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在解放军某学院讲座：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战略
今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学派，我们叫做“非主流”，著有《与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话》一书。我们非主流是和主流相对立的，在1975-1995年，中国由计划走向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的20多年间被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所压制，特别是95年以后，国内外出现新形势，出现偏差和问题，所以我们主张反思，但是主流派和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反思，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心一下地方理论界的思想争论，这都涉及战略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2000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和腐败，对外安全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主流”才受到舆论的支持。中央政策在国内要在不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前提下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让既得利益集团交出一部分利益，使改革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去掉了“效率第一”这已延续了三十年的说法，所以大家纷纷重视公平的问题，然而这是我们“非主流”派十年前就提出来的，我们十年前还提出当时谁都不敢提及的“增加军费”的思想等等，但是这些思想往往要经过十年才能被接受。我们认为三十年来得到好处的人（包括沿海地区）要和改革中受损的人进行利益调整。不是说不改革，而是改革中出现利益偏差，要调整，这也是改革，包括增加国防。中央政策在对外涉及“中国威胁论”导致的中国政府的低姿态，我国做出了“和平崛起”、不侵略别人的承诺，但实际据我所知，我国中央领导一直在关注国家安全的问题。最近几年，尤其是98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中东后来中亚又搞“颜色革命”；日本问题；台独问题，再加上中国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越高，这些使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所以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证中国的进出口，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向全球化发展。所以全球化对国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非主流”派多年来的思想，但也是我们在国内和国际被孤立的原因，但是我们是为国家说话的，在台独和日本的问题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支持。以上是我此次讲座的序论部分。
我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秘密及其限度。本部分主要是针对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每年增长达9.4%”的论断展开的。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六十年，而非 “三十年”。增长的第一位原因也不是体制改革，是因为人口年轻，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衰落是在1840-1949年，这一百年来人口没有增长，原因是死得太多。国家统一后，外部没有侵略，内部没有分裂、混战。人口高速增长，早成年轻人特别多的现状，因此储蓄率就高。这是因为人在1-20岁，60-80岁都是纯消费者，只有20-60岁的人是多生产少消费的，这种情况下储蓄率才高。中国今年储蓄率高达50%以上，而美国今年为0，前几年为-5%，所以中国资本严重过剩，也严重外流。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权力介入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所以计划经济使用国家强制力的手段压低了全体人民的消费，因此百姓穷；但是储蓄率提高了，所以国家不穷。当时军费占国家GDP的40%，储蓄率达30%。所以这30年虽然有几次大规模的左倾错误，但是基本上计划经济是成功的，这是我们和自由派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基本是失败的，我们绝对不同意，计划经济下百姓付出了三代的牺牲，但是财富积累了，而且基本上没有腐败的消费，也没有资本外流。钱投入了军事和重工业，中国才得以在三十年内迅速的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军事工业强国。1949年中国的GDP中农业占90%，工业几乎没有，只10%，这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工业生产，例如生产火柴、大头针等；1978年我国工业占GDP的70%，但我认为因为当时对农产品价格低估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高，工业占50%左右，但这个数字已和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远。尤其是我国的重工业、机械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世界的差距没有现在大。这就是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对强国起到的历史作用。另外，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由36岁长到72岁，而且人口大量增加，这就是人道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年轻、劳动密集，所以中国积累了资本，搞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基本的军事重工业，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用人民公社发动农民修水利，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所以计划经济决不是反工业化的，中国走的是国家工业化道路，即从农业国变为了工业国、军事强国，这是现代化必经的阶段！此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前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左倾错误严重，全国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国际环境有所改善：苏联瓦解，中美保持二十年较好的关系，全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调整，转移工业到国外（美国到日本，日本到港台再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这是符合比较利益的原理的，这只有在世界和平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中国有4亿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取得了对外开放的大发展。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100亿美元，现在到达6000亿美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不能和计划经济的贡献相脱钩。最近三十年来，我国每年经济增长9%，但是这以前三十年，我国每年增长15%左右，这是因为基数太低，例如50年代初期引进苏联156个项目的效益就很高，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很高，所以不存在计划经济没有效益的问题。当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不能因此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益。再比如当时修建了大量铁路、公路，主要由铁道兵负责，成本很低，受益很高，当然效益也高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在教科书、报纸等各种媒体上提到的很少，我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三十年，是六十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有积极作用，第一位的原因不是体制，而是人口增长了，年轻人多，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因而经济增长快。所以我们“非主流”主张把六十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是我们与主流经济学家最根本的差别，只有这样认为才能把国家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否则只是重视制度。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奠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我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有十五年的时间，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高储蓄率马上会降低，那时中国的增长就不能依靠人口的年轻化了，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制度稳定等。如果我们假定中国从建国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70年，每年增长7%，每十年翻一番，70年后经济增长了128倍，那么人民币必定要升值。如果人民币升值20%，那么我们以美元计算的GDP将又增长20%。今年经济普查又发现我们低估了20%，因为第三产业大量没有被统计，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惊人的。今年调整前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36000亿人民币，调整后将为16万多亿人民币，中国GDP总量再增长十年，人口就会老化了，所以今后十到十五年是最关键的调整时期，这期间，中国GDP总量至少增长100%-150%，甚至200%。但是问题在于增长带来的财富干什么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给什么人带来了好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到青海讲话时提到让全国人民分享改革的好处，不能让一小撮人得到的好处太多。他们不法暴富是和我们的国家体制，和共产党的纲领相冲突的，而且他们将勾结外国人，所以我们坚决认为总财富应当集中到国家手里，首先用于国防，其次用于环保，第三用于扶贫，第四用于教育，第五用于产业升级。如果财富不能集中到国家手里，将会出现拉丁美洲化：即出现一小部分人暴富、腐败、黑社会、官商勾结，最后勾结外国势力走买办的道路，搞垮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这样外患也降至，因为国内分裂了。我国能70年连续年增长7%的成就是伟大的，大英帝国曾经连续200年年增长1%，就称霸世界，美国连续100年年增长不超过2%，所以中国是崛起了，但这是对外战争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第二：重化工业化的资源约束。这是指我国的资源短缺将威胁我国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危险是繁荣太快，使矛盾被掩盖，民族自满，因此社会矛盾会尖锐。中国的总资源很少，据评估世界资源价值最高的是俄罗斯，达80万亿美元，其次是美国达40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5万亿美元，西欧还有2.5万亿美元。美国已最大限度的汲取世界的资源和能源却还要进口，我国人均资源只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所以中国人均资源这么低要想追求高消费只能两极分化，因此制度不是最重要的，资源少，什么制度都不行。按照经济学的总需求拉动的理论，我们只看到一小撮人暴富，不可能普遍富裕。2020年中国将达到16亿人，开足马力进口，中国可以消费全世界的大部分资源，即使能够全部进口，中国也不可能16亿人都达到小康的水平，这是被资源所约束的。中国又不能走殖民化的道路，如同西方国家一样攫取他国的资源，所以中国和印度发展现代化是没有西方国家的条件的，如果还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只能两极分化，由少数人掌握资源，中国的中西部和农村衰落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掌握资源，而解决的办法一是进口，但是即使全部能够进口，也只有六亿中产阶级以上的人能够进入小康。毛泽东一直是关心最大多数人，所以在民间仍有很高的威信。有人说靠节约来解决资源的问题，或者跳过重化工业的阶段，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国不出口，仅依靠农民进城就可以拉动6000亿元的内需，占GDP总量的十分之一，所以农民进城可以每年拉动经济增长5%，至少持续20年。中国不靠外需也能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因为没有资源，缺少石油和水，将威胁国防和内需。农民进城要消耗25倍的水，以后北京人饮水都将成问题。现在北京水费3.7元一吨，十年后将达到10元，青岛、烟台、天津这些地区要使用淡化海水，成本为10元一吨，很是问题。我想出的对策是把中国的钢铁厂、造纸厂、化工厂移到国外，例如澳大利亚等。重化工业的污染太严重，这样中国的环保问题就可以解决。中国要达到16亿人进入小康的目标就需要利用世界资源，利用海外投资把污染转移出去，这样也能把两千万到三千万的贫困人口业转移出去，扶贫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村人口首先搬到沿海地区，参加治理国土，兴修水利的工程，然后去缅甸，最后到澳洲，就实现全国的小康了，社会治安也会好转。所以有四种人需要进入澳洲，一是重工业企业的企业家，二是贫困人口，三是罪犯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四是军队，他们用来确保能够进入澳洲，澳大利亚拒绝我们进入就是反对全球化。我们也要讲“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我国要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原因。这是我的长远战略，也是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内部矛盾无法调节。节约解决不了资源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日本的50%，但是15年内是不可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的，现在水资源已经被充分的利用，没有开发的潜力，煤污染太大，我国只能大力开发核资源，交通消耗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25%，日本的交通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四面靠海，海运成本最低，中国国土面积大，运输效率低；另外日本的粮食80%从美国进口，节省了大量的耕地和水。粮食生产占用了大量的资源，生产一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中国进口粮食最多10%，我们沿海地区无法再恢复粮食的种植，这些地区可以挖湖，由中部地区负责粮食的种植，大幅度提高粮价。和平时期我们也要大量进口粮食。中国粮食这几年是过剩的，农民太穷，但是饮食结构改善后，肉、蛋、奶、啤酒消费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而这些都需要由8倍的粮食转化而来，将大大提高粮食的消费量。综上，中国的粮食不能大量进口，交通效率无法提高，所以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无法赶上日本，节约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中国的内外发展战略，防止两极分化。
第三，市场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边界。市场化和全球化决不和国防相抵触，反而需要国防来保卫。国家安全边界不是领土，军队不可以跨出领土是错误的，战争也要全球化！美国的经济实力遍布全世界，国家安全边界也就是了全世界。中国的国家安全边界是中东中亚、朝鲜半岛和马六甲海峡。我想出的办法是第一去缅甸，第二是去澳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结盟的原因就是防止中国人过去。但是中东、中亚要保住，那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把美国从阿富汗挤出去，修石油管道到连云港，日本不老实就不提供石油给它。其次要和俄国搞好关系，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换取其水资源，从贝加尔湖挖水渠过来。汉人要大量进入新疆，像我们历史上王振带领26军团进入新疆一样，重新把贫下中农带入新疆，用兵团建制重新开展建设。对朝鲜我们要提供援助，中国主导朝鲜半岛，用朝鲜来制约日本。最后要控制马六甲海峡，控制日本，中断其石油供给，这样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导国家，和澳洲结成真正的全球化，中国人也将主导澳洲。
第四，历史上文明兴衰的两种标准。我们衡量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不能只用一个标准，要用两个标准，一是战争标准：一个国家要能保卫自己在全世界的经济利益；二是生产力标准，既GDP标准。不同的时期标准的侧重不同，毛泽东时期就是侧重战争标准，所有人都关注烈士和英雄。近三十年变成了金钱标准。我个人的看法是未来三十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需要重提战争标准。“发展是硬道理”里的发展包括国防的发展，而且应当以国防为主导。在过去提发展就指GDP，这是价值标准，我国因此已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例如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已经垮台，再比如我国存了很多的外汇，却没有存石油。现在大家终于明白真正的财富是石油，不是美元。中国说要增加石油储备，结果石油价格从33美元一桶涨到58美元，最高达到70美元，中国无法大量存石油。所以战争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发展。还有一个误导，认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洋务派失败、近代民族资本没有大的发展、中国农产品被大量国外进口产品挤出了市场、农民破产的等等原因是制度，封建统治，官商勾结，而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无数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低关税！中国当时的关税只有5%，美国同时期100年内的关税为46%，这与制度无关。所以我坚决认为战争的标准是第一位的，有了战争的胜利才有经济的发展。中国前一百年的衰落就是因为战争的失败，只有两次小胜。18世纪60年代，左宗棠在新疆打俄国、英国及其傀儡是胜利的（打了7年）还有张之洞在越南打法国人也胜利了，但是当时在中央掌权的李鸿章采取了绥靖政策，打胜仗反而向外国人妥协，搞所谓的经济繁荣等等，意图不搞国防，用门户开放政策引起列强们的自相残杀，结果在1894年被日本打光，彻底衰落，就是因为长期不备战。然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中国的崛起开始于抗战胜利。一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终于取胜了一次，在这场战争中我国的财富和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是中国自此开始崛起。日本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是输在美国人的手里，中国人是打不过他们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做与日本作战的准备。毛泽东时期经常抗议美国政府的不法行为，例如迫害黑人等，中国的民众也敢于用游行的方式表示抗议，现在会被叫做“干涉美国内政”，越南战争打死美军50多万人，也没有引起中美战争。但是现在大家的财富增多了，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也大大加深了。中美关系是由毛泽东和尼克松改善的，不能说毛泽东是闭关自守。当时苏联占领阿富汗对我国的威胁太大，所以中美才达成一致。珍宝岛战斗和后来邓小平时期对越南的战争都是有战略意义的，是用小规模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对中国很有利。例如62年打印度，使西南稳定了50年，对台湾的“8·26”海战，也稳定了台湾的局势。盲目进行战争是不对的，然而也不能惧怕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就要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一味退让。今年有一个很好地认识就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此举夺得对台斗争的主动权，邀请连战等来大陆，使得今年的形势极好，而且我国对外安全的目标由台湾转到了日本，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五，未来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假设。我认为应设立一个假想敌，不能假设没有敌人，安全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例如台湾何时要独立、和日本何时会出现冲突、美国站在何方的立场上等是无法判断的，出现与不出现的概率都是50%，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假设，不同的假设有不同的战略，毛泽东的基本假设就是我们被帝国主义所包围，毛泽东时期的四次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冲突、珍宝岛战争都是胜利的，而且都没有在我国境内开战，这才是大国的崛起。包括邓小平时期的战争也使胜利的，所以建国后30年我国一共有5次战争，平均6年一次，据统计美国是平均8年打一次战争，所以美国很强大，美国人没有丧失上古的精神，日本人也没有，这是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30年没有战争了，时间太长了，所以要认真备战，找假想敌。我认为最好的假想敌不是新加坡，不是印度，只要让西部地区的贫苦人民移民到印度就可以了。最好的假想敌就是日本，而台独和日本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解决台湾问题要靠经济封锁。
第六、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我认为在对台的军事斗争中不应伤及平民，也没有必要占领它，最好的方法是封锁它，但是这必然要先处理好钓鱼岛和澎湖的问题，解决钓鱼岛问题是基本的条件。我的想法是主要矛头指向钓鱼岛，因此我写过文章论述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并在国防大学得过奖。但因为缺乏课题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估算。我认为钓鱼岛应该成为我国军事斗争的重点。中国对日本不应再采取软弱的态度，1971毛泽东开始对西方采取友好的态度，现在我国应该重新和俄罗斯、欧洲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资源和技术应该靠它们。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已经在淡化，我国也应淡化这种关系。钓鱼岛的冲突是有好处的，可以促进中国内部进行调整。有人说不要刺激日本，防止加速其核武装；也有人说刺激不刺激没有什么区别，存在这样的争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树立假想敌，这是必须的。2008年国民党有可能赢，因为马英九已经掌握实权，这样对日的矛盾将突出。如果真的搞封锁，那么假设我国对西方的贸易大部分中断，出口减少50%，那我们的进出口就只能面向俄罗斯，欧洲和中东等地区，但是我认为出口减少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这几年我们要抓紧存石油，赶快把外汇花出去，现在国家存了9000多亿美元的外汇，个人和企业也存了很多，大概有10000多亿美元存在国外（因为外汇是不能存在国内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外汇将不能兑换，所以要赶快在三五年内把外汇兑换成石油、战略资源等，建立国家战略储备。一旦封锁，中国可以启动广大的内需来解决经济的问题。
最后我讲一讲水资源的问题，南方和沿海地区要把可以泛滥的地方挖成湖泊，如果外部有冲突，中国沿海的资金很快就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则国内的矛盾马上就可以解决。沿海地区少搞农业，把工业中有污染的企业全部淘汰，但不能转移到中部地区，因为那里极端脆弱。中部地区集中种粮食，沿海地区集中挖湖，增加国土的蓄水能力，那样湖北省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中心。湖北省原来有1700多个湖泊，现在只剩下300多个，而且严重淤积，所有这些湖要从新挖一遍，凡是有大江大河容易泛滥的地方也不要严防死守，把人迁走，挖一些特别大的湖，把水存到我们的国土上。在上游不能再修大水坝了，否则水流减慢，是错误的。应该剩下修水坝的钱在沿海地区挖湖，还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20年花6000亿元，也就是少修了3个三峡就可以解决2亿农民的就业问题。挖出湖后用水渠贯通，中国的大江大河都是从西流向东，所以有魄力的领导人要挖南北走向的水渠，使之南北贯通。历史上李冰修了都江堰、林渠，所以秦国马上统一了中国。秦国善文不善武，能够打败进步的文明主要是靠水利和较长的宝剑，也就是靠水利和国防。所以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不强，要通过树立假想敌，激发爱国主义，调节好中国的内部矛盾，把中国的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引入国防、环保、治水、扶贫，这些是必需的，不能再搞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这些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是政府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要强化政府，不能弱化政府。这些必须由政府主导，所以政府不能腐败，要成为一个强国的政府，爱国的政府。国防、水利都是需要市场经济的，这些都需要公开招标，也就是采用市场经济。民营资本和民营资本家可以加入进来，但是主导的是爱国主义理论，不是自由主义理论。由有能力的政府主导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把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但是民营企业的技术不能升级，技术升级靠的是国防和股市，而真正的基础性的高科技要靠国防，所以国防经费要大幅度增加，要自己制造飞机、火箭，然后公开招标让民营企业制造配件，给他们创造产业升级的空间。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可以建立国家战略产业，由国家主导，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参加。明年有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思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国防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我们不能让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整合中国的产业，不能让他们掌握主导权。第二是对政府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盲目的相信市场经济会增加就业压力，造成大量资本外流。我建议社会精英们：大学生和转业军人去做整治国土的组织者。所以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要调整观念，当我们“非主流”成为主流的时候，问题将会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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