个寡头都有自己的所谓“安全力量”，他们雇佣了前苏联失业的训练有素的军事和情报人员。因为国家很虚弱，以他们用自己的武装来取得合同，并且防范别的寡头。即使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犯罪体系也是非常暴力的。几年前，有个美国记者写了本很有意思的书，该记者是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研究专家。今年夏天，他到莫斯科为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创立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在七月份的某一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了。在俄罗斯，有很多针对记者的暗杀活动，但从没有人为此而被捕。显而易见，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方法是与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密切相关的。
    刚才我提到，价格体系的突然放开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使得大多数人一下子变得穷困起来，消费需求也因此下降了。这也导致了经济混乱，使生产投资受挫。另外，国家从企业决策过程的退出和货币紧缩政策进一步打击了生产性投资。因此，消费需求在下降，投资需求也在下降。根据新自由主义，政府开支要急剧减少。这也就难怪俄罗斯会遭受长期而又严重的衰退。俄罗斯经济迅速向世界市场开放，以为进口会象国内市场需要的那样进来，这也使寡头们得以很容易地把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培育出了一批企业主；他们更关注短期的回报，而不是公司的长期发展。IMF向俄罗斯保证，如果遵循他们的政策，就会有大量的西方投资涌入俄罗斯。但是这当然没有发生，外国直接投资在俄罗斯GDP中所占的比例没有超过1%。西方投资者并不是傻瓜，他们没有动力在那样的混乱和衰退中进行投资，除非是在原材料部门，但也是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方法的根本错误在下它认为，如果国家撤出并且破坏掉原来的计划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出现。相反，它导致的是经济混乱。在这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缺位的。
    俄国官员们所有的只是个人动机。我也曾见到一些经理试图进行有益的生产，结果他们发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赚到利润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情况使人们不去进行生产性劳动，而是从事非生产性劳动，比如进行土地投机、盗取企业利润、进行各种欺诈、窃取公共基金。俄国也曾想利用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但它的优势是它的原材料，所以俄国最终沉沦为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这对俄国城市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大多数俄国人在新经济中无所作为。这也说明了俄国自改革以来为什么人口急剧减少，为什么死亡率大大上升而出生率大大下降，死亡率在很多年中都远远超出出生率。俄国人口在下降，因为大多数人在新经济中发挥不了作用。
    现在来说中国的转型，中国的转型比俄国要好得多。1978年，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邓小平和他的同仁们的目的是为了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就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访问中国，并曾建议中国怎样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对中国的建议和后来给俄国的建议是一样的，即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立即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立即放开价格、解除中央计划。这些给中国建议的学者，有的后来成为俄国改革的进言人。中国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感谢，但在着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而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有趣的是，1991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流行这样一句话：“过一个深坑唯一的办法是一步跳过。”这倒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因为你会落入坑中，更聪明的办法是架一座桥。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自己的转型模式，我把它叫做“政府指导的转型战略”，它有很多特点；我只谈其中的7个：
    1、价格控制是逐渐地放开的。直到2001年，中国仍对128种产品保持着价格控制。
    2、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推迟的。直到今天，一些大企业的私有化问题还在讨论当中。
    3、政府仍保留对大型国企决策权的控制。
    4、政府开支保持增长。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对交通、能源等的投资。
    5、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
    6、对银行系统实行国家控制。
    7、很大程度上对穿越国境的贸易和资金实行国家控制。
    中国不是指望从国营企业中产生市场经济，而是鼓励新的非国有企业发展。中国的转型和俄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策略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企业所有权的逐渐转变，如果看看改革的头 20年（1978—1998）就会发现，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是逐渐降低的，从 3／4逐渐降低到1／4，集体经济的比重从22%上升到36%，私营经济的比重从零上升到37.5%。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下降了，但它本身的绝对产出在20年中却以6.9%的速度不断上升。
    中国转型战略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没有出现转型萧条。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在增长，最差的一年1990年是3.8%。20年来，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补充一点，总的来说，中国GDP的增长在中央计划时期也是不惜的。据国际上的统计，中国1952—1975年的GDP平均年增长率是6.1%，这个记录也是不错的，尽管没有改革开放后快。中国2003年的GDP是改革开放前的9倍。应该注意的是，GDP数据象其它数据一样也要小心对待。GDP并不是衡量经济产出的精确数值，它只是比较起来最好的方法。
    中国和俄国在投资方面也大不一样。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投资额平均是  GDP的  37.3%，按照全世界标准，这也是非常高的。在美国，投资额一股占GDP的15%。在转型期的20年中，国家投资占了总投资额的50%还多，尽管它在整个投资额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中国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但是，有的外国经济学家误解了这一现象。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投资。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中，外国投资的比重还不到GDP的1%，到1991年还只占1%。直到20世纪90年代，外国的投资才渐渐增大，在1993年达到高峰，占GDP的6%还多。这些数字说明外国投资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世界经济的正常运作就是这样，外国投资不喜欢高风险的地方，也不会去不增长的地方，除非这里有他需要的原材料。中国经济经历了10或12年的高速增长，这里对外国公司来说来说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尽管中国拒绝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外国投资者还是愿意在中国投资。尽管外资的数额不小，但它只占中国总投资额的很小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在投入量最多的年份也只占总投资额的10—15%。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投资，而不是国外投资。
    现在来谈谈中国转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在转型早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1990年以前，中国对外出口只占GDP的5—15%，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正常的。但在1990年以后，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变大了，近年来的比重大约是25%，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健康的。这种情况一下，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将受到重大影响。我还要说，中国成功的转型也不完全是“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的结果，其它因素也起了作用，如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比而言，他们工资很低，健康状况良好，也受过教育。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是前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结果。但是，“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联系还是很明显。缓慢地放开价格使中国避免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混乱：新兴的非公有企业可以从国有企业那里稳定地购买到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设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掌控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将银行系统控制在国家手中，使资金能直接进入生产性部门，这与俄国私有化之后投机横行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了总体需求，鼓励了生产性借贷，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转型期中也曾经出现过通货膨胀，但政府这个时候不是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是采取了直接控制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危害更小。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最后，政府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有两个好处，一是使中国经济沿着阶梯向着高技术和高质量的商品经济发展；二是使中国能够选择长期的投资，而把容易逃逸的短期投资拒之门外，这使中国免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创，因为在中国短期投资本来就比较少。
    下面我来谈“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的困难。如果说“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比新自由主义模式更好，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转型的时候没有采取这种模式反而都青睐新自由主义模式呢？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颇为流行，据我看新自由主义并不灵验，只是有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非只来自西方，以俄国为例，俄国当初采取新自由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新自由主义会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但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在推行一年之后很快就人所共知了。那么，在俄国经济备受困苦的14年中，为什么没有改变他们的经济政策？不仅平常的老百姓深受其害，俄国工业也饱受其苦。在90年代初，我曾经期望俄国会转向“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但这却从来没有发生。我认为原因如下：
    “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是高层领导个人发财致富的障碍。即使俄国的工业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但它们的新主人却可以在新自由主义之下，通过盗窃国有企业的财产而达到暴富。对俄国的少数精英阶层来说，经济崩溃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俄国的新贵主要购买进口货；俄国的学校教育虽然下降了，但新贵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瑞士或美国接受教育；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损害俄国经济，但对于他们的发财致富来说，却造成了最好的机会。如果实行“国家引导的转型”，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被用来发展俄国的经济，而不是用来出口，供少数人致富。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中国日益扩大，2001 年中国加入WTO，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一些国家指导的转型策略，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将全部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一些新贵也看到如果中国从“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转向新自由主义，他们会有更大的发财机会。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从现在的模式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将受到损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中国将会被锁定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只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低水平的技术，投资将大大下降，经济增长也会变慢甚至停止，而且当前存在的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巨大的贫富差距（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鸿沟）、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恶劣的工作条件、严重的环境问题等。如果中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激化。
    从这些年来中国和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战略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怎样使 “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长期地维持下去？在我的书《苏联的解体》中是这样说的，在苏联成立后的这段时间里，苏联大多数的领导人从革命者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特权群体。20世纪80年代末，多数领导人决定解散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觉得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个人发财致富的绊脚石。在苏联解体后，接着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曾经说，中共领导人1978年实行转型的时候，目的是用市场力量来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快速的经济发展果然实现了，但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在经济上产生新的精英集团。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人成为精英，市场经济就是这样运转的。所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些经济精英集团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富。但是，经济精英们会受到“国家指导的转型战略”的约束。如果我们相信马克思的话——那些在经济上发了财的人必然要追求政治上的权力，这些经济精英们必然会推动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从这里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呢？在我看来，只有在没有经济精英的社会，即使普通的人们拥有政治权利，跌落到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危险才会避免。将来要避免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它应具有以下特点：它必须建立在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使普通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说话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才会消除强有力的精英集团在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中获益。
    提问一：科兹教授在谈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提到了它的很多问题，那新自由主义难道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吗？
    科兹教授：这里我以IMF为例。IMF是一个很强大的机构，它是二战后创立的，但是到今天它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初设计IMF的是两个思想具有进步思想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个是凯恩斯。按照他们的设想，这个机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在国际支出上的一些困境而设立的。但是IMF成立以后并不象这两个人所设想的那样。它在1945—1970年间的确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帮助欧洲国家解决了战后重建中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IMF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成了强制要求一些国家调整的组织。当一些穷国出现收支不平衡的时候，IMF就出来强加一些政策，要求这些国家在一些方面作出让步才能获得贷款。其调整的结果往往是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比如它要求一个穷国停止给穷人食品补贴。凯恩斯如果知道他所设计的IMF会有这种结果，那他在坟墓里也要愤怒了。实际上，IMF这种经济调整计划应该强加给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家——美国，可这个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IMF实际上就是由美国财政部所控制的。20世纪90年代末，IMF己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发展出来的全球经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的强制执行者。它带给全球许多的不满，这些不满是有道理的。如果国际上的确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实现它的功能的话，首先IMF应该实现彻底的民主化，使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和控制权。对新自由主义的正面的东西，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觉得根本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后出现正面的效果。像俄国这样把新自由主义彻底实行的国家，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在美国是部分地实行了新自由主义；其结果是伤害性的，但其伤害没有俄国大。美国在9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因此导致很多负面的结果。在9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它的发展比国家引导的情况下要慢多了。美国在1950—1973年实行国家引导的政策，这个阶段增长率是稳定的，给公共大众服务的量和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从1973年以来，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是下降的。美国现在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比1973年少10%。对一些公共服务如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在1980年以前，美国几乎没有流浪乞讨的现象。1980年之后，流浪乞讨成为美国城市里的严重问题。本来说要简单地回答，但事实上我的回答并不简单，可我还是说不出来它有哪方面的优点。
    提问二：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今天上午听了科兹教授的报告感到很有水平，也很受启发。我想问的是，当前中国在改革中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即金融自由化。请问教授对中国当前的金融自由化有什么看法，谢谢。
    科兹教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笑）。在我看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它的银行体系变成以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来发放贷款，比如说什么时候赚钱什么时候才发放贷款，这种运作方式是非常有害的。按照这种商业化操作，银行往往以是否有利可图来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对基础结构有一个改变。经济的真正发展需要的一些长期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很有可能在短期内没有利润。经济发展还需要一个全方位、各个部门协调一致的投资。由国家控制的银行金融系统如果运行得好，才有可能对真正需要的地方进行投资。如果银行完全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的话，它很有可能只寻求一些短期的利益。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银行系统受国家的严格调控，希望能够刺激美国民众去建筑自己的住房。对于银行来讲，如果贷款给普通的劳动阶层买房子，利润不大，它们对此没有兴趣。而投资到别的方面或许更能赚钱。于是，政府就设立了一种特殊的银行部门，这种银行只许用来住房贷款而不能做别的，这就是美国的信储银行。在这个阶段，它的利率是受国家控制的。因为有国家强制的调控政策，所以许多资本资金都流向国家的这种存贷银行。这种措施引发的结果是，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建造房屋的浪潮，成干上万的普通工薪阶层因此买得起自己的房子，他们实行十年、二十年的分期付款。这也是二战后美国经济显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信贷同时也刺激和带动了许多其他经济部门，比如建筑材料和家具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系统放开了，实行自由化，结果造成新建住房的大大下降。所以我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国家控制银行，使资本流入应该流入的部门，这是更有意义的。
    提问三：在演讲的结尾，教授提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新自由主义，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但是教授所提的防止新自由主义的办法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民主。这是否意味着回到78年改革开放之前？如果您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么现在这种制度跟1978年以前的制度有何不同呢？我希望教授解答一下。谢谢。
    科兹教授：我知道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现在很高兴终于有人问了。我并不主张回到过去。我也不想成为那种指手划脚地告诉别人该怎么做的西方专家。我只能说在我看来，从长远角度来讲，什么样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能发展的。我认为在中国和前苏联存在的计划体系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是我认为以前的这种计划体制以及这样一种类型社会主义体制也存在很严重的缺陷。正是因为有这种缺陷，才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苏联人民最终放弃了这种类型的计划体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过去的旧形式是唯一的形式。过去的那种体制是过度的中央集权化了，也过分等级化了，而且是一级一级的、指令性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满足上面来的指令。西方有很多人去论述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叫做民主的参与的计划。在这种计划方案中，所有受到影响的各个社会团体阶层都有代表参与这个计划的制订，所以在制订一个计划时，会有不同的代表参与。比如说有消费者、工人、各个地区的代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在企业层次，一个企业的理事会不仅有管理者，还有工人、当地居民等。这个计划决策是通过讨论协商，最终由所有参与的各方集体讨论决定出来的。我举一个苏联的例子，因为我对苏联的情况比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苏联的计划体制对于生产产品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军工产品、工业机器。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造地铁的时候，用的就是苏联的建筑机器。因为苏联的建筑机器当时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另一方面，苏联的有些产品是非常劣质的，甚至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说众多的消费产品都是这样。为什么有这种不平衡、这种很大的差别呢？那些质量高的产品，大都是因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的权力比较大。制造飞机这类产品必须保证质量的上乘，因为如果制造不好，军队会非常不满，而军队的权力非常大。当时这些工业部门的领导人权力非常大，只要他们下命令，就能够有措施让这些产品的质量制作得非常好。但是广大的一般消费者在这个体系中权力很小。假如说工厂的理事会里有一些消费者的代表，如果消费品是衣服，而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话，可以要求制裁甚至解雇经理。当工厂污染了当地的环境，如果有居民代表的话，也可以要求停止这种污染。我认为这样一种制度不仅比旧的计划经济要好，而且也要比市场经济要好。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民主计划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民主计划的体制在提高技术、使技术进步方面不仅优于中央计划经济，而且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好得多。资本主义经济自然也会造成技术进步，但是它提供的技术进步不一定能够改善人们的福利。我的回答大致就这样。
    提问四：市场经济有很多版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是最好的，其他的市场经济都不能与之相匹敌。请教授解释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科兹教授：新自由主义者的提倡者经常提出一些非常大胆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新自由主义在英语中是由“新”和“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从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旧自由主义思想中复兴出来的一种东西。当时的资本主义是从一些封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亚当·斯密当时对一些封建制度的残余带有很强批评态度，他认为国家和政府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国家和政府阻碍经济发展的思想的来源。最后封建制度衰落了，让步给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但是世界历史证明，不受调控的市场的放任发展会带来很大的灾害和损害。在二战中，这种老的自由主义的想法被彻底否定和放弃了。二战后，伴随着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在美国表现为福利国家制度），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版本出现了。这种国家强烈干预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整个资本主义所能表现出来的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当中，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就是在芝加哥的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一直主张国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但在那个时期没有人听他的话。1970年以来，弗里德曼的观点一下子成了西方经济的主流，但是这种观点跟市场经济的现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当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朝着自由主义迈进的时候，市场经济中曾经因为国家干预而消失的那些坏东西又回来了。我来讲个例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教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我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授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这个时期还属于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当时我必须向学生解释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和当时所存在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所说那种资本主义之下的一些现象，例如长时间的劳动、降低工资等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中并不是完全存在的。现在我再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候，就不必做这个说明了，因为完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年轻时出现的那种现象现在都回来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比如长时间的劳动时间、工资低下等都回来了，即使在美国都有这种迹象。所以，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这种景象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这种经济是最坏的市场经济。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对资本主义不感兴趣，但是我认为资本主义也分好的版本和坏的版本。那我来谈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描述现实那么走样但仍然还那么受欢迎。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和内部非常一致的理论，它假定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它描述了在整个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选择，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力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买卖和自由地选择工作，而国家的行为则被看作是强迫性的、压迫性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体现了一种非常纯洁的信念，即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信念非常诱惑人；但他们的这种出发点和人类现实社会是有很大距离的。人是社会的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赖而不是互相独立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现代的公司里工作，他就不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他要完全依赖于这个公司。又比如说一个人有他的技术，但是因为市场的变动，他的技术很可能就完全过时了、没用了，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完全被市场所控制了。我的看法是，只有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才是真正和人类社会现实相对应的。我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中，人们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而如何得到这种自由呢，就是通过互相合作、和社会发生联系，而不是个人独立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