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06．4．1． 讲座，回应胡温两会讲话的。
4．1．讲演稿整理
两会以后反思改革进入第四阶段
杨 帆
感谢大家周六上午来听我的课，两会上胡锦涛、温家宝再次强调了坚持改革不动摇，估计许多左派人士没有想到吧？右派们借此发起了一阵欢呼，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并且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宣布“反思改革就此结束”。胡的讲话比较全面。但温家宝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永不言败。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这些话的确是有针对性的，不能硬说与反思无关，左派不能打肿了脸充胖子，只能搞抗议，而是要理性分析问题。
“理性”这个词被右派滥用了，其实我们一直就是理性的，实证性的态度，我们一直反对意识形态化，而是讨论实际的利益关系问题，争取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与社会和谐，这就是理性。 而右派的意思是：老百姓为历史进步自愿作出牺牲才是理性的。这恰恰是与极左相同的的那种“历史规律彼岸论”，不仅违反社会主义，而且违反自由主义和人性论。
大家是否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是料到了，右派必然反击，而且上边也可能向右转。 所以我在2005年以后就一再提醒，在形势好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以免以后被动。 “反思改革”的人，同时也应该反思自己。在反思改革中的确有人反对改革。我们应该坚持中左，而不是极左。
极左有两支，“民间文革派”和“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是2005年十一就开始多次批评他们，自命为“主流”，抢夺话语权。至于在春节期间回应李宪源的恶毒咒骂，抨击网上的骂人风，我认为很有必要，就是借机会与他们划清界限。 这两派都是二元对立思维：把反思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在逻辑上会导致对改革的否定。 第四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反思改革中间不能以
“姓社姓资“的话语占据主流。
我发表意见一向是慎重的，特别是针对左派的时候。半年以来，我经过一系列发言并且征求意见，逐步在理论争论中间发表观点。 在形势好的时候主动清理自己这一方，这才是毛泽东的思想，他说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2005年7月顾雏军被抓，反思改革马上成为社会主流，简直是汹涌澎湃， 许多左派人士就被冲昏了头脑，似乎越左越好了。他们甚至背后编排我，说我是“非主流右派”，想分化我们非主流。要不是胡温讲话，他们还想进一步把我排挤出去，好掌握话语权。 胡温讲话是针对他们的，不是针对我们的。我们没有极左，没有反对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现在仍旧有本钱继续反思改革，而且发言权更大了。 许多朋友对我们提出更高的期望，期望我们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成为主流。 我还是那句话，
继续当非主流，除非中国出现大危机。
“反右防左”要同时进行，不能先反右后防左，也不能认为防左会妨碍反右。革命史上左倾造成的危害比较大，所以邓小平在90年代初期说“左倾是主要危险”。 这说这话的时机不合适，给人感觉是：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左倾危险，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右倾了。
中国在1995年以后，右倾变成主要危险。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十年来反对的就是右倾的新自由主义。2004年“郎顾之争”之后，2005年政府抓了顾，左派忘乎所以，民间文革派李宪源疯狗骂人，甚至说我是资产阶级走狗。 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来争夺话语权，程恩富到处说，我提出“非主流”是帮助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树立话语霸权。对于这类王明式的人物，我是坚决不让步的。我们非常艰苦地反思改革的时候，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哪里？当了官，有了钱，扩大了机构，出国去了，说是要去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那么，反思改革这样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谁来做？还不是我们做吗？ 等到我们取得了成果，他们出来摘桃子，说自己一贯正确。 无论极右派多么强大，我也坚决反对和“极左教条主义”合作。 一个学派取得成就，最终依靠的是实践检验，大约10---20年。我们又不是搞选举，没有必要拉选票。
现在最重要的是理论和战略。 可以看出，社会上对“第三种理论”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左派骂我太右，右派骂我太左，我很高兴，说明我定位正确，正是0。618的太极位置。
经济学主流派对我们封杀已经失败。 人们终于承认，社会上还有一个“经济学非主流派”的存在。有一些骂我的帖子，实际是替我宣传，我还挺高兴的。建议把那些骂我们的文章专门开一个拦目，真正实行自由主义。
我在和极左的辩论过程中，确立和他们区别：
第一， 反思改革开放不能反对邓小平，要历史地完整地理解
小平的思想。邓小平晚年提出反对两极分化，邓小平旗帜不仅指导我们改革开放，而且也应该指导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对国家民族立场的坚持，特别是他在晚年，1994年左右，认识到应该进行调整。是邓小平最早对改革进行反思。
长期以来，右派利用小平：“黑猫白猫”、“少数人先富起来”、“不
问姓社姓资”等说法，但小平晚年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邓这面旗帜。在反思改革中间，由于我们自觉地维护邓小平的旗帜，邓的思想基本上成为反思改革的话语，而没有继续被右派所利用，成为反对反思的话语。
第二， 反思改革要集中在九五年以后，不能全盘否定三十年
的改革开放，永远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1995年以后的问题，就否定1975---1995年的成绩。对1995年以后也不能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和发展都有极大的推进，问题是1995年以后没有控制权力资本，改革没有注意公平，开放忽视国家安全，利益分配失衡。 揭露这些问题，用不着上纲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30年改革，资本范畴进入中国，经济发展了，三十年平均增长
率近10%，这是伟大成就。1994年平息通货膨胀，1998年抵抗亚洲金融危机，宏观经济稳定，现在中国的高增长和低物价共存，经济波动小，都是反思的基本前提，不能胡说，不能否定一切。
第三， 反思中我们应该反对是“极右”思潮，不是反对一般
资本主义，也不是一般批判新自由主义，不能一般否定西方经济学。 要集中力量反对中国特殊的极右的“权力资本化”和“买办化”，这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
第四， “权力资本化”来源于“权力”和“资本”，左派
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资本带来的，这是不客观的。如同右派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权力带来的一样，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我们反对的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把中国引向经济崩溃。
第五， 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讨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不
能完全由官方写，历代都有许多野史，难道文化革命作为历史就不能有各种意见吗？
但是我不能支持全盘翻案论。毛泽东是建国领袖，要从国家主义角度维护他的权威。我们肯定毛泽东不是肯定他的错误，不是为文革翻案，可以肯定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的合理成分，但不能肯定文化革命的实践。
第六， 计划经济的历史成就应该肯定，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
工业化方式，不要以为计划经济是消灭了资本，计划经济是国家主导资本进行工业化。计划经济迅速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军事工业大国，从农业国到重工业国，中国很成功。宏观效益微观效益都好，速度特别快，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不意味着现在可以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意味着当时就没有缺点。当时依靠的是毛泽东个人权威，没有个人自由，人民生活很苦，经济波动性太大，政治运动太多，这都是不能再恢复的。
这次反思改革，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开始，到2004年8月底。围绕十六大，张五
常的败露，被美国审判。SARS的发生与平定。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政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爱国主义的高涨，等等。一系列政策调整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2004年8月底，以郎顾之争为标志，以十六届四中全会为背景，对于改革的反思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 以2005年顾雏军被抓为标志，取得完全的胜利。 理论界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左”为主导，形成了揭露“极右权力瓜分派”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三阶段，从2005年7月底，掀起了全面反思改革的高潮，各种思潮充分表演。 极左与极右再次形成二元对立，混肴了主要矛盾。思想理论斗争复杂。 同时，反思的成果进一步显现，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成果共享， 改革注意公平，开放注意国家安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主科技创新，中央几乎完全采纳我们的观点，而右派长期准备的《物权法》，两会竟然没有讨论，他们真的恼羞成怒了，一定要反扑，制止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反思，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极左言论向中央告状，求助于领导人出来制止对于改革的反思。这就说明他们的确不掌握真理，不敢公开讨论问题。 同时也说明，极左的东西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不是哪一拨人可以通过密谋，安排改革方案，支配整个社会，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走的，这是专制主义，不是自由主义。马恩讲历史的发展靠的是合力，每一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说，但是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的作用，作为一个理论者需要知道自己不能走极端，左派右派都不能走极端。中国没有民主机制，如果有竞选，骂街的是极左极右，选举出来的人是中左或中右。中国现在说话可以不负责任，尤其网上是匿名的。我们只能经过长期的反对极端左右派的斗争来积累经验，分辨是非。
我想提醒大家，中央领导已经提出了警告，左派不要不重视。
第二个问题是三次争论的问题。
极左派的毛病，一说话就是“两条道路斗争”。极右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叫“改革和反改革”，是两极对立。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办法，是不能成事的！刘国光这件事出来后，右派说有三次关于改革的争论，暗示这次与前两次一样。
第一次是75年到85年，整整十年，讨论“中国要不要结束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否定左倾，要不要转入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人都是泛自由主义者，都拥护邓小平，对左倾有彻底的思考和清算，以至于现在极右有瓜分的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回到左倾，我们不允许两支极左思想主导对于改革的反思。
极右派是不可能打倒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极左。
第一次争论是有共识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到他的晚年就要有新的领导人上台，这是很正常的过程，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过程，自然要转化为市场经济。到毛泽东晚年，三十年政策不调整，不允许人们说反对意见，走到极端，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导致后30年对毛泽东全部否定。
邓小平在1994年退休并提出要调整、要反思，不能两极分化，很明智。
第一次争论是以左派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中国现在走上改革开放这是历史的共识，希望大家不要听从极左派的煽动，他们不能主导舆论。
第二次争论是“六四”以后，中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十五年后，出现了一次总调整。“六四”出现的原因我认为是改革开放太顺利了，社会动员太高，大家不能容忍腐败的出现。动乱后三年，小平丧失了话语权，就准备退出。15年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出现腐败，88年生产资料双轨制，大家特别不满意，加上学潮，胡耀邦因此被撤职，赵紫阳因为出了抢购风而被撤职。内部还有强大的左派势力，另一方面改革派也不成熟。很难说那次是谁对。
1992年小平南巡方向是对的，资本范畴，包括金融资本、房地产、股票、国际资本等开始进入中国，小平承认这个正当的历史过程是对的。两年后小平就提出了要提防两极分化，到2000年的时候不能防止，就算改革开放失败。
中央从来没有说过腐败有理，1989年赵紫阳替邓小平更正，承认学生们游行不是反革命，学生们应该散去，就可以避免后面的事情。有13个大知识分子，带头劝学生散去，中央也承认了学生团体的合法性，局面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出来个别分子煽动，学生们不再听知识分子的话，连自己选举的领袖也控制不了。所以群众运动不能乱发动的，开始之后有时难以控制。
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毛泽东也失去控制。毛泽东有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百姓和官员的矛盾，但事实不完全如此。这只是矛盾之一，还有别的矛盾，干部之间也有矛盾，结果成了支持和反对某些领导的两派斗争了。所以文化大革命自身就是无法进行到底的，毛泽东都控制不了局面。
六四学生们不是反对小平，而是反对腐败，后来外地人进京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把所有干部子弟经商问题归结到小平儿子身上。我认为第二次大争论，“左”“右”各占了一半道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很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动乱，这种动乱是改革开放自身造成的，是没有控制好。这也说明，不能说改革开放就不会出问题。当时主张妥协和对话的呼声极高，比现在高，现在几乎没人敢说，我出来说，还被骂成资产阶级走狗。当时社会上上下下是理性的，社会矛盾没有那么激烈，工人和农民不参加，学生和知识分子闹，不是关于利益，而是思想激进。
当时思想激进的有三种人，一种是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民主；第二是民粹主义，要清官。第三是马克思主义者，说干部是人民勤务员。那次动乱不可能成功，如果处理得好可以成为我们抑制腐败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这发动被社会上一些极端分子破坏掉了。
六四以后，老左派主导第二次争论，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小平南巡使左派彻底失败。从此极右势力开始占了上风。
目前反思被称为“第三次争论”，和前两次性质完全不同，是反对极右的“权力资本瓜分”。
第一次是争论要不要改革，当然是改革派全对，第二次是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不要控制，要不要纠正，改革中要不要稳定。这次争论各有对错，实际中是改革派犯的错误，因为改革派是主流，他们没有控制好局面。但反思的时候是左派的错误。 当时我们说话没用。我帮助北京青年报写了十版文章，国情教育最好。有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看出来了，认识到中国再不能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了，也不能搞新自由主义，他们提出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但老左派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条在小平南巡时彻底失败，已经没有生命力。
第三次争论背景是改革的利益分配出了问题，出现权力资本扭曲，可能破坏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初衷，如果被敌对势力利用和误导，也有可能引起崩溃，毁灭改革和发展所有成果。
这次反思是要调整改革以来的利益分配的格局。 这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而是坚持改革开放初始目标：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在亚洲起主导作用的大国，在武力上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边界，在文化上能够给人类前途提供精神财富，能够非常大地影响世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
第三次争论要明确改革和方向和后果，重新讨论改革开放路径，纠正改革开放方向的偏差，纠正利益格局的分配过分的不平等，维护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不断地被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干扰，极左和极右在转移视线上是一致的，他们歪曲了我们反思改革的实质和大方向。
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胡锦涛的意思， 胡四条是完整的统一体，就是要坚持方向，同时进行利益格局调整。
第三个问题，这次反思的背景和过程。
背景之一是，在逻辑上资本范畴在中国发展的差不多了，我们加入了WTO，2006年外资大量进入，对利益格局还会次冲击，民营企业会大量倒闭，甚至银行也会倒闭，出现金融危机，这是很可能的。2000年以后我力主调整利益格局，反思改革开放，因为当时在逻辑上已经完成了中国的国际化，但历史上还没有完结，冲击到明年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在逻辑上，要控制资本，但不是否定资本。
背景之二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建立了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这是重大历史进步。我们面对的是新左派提出的问题，不是老左派提出的问题。历史上有过相似的争论，30年代的中国在学界曾有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争论没有结果。在80年代中期，中国所谓“新左派”如汪辉，黄平，黄纪苏等，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中国经济已经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资本主义造成的新问题，和改革造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不平衡问题。 但自由派说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前资本主义的问题，权力、愚昧、落后、民粹主义、仇富心理还是主要危险，所以他们就是一味地推动改革，反对反思和调整。
这次争论是造成现在两派分歧的基本的起点，我基本同意新左派的看法。我们面临和反思就是：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的新问题，当然国内有行政垄断，和世界资本主义结合了。
背景之三是所有的这些争论，包括老左派的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包括民间的民粹主义，他们言论的过时和不理性，这是符号不对，但不是内容不对。 内容已经不是前两次了，在本质上都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从客观作用讲，他们不能起到反对改革的作用，而是在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社会基础上，要求调整利益格局，稳定社会和国家安全，这才能够使以后的改革更健康。
我们反思改革是要继续改革，反思改革不是反改革。这次反思一定要中左为主导。极左不能主导，他们是反对改革的。
背景四，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什么理论里面表达？
理论表达要由知识分子完成。我们要防止一些人，尤其是大量打着极左的旗帜的人，利用和歪曲人民的朴素和形象的利益表达。例如他们把司机悬挂毛主席头像，说成是人民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种诬蔑，没有人想回去。毛泽东时代他也没有出租车可开。包括李宪源自称“新毛泽东主义”，奇怪，在毛泽东时代他首先就出不了国。
现在，人民群众缺乏正确表达自己利益的理论体系，这要由知识分子完成。本来西方有许多理论，包括经济学，都有正确表达的途径，但是，被新自由主义误导和控制了话语权，现在中国的所谓“主流”理论的确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成为剥夺他们的理论。
因此，人民的利益就只能够通过非理性的情绪化方法，到网络上发泄，仍旧不能脱离两支极左。
有些知识分子被这些现象所迷惑，极右派则借机发挥，说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大家不要太看重情绪上的问题，要正确看待群众的舆论，人民不是反对改革开放，只反对利益分配不公。 否则就会误判形势，打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背景之五，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中左思想作为主导，极左没有获得主导地位，虽然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称主流，实际他们主导不了。市场经济中商业化传媒炒作也有歪曲。 什么“郎旋风”和“刘旋风”都不是主导。这是商业炒作，是为了赚钱！市场经济传媒的扭曲，右派存心的扭曲和民主机制的缺乏以及网络等原因把这次反思的实质问题掩盖了，非要披上意识形态外衣。
胡温出来表态是好的，其实质也不是限制我们正确地反思改革，而是要去除意识形态外衣。
背景之六，这次反思是长期的、民众性的、民主的、自由的。所以我说反思改革就是推动改革，我们期望的民主和自由在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中充分的显现出来，在中国要搞民主，但是要防止民主把中国搞乱，必须抓住：确立民生主义，民主不是到天安门闹事，不是提倡多党制，是处理具体的利益问题。确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如去年反对日本入常就是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这就是民主和网络（五千万人网络签名）的正常运用。
这次反思使改革进入公开化的新阶段，这就是反思和推动的一致性。
第四个问题，这次反思改革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围绕十六大的。包括几个典型事件，第一是张五常的败露，张五常在中共十六大前期，在中国宣传新自由主义，宣传权力资本化，宣传把国有企业分给有权利的人，大骂马克思，现在张五常身败名裂，因偷税漏税被美国通缉，这是最可耻的下场，右派个人品质站不住脚，就失败。
第二件事是非典事件的平定，十六大之后不久，中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公共社会危机，13亿人三个月没有出门，危机之后经济大发展，经济年增长速度由7%上升到10%。非典事件显露出我们国家和人民抗危机的能力非常强，这是传统力量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动摇不了我们。这次香港和台湾的人都很害怕，但是大陆人就不怎么害怕。如果不是依靠传统的力量，隔离措施就不能实施，山西最贫穷的吕梁山区有十万人在外打工，非典时期都回到家乡了，地方组织了各村的民兵把回来的人都隔离了，提供饮食但不让出门。农民会自动组织抵抗危机。自由、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没有用，靠中国社会自主的力量！
之后右派制造MBO，企图瓜分国有资产，现又提出金融自由化，想自由兑换货币，让腐败资本赶快逃出中国。
在这些事情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进入了反思改革的第二个阶段——郎顾之争，是我们支持，促使个人争论变成社会思潮。右派也承认反思改革是从这开始的，2004年8月28号的会标志。郎咸平本人在美国也是中左，所以这次反思是中左主导，而不是极左派。这次我们取得胜利，取胜原因是指导思想正确。
以后出现两个口号之争，高尚全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他们说，上边纵容，左派学者和网上民粹主义结合，要否定改革开放。
可以假设他们是好动机，他们一直负责设计改革开放，不希望有人否定改革，所以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接下来我和韩德强在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是“爱国年”、“反腐败年”，以后提出“新改革开放观”，开始反思改革。结果是我们说对了。这是社会趋势。
2005年8月15号之后，又出了《医疗改革报告》，此后右派很被动，顾雏军被抓这是明显标志。中央领导支持，群众拥护，中左为主导并和中右结成的联盟而取得胜利，极左是追随，不是主导。自由派也跟进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彦烈山、秦辉等在《南方周末》上写文章抨击张维迎，是好的。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但有正义感，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也是好的。这次中左和中右的联盟压倒了主张瓜分的极右派，也压倒了极左派。
第三阶段出现复杂情况，政府抓了顾雏军，胜利来得太突然，反思反而没有第一阶段好。高尚全命题失败，没人再说反思改革是反对改革，大家在反思改革。2006年两会，原统计局长李德水，人大校长纪宝成也出来否定教育产业化，财政部长提出要取消对外资的优惠。
第三阶段，反思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基本形成共识就是公共领域里的市场化是错误的，工人买断也是错误的，损害工人实际利益。国有企业三千万，集体企业三千万人下岗，他们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何工厂过了十五年机器设备都要老化，都有倒闭危险，这和所有制没关系，说工人是主人翁也没有用。能够让工人参加决策，提高工人工资，社会保障应伴随工人终身，活得长发的多，不能平分，不能搞平均主义。工人买断、社会保障、环保、扶贫国防不能搞市场化，有些市场化必须限定范围，这和两条道路斗争没有关系。这次两会物权法没有被通过。如果说老左派还有作用，那么巩献田是一个，杨晓青写的东西比巩献田好，朱景文更好，巩献田的话语系统是老左派话语，但是他说的事是有道理的，正确的事不能拿正确的理论来表达，但有人认同他的话，说明还有用处。物权法没有通过让右派暴跳，这涉及根本利益。在清理腐败之前，我们不能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没通过，中央没有默认腐败资金可以合法化。
现在进入反思第四阶段，极左和极右势力都试图主导，歪曲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斗争。我们作为中间派，坚决同时反对两种说法。
我们反思改革就是推动改革。通过不断争论，改革有了重大进步，即通过民主化、公开化来决定中国改革的走向。以后搞民主可以采用民意测验、民意调查、网上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政策的实行和调整，搞民主并不意味着马上搞多党制。这就是民主、自由、改革，这是一回事。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放到反民主、反自由、反改革的位置上去。
我对刘国光本人的路数开始就不十分赞成。他立场正确，但语言符号不准确，我只是说他概括得不准。刘国光的立场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出中国很多关键岗位的权力由新自由主义者掌握。中国许多掌权的学者干部被新自由主义者洗了脑子，这些人不能够在领导岗位上，应该撤职，这其中包括许多媒体主编副主编。
但刘国光思维不能脱离他知识结构。其实他还真不是老左派，他多年搞宏观经济研究，这次刘国光受到一些误导，有一些机构和一些人，想把这次反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不准确的。要对极左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最左的一派就是李宪元，他说只有两条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还有一种，承认有别的路，但这些路不是主要的，还要用两条道路来概括。我想刘国光等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我的看法是，中国实践的发展，改革的利益分配和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左派现在必须清理自己内部极左的思想，不能让他们再主导了，中国共产党左倾的错误要是再出现，就一点也不比极右好。所以这次是极好的机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拥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要敢于自己反思自己，把自己错误的东西去掉，不能等着对方来做。秦辉在这一点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几年前经常对话，他提出右派要主动清除寡头主义，左派要主动清除专制主义，他在对美国的问题上有错误，但是对内反对权力资本瓜分。
现在右派开始放弃民主旗帜，我们反思改革就是高举民主旗帜。我们必须把“两条道路斗争”的思维去掉，否则是会被右派利用的。极右派非常被动的，他们只能求助中央领导。
大量的中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右，他们非常害怕左倾回潮，他们也不同意极右瓜分，因为下一步就瓜分他们了，这些人没有理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贿赂官员是因为被逼无奈，所以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有包容性，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
极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留给中产阶级地位，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件事。对富人也有偏见。所以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对左派理论和理论家非常反感。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都要赎买，尽量不没收，不要说现在。企业家多了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工人和老板也是有共同利益的。宣传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在搞煽动，而且在网上还能获得喝彩。我很理解毛和邓被自己人整得那么惨，这个教训现在仍存在，无论是在主张改革的还是反思改革的人中，这种教条主义者都是存在的。左倾虽然不是主要危险，但是如果它们继续存在会搅乱视线，会给右派可乘之机。如果中央认为百姓是反对改革的，这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抵制自己错误，如同遵义会议。我是有信心的，因为大家至少对王明和毛泽东的问题是有共识的。我说极左派是王明，我们是毛泽东，他们很生气。
李宪元在网上骂我，他的极左思想就升级，开始说“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来又说“只有这两条路，而且你杨帆和吴敬琏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在中国走好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认为好资本主义也不错，现在是坏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是这种状态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使他认为我和张维迎是一伙的，张维迎自己都不会信！ 主流派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地位，而李宪元认为我比张维迎更坏，说我带有欺骗性，把他们新毛阵营瓦解了。现在，又说我勾结民运分子，我看张炜应该在英国告他的诽谤罪。
要知道妥协，该妥协就妥协，该团结就要团结，该斗争就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多少年前就提到“有利、有理、有节”，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就要坚持到底，我当时言论激烈，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人太少，现在力量壮大了就不骂了。这时我们不能犯错误，不能够极左，不能够得意忘形，如果这样就和右派犯了同一个错误。
告诉大家，没有必要对对手那么狠，任何人都是被自己打倒的，别人不管怎么污蔑、诽谤、封杀你都不能打倒你。就是自己胡说，贪污腐败、偷税漏税把自己打倒。张五常曾经号称最有希望的诺贝尔奖的华人，结果却因偷税漏税被美国通缉，美国政府没收了他一亿美元的财产，这是他自己把自己毁了。
毛主席左倾错误思想的萌芽就出现在七届二中全会，他的《论持久战》和《论新民主主义》都写得极好，但是三大战役的顺利获胜，毛主席也骄傲，在七届二中全会他就提出，建国以后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越来越左，1964年当时出现了腐败，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了纲领上的分歧，进而出现了公开的斗争。刘少奇认为四清的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反对基层干部严重的腐败，毛泽东说四清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从62年就开始讲，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实际是把中国所有的问题归结为搞资本主义，现在很多左派的思维和当年毛泽东思维是一样的。毛主席取胜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认识被固化，是人民阶级和官僚制度的矛盾，进一步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法权，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法权，最后消灭农民的自留地，农民的自由市场，消灭农民的个人自由，农民养得鸡都不能出去卖，只能自己吃，后来私有财产都没有了，还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然后就斗争出身不好的人，最后就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我从14岁到26岁，12年时间受极左影响，以后10年又反思了极左，才得出了一点真理。
现在极右的极端反毛，和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是有关的，如果能够及时微调，就不会这样。我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说利益关系不见得就没有力量，不是只有高举反对资本主义大旗才能号召人民群众，把利益关系说清楚就很厉害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里说“我现在不研究哲学和法律，学习经济学，就是要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既得利益者最害怕的就是研究利益关系。”
分析现在的问题用西方经济学就可以，全世界公认西方经济学是很详细的，技术上很到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解释不了很多具体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但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左倾的东西不能概括现在利益关系，在社会上的煽动作用也发挥得差不多了，再搞就需要中左和中右的思想在社会上展现出来，现在已经出来了，但是不被炒作，他们炒作的是极左的和错误的思想，右派在利用左派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在研究现在的利益关系，用的是当代的经济学，当代的社会学，当代的政治学，当代的哲学，当代的历史以及现代化的先进理论都用上了。而且正确的研究了中国的问题。《与非主流对话》一书表明了我们没有卷入意识形态之争，但是我们对现在改革问题的揭露是非常到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讲中国上层广融化，下层碎片化，说社会要断裂，没有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在98年写的文章批判《权力资本化和权力资本买办化》，我现在把它们定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我讲了六、七年了，而且我算了权力资本怎么赚的钱，有权力的人用什么办法拿了多少钱，我把账都算出来了，左派右派都不接受我，是因为我不符合他们的思想逻辑，他们想控制舆论，却从来没有想过认真的算过社会的真实状况，从来没有过！他们只是玩弄意识形态。
据我计算，中国的腐败资金有三十万亿，胡鞍钢算得比我还多，他们还推动房地产和所谓的金融自由化，这些改革实际上是为了中国的腐败资金而服务的，这样的揭露难道还不够，非要上升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吗？那样的话反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刘国光最近的文章还是不错的，把利益关系放到了第一位，第二位还是两种改革道路。我认为没有两种改革，我们坚持的改革就这一种。形式不同是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路数差不多，在此过程中，利益分配不能失衡，国家要保持稳定，这就够了，然后再分析具体的问题。法律界真正清醒的是朱景文，在关键时候支持了巩献田，他提出法律的制定要先研究利益关系。经济学家王建也提出了要改造我们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十条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的，这也是好的，还有何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理论，但是太广泛，解释的太细太多，他还是提倡他的新国家理论，主张用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来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
最近还有张伟，20年前他和我在天津开发区同事过，是北大的学生。他当一把手我当研究室主任，我们在开发区干了四年，搞得就是民主评议会。张伟留在英国，他看的还是很清楚，他认为这次反思改革是经济学非主流派学者首先提出来的，现在被两派误导，一派是极左，一派是新保守主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极右派，这两派都在把改革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他总结中国的改革还是提倡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废除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我认为他看的还是清楚的。所以大家要增强分辨能力。中国在理论上首先突破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才能促使中国社会走向社会和解，社会和谐，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只有两大对立阶级，而没有中间派，最后两个阶级在斗争中同归于尽，马克思也是反对这种结局的。大家要客观认识到自己总体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然后着眼于如何调节，最后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暴富阶层需要把一部分利益还给老百姓。这需要社会的理性和解的过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成功，就是要促进中国社会向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第一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极左派说得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对立，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工业化的不同形式，就是对农业社会工业化。走这条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势，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后起国家就采取了社会主义，早发达的国家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将会被证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后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危机，又吸取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才能“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有生命力，而是工人阶级的斗争促使他们进行改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当然有很多资本主义的成分，只不过很坏，我们要把中国改造成好的，所以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必须容纳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会被证明是平行发展的，有斗争也有融合，有互相借鉴，最后会同样的走向大同的方向，否则共产主义永远也实现不了，我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很遥远的，因为大家都在向人类大同——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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