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来，关于改革的争论持续升温，以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来表示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然而，从目前看，争论各方并没有停止，从“网言不能左右国策”遭到一片网骂到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西山会议派”猛烈揭批，从对改革的“理性思考”到“深入反省”，“改革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各方所秉持的问题视野有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念先行的，有根植于本土现实的。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我们不能回避毛泽东问题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下，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改革争论呢？2006年4月23日下午2：30，请到民间著名学者老田先生来做了一场“从毛泽东问题视野看当下中国改革争论”的讲座。
下面是讲座的录音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今天下午我们探讨一下最近学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界争论很激烈的改革问题。按照我的理解，（这跟）过去五十年以来，甚至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华民族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 而且今天的争论反而屏蔽了许多问题，（应该）回到真实的视野来探讨这个问题。按照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回到毛泽东曾经非常重视的问题视野里面来看我们今天的问题会有什么新的启发，那么我就把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作点解释。
应该说我们主流总是主张“不争论”，要结束争论，但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我们还是希望把问题展开，把视野拉长，把真问题呈现出来，最好有更多人来参与。因为这毕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许多普通人的民生和福利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看，我把题目定为从毛泽东的问题视野看。毛泽东很重视的问题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他认为无论是政权还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总有一个道路问题；从社会的分层来看，一个社会总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一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上面，总有受害者，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展开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问题上。由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有新的经验，跟毛泽东时代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可以进一步推进，我自己希望把原来的阶级分析做一点改进，但是社会分化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会用一些相对不同的概念来表述。比方说原来的“阶级”，我愿意用“阶层”这么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来表述，我个人认为用这个词汇可以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现实。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曾经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愿意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来分析。毛泽东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方式，我认为这还不够超越，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都是在工业会之后才产生的，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之下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走出农业时代的孤立、自给自足的状态，整个社会的利益、权力，在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是彼此相关、相互流动的。就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今天讨论的实际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不同利益、不同诉求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也是在这个视野里面来讨论改革。
为了把问题凸现出来，有的方面要首先简化一下。第一点，社会主义制度对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有很多人，特别是年龄稍大的人都经历过，这么一种制度，对平民阶层应该说是保护多于限制。在利益给予方面，它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分配制度。对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显然是抑制的，对平民阶层的福利显然是保障的。这个福利不是指单纯的物质利益，包括指风险方面，就是福利方面，福利给予各个方面。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我倒是愿意援引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预测，比方说“经纪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应该也可以这样来分析。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如果是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组织模式，他们就合理合法的垄断更多的权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赞成者和反对者这应该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赞成者是平民阶层，因为跟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保障。第二个判断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对精英阶层的诸多权力运用、物质利益追求有很多的限制，而且分配上推行一种比较平等的这样一种准则，那么精英阶层能够得到的利益、能够实现的权力是相对有限的。精英阶层相对而言，对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兴趣的，或者说是反对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知道毛泽东曾经发动过“文革”来声讨精英阶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或者按照当时的概念是“复辟势力”，主要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种是“反动学术权威”。那么按照当时的社会分层而言，因为地主和资本家在经过“三大改造”后已经不再存在了，掌握资本的精英在整个中国已经没有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两种精英，一种就是掌握比较多的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另外一种是掌握更多政治权力的权力精英或者说是政治精英。这么两种人如果把这社会主义制度变革过去，变成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像苏东国家那样，他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
从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看，确确实实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在不停地稳步地扩张之中。反过来，在二十多年中间，没有一项政策，或者说一项真正落实的制度，是有利于平民阶层，有利于工人，有利于农民。比方说增进了他们的就业保障，物质利益乃至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改革，虽然回避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是整个社会的政策、物质利益分配，确确实实是符合两大社会阶层的不同诉求的。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不争论，乃至被网友命名为“新西山会议”主流的知识精英，他们开会的方式就很清楚了。由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真实存在，很多问题是不能公开表述的。他们很希望再把决策权和商讨权秘密起来，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公开来讲这些问题。我们一贯主张要把争论浮出水面，让所有人都来争论，而且要把制度所呈现的不同利益结构深刻地揭示出来。
还有一点，很多人愿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自然的延伸，一个发展。但我个人注意到，毛泽东与马克思有非常深刻的不同。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一个知识类，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在论述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把问题表述清楚。而毛泽东是一个实践者，或者说是一个政治家，他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一项事业进行成功，甚至在某种程度下要把一个社会维持下来（最低限度）。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划分，毛泽东和马克思非常不一样。马克思认为，仅仅占有生产资料、掌握资本权力经济权力这样一种精英的存在，才导致社会分化，而且用私有权这种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或者说解释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他把这三种权力都划为资本的权利在不同领域里的不同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毛泽东区别非常明显。在后来在改革早期的时候，很多人用“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的问题视野，掩盖了很多真问题，在这种意义上确实是成立的。
一个社会的对立、分化，到底是不是只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在中国思想界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恰恰反过来。一个资本家总是乐于做一些公关活动，表现为一种慈善心肠——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要用用很多公关语言维护自己的形象，他要搞好和自己的员工、股东乃至公众的关系，包括搞好政府的关系，他要用很多公关语言。但是我们的学界是赤裸裸，完全不用这种公关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主流知识精英，比资本家更能体现资本家的阶级意志、阶级利益、制度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看，似乎存在一种没有资本的那么一种特殊的资本家。像高尚全这种人的表述就是这样的，体现的是一种立场、一种利益、一种制度诉求的。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认定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热情的、利益相关的是工人农民。但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农民数量太多，每个人利益能够实现的很少，但是要争取这一部分利益，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这个成本非常高，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要跟精英阶层作斗争、防止他们走极端的倾向，保卫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的福利，保卫自己的就业机会，这个成本都太高。《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介绍有一些上访农民，因为基层政权要高收费，农民们拒绝高收费，要求执行中央政策。在这样一种斗争中间，对于上访代表残酷的对待方式，这个书里面解释了几个这样的案例。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为了避免高收费，他要反对的话，支付的成本确实太高。而其他的农民虽然在道义上也同情他也支持他，但是很缺乏一种有制度化的、简便的方式组织起来，支援他行使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使他得到有效的支援，或者说改善他的环境。我们看到有组织的少数和无组织的多数相比，他们是有非常强大的优势的。
“西山会议”讲“不争论”，讲要“形成共识”、“形成观点”、“向上提出建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服从这种规则：我们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我们不必理睬这些无组织的多数的言论，我们只要形成政策推行下去，他们的反抗将是无效的，他们的意志表述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跟我们抗衡。在这种在意义上，我们看到贺卫方、高尚全在某种程度上都对中共中央的一些健康力量的蔑视。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致，你在在精英阶层里面将是孤立的，你在政治上就是搞分裂，那么我们建议某某人要出面来表述改革应该怎么样。他们的优势就是政治结构的博弈，或者政治斗争结构中间，多数人很软弱这样的一个根本点的把握。你是无组织的，你组织起来很困难，如果你少数人进行行动的话成本将很高，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打击你。精英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看到维护自己利益，捍卫自己的利益可以实现，用精英们的团结这个少数的力量来对付分散的多数，他们有限的少数人的得到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很大，他们都有积极主动的行动意志。
在进行20年“不争论”以后，他们还是在热烈地、热情地要继续维护这个“不争论”政策。他们的理由是多数人的意见如果重视的话会妨碍行动、妨碍效率，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我们要干成什么事，第一个就是要把多数人的争论延迟，从视野里面排除掉。按照他们的表述如果能够抓住反思改革的权力的话，对舆论进行引导，换句话来说进行管制、进行筛选，让他们需要的言论能够发出来。它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的上层和社会的下层的表述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精英阶层，就是资本精英、权力精英乃至知识精英，他们基本上垄断或者垄断绝大多数的表述机会。现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他们感到很痛苦，他们没办法垄断，平民阶层、不在他们利益集团中间的人也能参与。所以他们感到这些言论不好办，他们的一贯的主张，从厉以宁的“顶住互联网”的主张到后来樊刚的“不能让互联网上的言论左右政策”。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我没办法把你消灭，那么最好是让你无效，是这样一种意志。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当年对这些人的判断。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五张皮”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就其阶级本能来说，他们要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辩护。在80年代“非毛化”的时候，包括我本人就认为毛泽东这种判断太过于武断，而且匪夷所思。作为共产党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都这样呢，即使有个别这样的人也可以理解，不可能是全部或者多数。从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来看就非常遗憾。如果说有“毛泽东热” 的话，如果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很英明的话，应该说是我们的精英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所证明了的。比方说对于买办资本的态度，像社科院的现在是正局级干部的江小川就认为，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的资本都是民族资本，没有什么买办和国际垄断资本可言。更有甚者像龙永图就说，我们连自主品牌都不需要，根本不要谈什么自主创新的问题。他们对于国外垄断资本利益的维护到了这种程度。特别自80年代以来对于分田单干，学界的热情至今不减。我们也只能很遗憾的看到，确实毛泽东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些人的阶级本能。
第二个，毛泽东跟共产党内的官僚打交道有50年以上的经验，他对这些人也有很基本的判断。我从后面往前说。从76年毛泽东临近去世的时候他说，有的人当了大官，有了服务员，有了大房子，有了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句话。往前走到69年，他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就说，我们不讲一个多数，不讲相当多数，不讲绝对多数，恐怕相当多的单位，其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他们不是为工人农民的利益服务的。在这个话后面他还讲了，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国民党霸住，所以进城是好事；可我们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就不那么好了。这是一个判断。回到65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就说，官僚主义者阶级跟工人农民是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已经蜕化为吸工人农民血汗的异己分子。这又是一个判断。
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认为我们党内有大民主和小民主。小民主是毛毛雨，要天天下，是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同时他还讲了大民主是对敌斗争，是应付对抗性矛盾的手段。我们看到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是坚定不移的要推行“大民主”手段，来对共产党进行整风的。在57年反右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右派说过，你们这些右派时立场问题，是不愿意为工人农民服务；共产党是经验和方法问题，是还不善于为工人农民服务。我们看到从57年开始，毛泽东对整个判断的性质有巨大的转变。我们后来看到一些材料，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时候的一些判断，（反映出）毛泽东实际上当时就很悲观了。1953年，他对1953年的财经会议的评价是：这个会议上的各种观点的交锋，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观点的交锋，都是资本主义，无非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观点和那样一种资本主义观点的交锋。而且说道越是共产党高层，越是资本主义空气浓厚。再回到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今天很多人愿意把阶级斗争的内涵和定义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进行表述，宣布为客套话，宣布为不需要。但是在毛泽东的系列表述中间，他对阶级的定义和所指的对象明显不同。1961年他在一个内部讲话就讲，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反对我们制度的敌人，充其量只有5% ，加上他们的家属充其量有3500万人，如果他们组织一支军队，我们倒要应付一下，现在他们分散在各处，不足以威胁我们。他讲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不再指传统的阶级。在62年他批判“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的时候，他就讲：越是上层，黑暗风越是浓厚，单干风越是浓厚，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越少。
再回到76年的时候，他就讲在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在反对，在58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感。那么我们今天来重点回顾一下合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用了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一个叫“修正主义”，一个叫“走资派”。今天我觉得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界非常推崇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来分析，我认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进行合作化的时候毛泽东就说，很多人对新事物没有热情，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们一贯站在对立面上指责一通，指责完了以后，证明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他们也不作检讨。在新事物出来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个态度，已经很多年了，屡教不改。后来查证实际上是指当时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党内我们经常宣传的是，毛泽东曾经在1955年批判他是“小脚女人”。实际上，至少还有一处非常严厉的批评，就是 “邓子恢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要把功劳作为负担，不要靠老资格吃饭。”已经说到这个话了。
我们知道“把功劳作为负担”和“靠老资格吃饭”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批判老干部群体的通用语言，在50年代早期的时候已经提前应用到邓子恢身上了。这个争论我个人认为是对管理成本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毛泽东为了要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的农业非常薄弱，要发展农业来支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他当时认为——实际上我个人今天也认为——必须是集体化方式。以集体的有组织力量，把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用来搞水利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完成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证农产品剩余，能够支持工业化。
对于这样一个制度的评价有非常多的不一致。温铁军教授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建设——他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都是强势群体或者说统治集团推动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他的理由是整个国家没有办法——即便是实现了统购统销也仍然很困难——跟上亿的农户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推进集体化就成为必然。我也赞同他的判断。但是他的判断仅仅是对商业和粮食部门成立，但是对于农村基层管理而言就恰恰相反。如果是个体的农民的话，基层政权和管理部门，他们的工作事务很少，他们承担的管理成本很低。从农民和国家的粮食或者说农民和城市的市场关系上看，商业部门的交易成本是温铁军教授的判断所能包含的，但是邓子恢的工作范围恰恰不是在这个里头。他是农村工作部部长，实行统购统销实行集体化以后他的事务是急剧的增加了，他对这个事情毫无热情。毫无热情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回顾一下会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企业里乃至很多的单位，一般的管理者对于推进事情的进度毫无兴趣，对于落实新的管理措施、进行员工教育，承担这样的管理成本持拒绝态度，邓子恢实际上也是这种态度。
我们看到非常奇特的是毛泽东做了很多（特别是农村合作化问题上）越俎代庖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1955年底1956年初，毛泽东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样一套书。这套书选了100多个案例，专门用来教农民怎么办合作社，毛泽东为这个文集写了两篇序言，104篇按语。照说这样的事情轮不到毛泽东来做，从分管工作来说，应该是邓子恢来干。而如果这个系统的人对合作化事业有兴趣，应该是底下的秘书、或者起草班子来干，但是他们长期不干，以至于后来毛泽东不得不亲自来指挥。最后没有办法，毛泽东下令各个省区都要选送合作化的样板材料上来。总共送了1200篇，然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姚文元先第一遍看，筛选出来后毛泽东再进行主编。像这样的事，实际上是毛泽东为邓子恢做秘书工作。邓子恢因为怕麻烦，最后没有办法，毛泽东得把这个事情承担起来。
到1956年八大政治报告通过了以后，又通过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这里面对我们国家早期的工业化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变成工业国，中国有限的资金投入要优先向重工业倾斜，农业只能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水利设施，土地平整，来使农业跟得上工业和农业的需要，这个大的框架出来后我们第一代领带人（按照邓小平所说）都缺乏热情去落实它，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马。第一就掀起那十七条，把它变成1956年到1967年农业远景发展纲要，这个纲要的设想在今天看来很简单，就是今天在中国农民在传统耕作经验和现代耕作经验的基础上，在相互合作和综合丰富劳动力的基础上，在没有化肥和机械的帮助之下，实现稳定的农业增产来支持工业化建设。
这里面就有很多办法:包括为了实现劳动力投入，要把农民的身体素质提高来改善他们的健康水平，但是中国当时的医疗水准很低流行病很重。当时很多医学家和医生对这个也很茫然，让他们提消灭流行病的政策时他们都提不出来。毛泽东在家里在桌子旁想当然的想出消灭麻雀老鼠臭虫和苍蝇，用这个方式来看能不能把流行病抑制一下，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劳动力能够承担更高强度的劳动，来改善我们的劳动力投入状况，来改善农业的产区。毛提出之后我们的专家都很积极，说麻雀吃害虫多，有位自称毛的秘书李瑞说上海有位科学家解剖几十万麻雀，说麻雀主要说害虫，我不知道上海的科学家是不是那么勤奋，解剖几十万麻雀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李瑞去确实这样说的。很有意思。在整个的领导集体，从农村的工作部开始，到八大领导集体对中国的整个工业化都是持比较消极的态度。
这样消极的态度我认为很符合西方经济续中的经纪人理论，要追求管理层的最小化，在1956、1957年发生了反“冒进”事件，被非毛化的人指为：毛认为指标低了，应该更高，因此不断的批评周恩来等一系列领导人，这些人进行检讨，最后没办法了就只好把指标调高，就出现了58年的放卫星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表述。我看到当时非常公开的文件，比如1956年到1967年农业远景发展纲要，当时称为四十条，这四十条曾两次发到全民进行讨论，中间非常清晰的规定我们产量的努力目标，在这12年黄河以北亩产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亩产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这就是“458”。七十年还是这个458，我就不明白这么明显的文件我们主流精英完全不知道，包括李锐，至于他硬性的把反冒进和浮夸风高指标联系在一起，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把整个官僚系统称为代理人，要把代理人的政治风险最小化，犯了错误就推到别人头上，这样看我们这些主流的悉数在非毛化的初期时代表官僚层的整体利益的，代表他们整体意愿的，这个意愿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五十年代表现为党内高官对社会主义改造持消极态度，对挖掘中国农业曾产能力也持消极态度。
在八大提出中国工业化优先、重工业优先、农业要靠集体劳动他们仍然持消极态度的，这一次毛又一次越俎代庖，又一次制定农业四十条纲要，在58年的、南宁会议的时候就是后来渲染所谓周恩来检讨的会议，我查阅材料发现，会议的主题是在一次讨论毛亲自起草出来的秘书工作方法六十条，同时商讨三峡工程的问题，在58年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检讨，毛说你不要老是检讨，我们真正的事工作方法问题，你的事是另外一件事用不着检讨。今天可以这样说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只有周恩来总理对高层的制度有一定的热情，有一定的觉悟，至少他首先发现自己我不足的地方需要检讨的地方，其他人认为没有责任、他们认为自己与社论无关，就认为我不需要检讨我的工作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看，检讨这是最不堪检讨的，在这一群人中间他的认识水准最高觉悟程度最高。
我要提另外一件事，也是和管理成本相关的，在七十年代又一场争论就是一方要搞物质刺激，而一方是要批判物质刺激，一方要高工业二十条，规范化管理，一方要批判“关、卡、压”。我个人理解，从政治学方面看，要搞规范化管理对工人实行规范化监督，要搞物质刺激，乃至现在要搞聘用制，这实际上都要强化管理者的控制权。物质刺激就是把工人——被管理者的基本经济利益当作管理手段使用，聘用制实际上是把工人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管卡压，正规化的管理实际上是把这一切都合法化制度化日常化。八十年代我们的解释是一种要管理和不要管理的分歧，要从实践检验真理的角度，我们要问一下，七十年代以前我们的工人的劳动态度积极性，现在号称整个管理已经现代化了，向西方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了， 这种情况下的管理效果作一个对比。我个人还没有发生例外，就是七十年代的劳动者和现代的劳动者相比，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远远超过现在的年轻人。用今天的年轻人和它的上一代相比，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和他的父母勤奋程度，主动程度，积极程度相比。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管理方式带来的管理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实践检验真理还需要检验的话，我认为这个还需要思考。
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被今天的主流指责为“老左派”思想僵化的那一派，大概是以邓力群老同志为首的。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下他的回忆录，我讲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讲了两股故事，一个是他们去日本看到日本的产品质量很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采用全面的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在后来有所发展，被称为ISO9002，或者是9000系列的管理模式。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要让每一道工序的质量责任都要记录，实际上他对工人进行一个由无限追述权或者是反相追缩的的责任记录模式。这样的一种方式他看了很好，回来就在中国推广，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企业很高搞了一段质量管理热，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们去美国参观了一些垄断企业集团，回来后搞了一个分税制。他看到美国垄断集团有很多的垄断利润，给职工以高工资，高利润，给政府以高税收。
他觉得这种模式比较好，回来后就在中国推行分税制改革按照我们刚才讲到的管理成本来讲，实际上就是，一要增强对工人的控制权，包括在控制线上没有发现你的责任我也保留无限追述的权利，要把控制权强化到这种程度。有个网友在帖子上取笑这个事，他说现在的改革实际是以白军的方法管理红军，这个大概是白军管理方法的开始，老左派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他整个回忆录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反思，也没有反省，他认为自己对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的企业中搞分税制，在改革之后很多人把改革概括成能够放权让利的改革，法国能劝我理解思就是他把管理成本管理责任逐级下移，让上级政府承担更少的管理责任，而下级政府特别是企业承担更少的责任，而且寻求一种简单的量化指标惊醒考察、比方说利润指标。我们看到承包制以及以后一系列的方式，最后改革的结果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为了增加企业的效益，甚至是企业的合力。在1984年高尚全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同时增强大中型企业的合力，提高他们的效益，改变他们粗放型外延型的经济增长，要实现内涵型的增长。用实践来检验的话，刚好我们有这样的数据，1985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工业普查，它的数据是整个工业的净产值率是36%，销售利润率是19%，改革十年之后，整个工业的净产值率下降到24%，销售利润率下降到6.4%，是这样的数据。
我们主流学家的所有研究从来不引用这样的宏观数据，包括国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这样的数据，甚至包括一般的统计年鉴的数据。他们用个别的案例来造一个模型，之后是进行数学推演,得出正确的主张，是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中央政府各级政府逐步放弃了对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管理责任被认为应该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的机构，从中央的体制改革之后，迅速的膨胀，管理人员急剧的增加。比方说当时要求设立三种司，几个分管的副厂长，要求权职分开、相互制衡。这样改下去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在不到十年之内增加了200%。这个从理论上讲，从文章上讲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到被管理者的积极性确实是越来越差，应该说管理效果是不好的，但是至今都没有反省。
从政治上看，在改革的开始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是要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控制权最大化、管理责任逐级向下级移动，他们报表官僚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包括向邓力群这样的人。到改革深入到今天以后，这样的一群人亦不能代表，他们已形成尖锐的相互对立，特别是像邓力群这样的老同志，对公有制的比例数量是非常在乎的，下了很多的功夫搜集了很多的数据来批判私有化捍卫公有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像林毅夫、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也认为产权改革是改革的攻坚环节，一定要解决，国有企业不可能有利润，不可能搞好，如果再不卖掉就像冰棍一样化掉，他们关注的问题范围高度重合、非常密合。这个被杨帆取笑主流标称逆向的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说公有制就是好，没有公有制什么事都办不成。主流经济学家反过来就说，公有制就是糟，有公有制什么事都办不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形成了尖锐对立。但对于该料精英群体来说，私有制农民分田单干确实使他们的管理成本最小化管理风险最小化。
回到1962年黑暗风，我们的改革开始也是把过去抹黑，过去的问题多么严重，再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这个事情越黑暗我们改革的必要性就越高。62年就是用黑暗风支持单干风，我们看到改革的逻辑依然是62年的逻辑，至少在认识的逻辑上没有更高创新，也是用黑暗分来推进单干风、承包风，乃至现在的私有化风，就说再不改革怎么怎么样，大致是这样。从前林彪在评价文革时，说文革代价最小最小，成就最大最大，西山主流派的经济学家也使这个，他说改革的成就最大最大，代价最小最小。至于工人农民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和他们无关。就算你们成为三座大山他们也无所谓，这样看很有意思，他的这种表述之中逻辑非常简单，实际上在私有派的阵营中也有些人不满意，认为这个太简单化了，把所有问题的归结为改革的反对和改革的对立， 这种对立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策略，你犯改革就从范登开始，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我们是支持改革的我们是支持改革方向和开放的成绩，你们把这个抹黑你们要掂量掂量。同时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知道共产党头上，比方说高尚全同志用重新演绎了一把我们国家的基本矛盾，他认为我们国家的基本矛都市人民群众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福利的需要公共制需覆盖范围不足的矛盾。整个社会的问题政府该干的是没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最坏的部分去掉，怎么去掉，高先生就用很精彩的设计和预测，大家有兴趣应该去找到去看一看。
到今天，我觉得这个争论应该浮出，正视问题。你们这些人确实要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确实对社会的上层的利益最大，也不要装理性，装超脱，装打个颠倒，也不要用这个东西糊弄人。剩下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制度，你们怎样基本的维持，能不能难维持，要文这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流引向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好资本主义，或者说好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主流说共产党的一帮坏人在那里使坏？所以导致好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导致这个原始的、野蛮的、纯带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维系。我来表述一下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和毛泽东时代的非常一致。我来重复一下毛泽东当年的语言，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这个法西斯的意思是权力对多数人呈现一种排斥性在利益关系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工人和农民的生存条件和基本生产条件会被剥夺，那么我们哟今天的事实来检验。另外，我认为毛当年的预测是太乐观了一点，以为今天特别是住房产业化，高价的住房剥夺中产阶级的中下层，老的中产阶级这些问题多解决了，新兴的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他要在上海、北京、南京旬找到一份工作，他的薪水能够让他买得起房子，能够解决他的基本已衣食住行问题，这种可能性极低。这种剥夺的程度已经不只限于工人农民，已经到了小资白领的这样一个阶层，这种剥夺程度到了这种成度是不是权力，是不是紧紧是某些官员制度不好造成的。
把视野放远一点看，跟中国可比性更强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第三十家国家它的发展水平和中国一致，在社会结果上和中古的社会结构也相似，应该说它可比性更强。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一样面临着转轨的热任务，这样的国家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两种国家烈性和中国进行类比的话，看看他们的状况确实也不能乐观。他们也没有好的资本主义，也基本上纯带资本主义。我们向南看看引尼印度菲律宾，往西看苏东国家都是这个状况。如果主流认为我们国家可以加好的资本主义，那显然他却乐了一嘎好的方面的论证，那就是中国这帮统治集团知识精英能拿出怎样的办法让我干得比印尼印度菲律宾更好。因为这些国家已干了很多年包括政治选举，经济上私有化。
另外一方面从中国政权来看，解放前被共产党定义为三座大山的压迫，对社会生产的主导方面认为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占垄断地位，那么我们改革后权钱交易非常严重，这个意义上看是不是中国的权力不好才带来这样的。我认为这个要颠倒过来说，让弱小的资本只要忍让她活动的话，它最后必定要腐蚀权力而且在他的腐蚀过程中不可能存在任何现实的监督办法让权力健康化。这个一点的话从新中国早期的历史看实际上是有这个争论的，1951年到1952年三反到五反的运动，三藩市针对党内的官员，反对他们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再反的过程中发现紧紧着眼于干部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发展为反五毒，就是反对资本家要收买官员的方式来让政权为他积累利润服务。这种间应该提一下邓小平当年的贡献，他当你拿在西南局主持工作的死后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叫星期四聚餐会案件。这件事是当时成渝铁路正在修的时候，年轻的资本家集团组成团伙，每星期四聚餐一次，在这个会议上商讨如何腐蚀收买铁路采购的官员，获得暴利来进行分配。这个案例现在被忽视，在当时也被当作孤立的案例，没有被上升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去讲。如果让资本存在，让私人资本的毛利动机存在，如果让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掌握相当大的一部份资源，他们会怎么运作。实际上他们把主要精力和大部份资源用在拉拢政权为他们服务，主要经营方向不再是搞技术创新、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来搞价格竞争毁坏社会。
从中国今天资本家积累条件看，仍然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资本和欧美日等中心垄断国家的资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相对弱小对市场控制能力、对市场建设能力都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从市场上收集到足够资源或者说利润老支持他们的发展。他们往往采用这样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经营方式，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和官员结盟，拥着这方式来争取到权力的支持，结成各种的分赃同盟，争取到更大的利润。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改革过程似乎都在重演这个过程，改革早期宣传的致富英雄，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存在。无论是分田到户所宣传的万元户，后来步鑫生、牟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改革英雄能够持久的站立市场。
现在我们的资本家集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文学家还不能讲述按照规律发展就能必然成功的故事，它们所与哦的讲法还只局限于传奇，个别的案例这样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看到民间的情绪非常的大。主流经济学不能指导企业的经营者已是公开的秘密，我本人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我们在企业工作后发现非常的无知，非常的不胜任工作。我想今天也没有例外，金太难的经济学生要取胜人一份很好的企业经营工作、市场管理工作，要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他在个人的实践过程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才能成功。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学和科学无关，合中国实际的市场运作无关，他不能教会人们学会这些东西。剩下的一个部分是要它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他要帮资本家建立文化霸权，一种文化领导权，按这个方面它仍然是非常失败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可能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重视有关，最重视经济学意识形态方面的大概要数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他长期把自己的工作目标对准工人农民的仇富心态，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精辟，非常通俗的。
如果广大的工人农民都不仇富了，都拥护认同这种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方式了，那门他们的文化领导权显然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一方面是调侃，一方面是提醒。就认为主流经济学家该做的事没做好，他做不成的事情他老去做，她总想把学生教好让他在企业里面经营好，让他个人发财，但事实上一个也教不会。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谈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过程存在一个巨大地的障碍。现在这个障碍仍然是主流们最头痛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他的意识心态让工人农民、让被统治阶级接受。那么西山会议要采取秘密召开这样一种方式，实质上也是这种文化领导权无法建立这样一种最直接的原因。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刘国光老先生就讲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而西方经济学占了主流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它的指导思想没能让人接收。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困境，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结束了，而新的意识形态无法让人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人的行为跟这个是有关的。
现在普遍的社会风气是效颦不效娼，在企业经营来说普遍的不守信用，三角债，甚至经融都有三角债。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上普遍的违法乱纪现象。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指望的调节社会秩序的法律、契约，或者个人的道德规范都不太起作用了。这些实质上就跟意识形态领导权丧失了有关系。旧的去掉，新的没有。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经营、管理都是非常费劲的，都是高成本的，应为它缺少多数人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一种制度去规范这些东西，这个制度即使能运行，其成本也必定非常高，搞到我们不可承受的地步，这应当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问题。不管你搞社会主义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能搞成这个样子，搞成四不像，而且多数人对这种整体经济秩序、生产秩序完全不认同。关于这个争论主流们认为他们有优势，实际上是假的，从文化领导权方面来看是假的，但也有一方面是真的，那就是力量对比方面。
改革二十多年来，整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少数人手里。少数人的声音也因此越来越高，甚至发展到今天他们可以对党内的健康力量指手画脚，公开的耳提面命这种程度。实际上就已经发展到精英同盟阶级化，固定化。朱镕基曾讲反腐要带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给自己留一口。我们不知道党内的腐败力量是否已达到了他所说的那种程度，但确确实实已经发展到主流的知识精英可以借助他们的内应来威胁党内的健康力量。《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坚持改革不动摇》，按照他们的文章分析是说改革的争论已经结束了，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愿意对他们曲首投降。改革从此将不再争论了，将不再影响到国家的政策，甚至连可能性也没有了。在这个里面我个人的看法是问题还存在，争论也没有结束。但是按照主流的判断是不是党内的健康力量从此将不再起作用了。我们认为也应当报一个问号，应为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从八十年代开始整个官僚阶层的团体都希望控制权最大化，都希望管理成本最小化。
我们的主流也代表他们的利益出来涉及各种的改革方案。不不得不承担的管理成本逐级下放给企业。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改革在效果上是不好的。八十年代邓小平曾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是给予发展已无限期望。希望中国能够发展的非常富裕，然后能够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缓和利益冲突。达到欧美日那样一种程度，曾经还提出三步走，到二十一世纪中期如何如何。超越的看，中央关于“十一五”的建议里面实际上也是在提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坏境、资源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我们的发展空间也已非常有限。我们已经不能指望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留待到将来而必须现在就着手解决。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都是对八十年代这种轻信，这种过高的希望的一种调整，对象是的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主流们仍然希望将这些问题留到遥远的将来，去等待那个不可期望能够的发达状态的实现来解决。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的失衡在毛泽东时代在现在都一样。这是今天主流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这个失衡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确实有能力不自己的利益外推到剥夺工人农民生存条件的地步，剥夺小资基本再生产能力的地步。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提供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回顾毛泽东一个经验性的判断和他同马克思的不同，实际上不是对普通的工人你没有异议，二是对统治精英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异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统治精英按照自己的阶级本能，按照他们现有力量河内外力量的对比，他们的表现必然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他们从晚清到明国的表现是这样，那么现在是不是这样呢？这一点必然损害他们的合法性和工人农民对他们的认同。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华民族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不是社会主义，可以不要求实现共产主义，但最低的限度是不能剥夺大多数人的最低生存权，让他们进行周期性的革命，从这一意义上看毛泽东显然比今天的精英有更多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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