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川讲座简讯：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
——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与中国社会转型
主讲人：邱林川
时间：2008年5月3日下午2：30
地点：书社（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5月3日下午三点,正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夕，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邱林川助理教授在作了题为“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讲座。讲座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基本概念；二.中国现实十年更新;三.结论与反思
在基本概念方面，就是确定“工人阶级”与“网络社会”的定义。工人阶级从18世纪工业革命起，伴随着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但是它也会产生流变，在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就出现了新的特点，不同的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邱老师称之为新工人阶级。劳工可分两种，一是原始的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力生存的工人，另一是技术逻辑劳工，在生产关系中灵活性高，他们虽然薪水可能不低，但仍然处于资本的控制下，是灵活资本主义的产物。至于网络社会，邱先生提到了西班牙的学者卡斯特尔的《资讯时代：社会、经济与文化》三部曲，卡斯特尔赋予网络社会三个层次的概念，最基本的是社会网络，类似人际关系，然后是互联网、手机网等实体化的载体，最高级别的则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自由主义或是国家主义）。在90年代，即后冷战时代，网络社会的特征有：流动空间、无历史时间（timeless time）、政治斗争从体制内转移到传媒空间之内。生活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快速化，政治本身也是，决定阶级利益的过程移至阶级之外，对于一个政治家，丑闻比政策失误更加致命。
重点讲述的是第二部分：中国现实，十年更新。中国的情况日新月异，现在已是世界第一手机和电脑制造国，手机用户超过了5亿，而互联网用户数即将超越美国。伴随这些变化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因此需要我们反思概念框架，重新解读中国的网络社会。中国网络社会的扩展，主要得益于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扩散，如小灵通、短信、预付卡、网吧等等，这些技术的共同点就是便宜。从劳工的角度来解读，这不啻凭技术本身创造商业价值，同时也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邱老师以一次北京的信息资源分配的调查为例，指出中国信息资源分配不是占有阶层与贫乏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两头大中间小），而是中下阶层的过于膨胀（梨形）。此种情况是由缺少信息交流工具（如手机、电脑）、接触网络社会的时间太短以及对网络技术概念了解不够（如不知道什么是BBS）。但从反面看，也说明这个庞大的中下阶层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很可能十年之后就占据了网络社会。由此，这个新工人阶层对于中国网络社会的作用不可小视。
那么，在中国这十年革新中，出现了什么特有的情况呢？
1. 生产劳动和“程控劳工”
信息产业可以说是中国入世之后与外国贸易最密切，也是对外国依赖性最大的产业，中国信息产业的特点就是利用网络劳工来进行创新。邱老师举的例子有比亚迪（电子制造业）、电话客服中心（信息服务业）、网游代练、“五毛党”。比亚迪作为电子制造业的后起之秀，在面对日本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下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不得不归功于它对信息蓝领的利用和世界灵活资本主义带来的机遇。信息蓝领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有必需的技术，比亚迪能只用少量的钱、大量的信息蓝领并加以程控，以实现满足市场经济不同的需求。相比之下，传统的福特式（或称泰勒式）的机床流水线生产是固定不变的，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更改。
2. 从“信息需求”到“社会创新”
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创新。那么现代中国对信息的需求从何而来？邱老师归纳了三点：1）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大增，且不限于空间流动，更有时间上的流动（如职业的代际变迁）、心里文化的变化等。所以本地的信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2）社会服务商业化、私人化导致房改、医改、教改的纷纷出炉；3）大众媒体和社会组织的角色缺失。劳工对信息的需求则主要由于他们必须自己找工作，不像改革开放前，工作都分配好，也自然不需要有关职业的信息了。
3. “制造地方”与“重大事件”
新工人阶层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一个阶层要变得团结一致，必然要具备生产之地、生活之地、控制之地、抗争之地、集体经历和集体回忆。现在的新工人阶层正在朝此方向迈进。东莞某鞋厂，使用了“集群网”的管理模式，2万多人的工厂通过三个级别共计700多部手机或小灵通进行对工人的程控，随时就能通过手机下达命令。另外，社会创意和信息需求引起了更多的产业内部的细分类，表现为多样、高密度、小规模、混杂、两栖（非/正式）。
4. “新媒体事件”
工人阶级的媒体从原来边缘、不被主流认同的地位到现在的相对独立、与传统媒体平分秋色。
5. 文化表达与赋权
新工人阶级的思想与需求通过更多的渠道得以被外界所了解。依靠NGO、多媒体、互联网的帮助，出现了一个个打工媒体，形成了独特的打工者的文化，如轰动一时的友利电博客、打工子弟学校等。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反思，邱老师也主要列出了几点：
1. 这个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过程。它只有几年的历史，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最激烈的时期，所以对它还无法下一个定论。
2. 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已经超过了英美等国以产业工人领导的阶层，而是紧附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扩展的同时也是新工人阶级的扩展。网络劳工大量涌现，从事信息产业、服务业，由网络平台来组织。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过渡，更多地从事虚拟化的工作，也扩大了社会关系。考虑到这些变化，新工人阶级无疑是城市中国转型的主体阶层。
3. 然而发展中蕴含着挑战。这个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就面临着商业异化的威胁。首先黑社会趁机利用网络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次传统权力结构的延伸也违背了工人阶级希望网络社会能改变封建权力结构的美好愿望，再者，工人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矛盾，也影响到了统一的阶级组织的形成。
另外，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也有待发展，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工人阶级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联合，如今也一样，中下阶层也要和知识阶层联合，才能重新获得话语权。
中国工人阶级的经验、中国模式的网络社会为全球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新工人阶级的兴起一定是以发达国家的老工人阶级的失业为代价的，这为我们开启了竞争与合作之路。
最后一点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国家主导的有控制的竞争。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或许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但其负面效果就是利用工人阶级的信息社会为他们进行剩余价值的产生和灵活式的资本积累，有可能限制了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的发展。
中国新工人阶级能否承担起社会转型中的重任，抑或仍将长期处于国内外资本的控制下而无法翻身？就看他们用不用得好网络社会这一有力武器。正如卡斯特尔曾经指出的，物质的、实在的科技网络会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随着中低端技术的广泛扩散，新工人阶级的信息需求逐渐得到满足，拥有了更多向外表达的窗口和话语权，他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整个讲座持续了1个半小时左右。邱老师展示了许多他辛勤研究的成果，为了这个课题，做了很多调查，所以列出的数据翔实，材料具有说服力，让听众对新工人阶级和网络社会有了全新的、深入的了解。讲座结束后，全场对之报以热烈的掌声。（本文已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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