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与国有企业改革
6月17日下午，刚刚结束云南巡回演讲归来的韩德强老师在做了一场题为“企业政治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座。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学者们大都提出了用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办法。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但又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不光强调自下而上的管理，还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
一．组织结构与绩效考评
很多人都主张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局限。有些地方可建设，有些地方不容易建设。越处于企业的基层，制度越容易严密，越处于企业的中高层，制度就会越来越不容易严密。比较严密制度的顶点是泰勒制。在泰勒制的管理下，工人的工作可以做到细分化、合理化、制度化、标准化，工人是没有余地去犯规的。但稍往上一层，犯规的余地就变大了，因为在这一层，没有严密的作业手册，工作要求一定的自由度和灵活度。愈往上愈如此。这是一个企业内部工作自由度的分布状态：层级越低，自由度越小，层级越高，自由度越大；如此之外，还有不同工作岗位自由度的分布，自由度较大的岗位有：销售员、财务人员、会计师、工程技术研发人员等。因此，企业里的工作实际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度小、容易用严密规章制度约束的工作岗位，另一类是约束不强的工作岗位。
结合今天所谓的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它与制造经济的不同在于，制造业的产品必须经过检验的环节才送到顾客手中，而服务经济的产品没有这一中间的环节，它要求发挥服务人员工作的灵活性，工作自由度很大，知识经济更是如此。因此在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制度约束是不容易强化的。
西方现在提出的学习型组织概念，指的是在制度严密的管理体制下，企业的智慧来自于上层，但在学习型组织中，智慧来自于企业上下层，是上下层的互动，这就意味工作灵活余地的增大，人的重要性的增强。今天的时代，制度的地位在于，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范围内，企业领导人的自由度相对大些。
按照这一思路，加强管理并不等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的说法实际上有三重缺陷。
二．制度约束的三重缺陷：
1．严密的制度建设对业务流量小的企业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业务流量大的企业，制度才可能严密，因为小的企业，一个工作人员同时要做很多工作，需要强调工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工作流程不容易细分化、专业化，这就存在作业制度漏洞。
2．企业的中、高层以及需要灵活性的岗位上的人员难以约束。
3．容易出现帕金森定律：首先，每一个部门都要求细分化、制度化，容易导致成本高，令出多门，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话，政策容易打架，上头千条线下头千根针的话就会使机构庞大。其次，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支持扩编，过度细分就会感到人手不够，造成机构膨胀的强大动力。最后，领导干部层级提拔，往往是能干的下级被提拔为无能的上级，使人才不能发挥所长。
问题就在于，打破制度神话，破除制度迷信，但还是要保留制度。
三．制度与企业政治的关系：制度弱，则政治强
在制度约束弱的情况下，作业存有一定自由度，对同一个工作业绩，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在双方利益发生冲突，并有一定解释余地，可以进行讨价还价时，就出现了一个概念：企业政治。只要搞好领导关系，业务再差也可以解释。这是一个要害问题。
如果人性是自私的假设成立的话，就会出现“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现象，这不光在中国企业中存在，在一切组织、一切企业中都存在。假设企业政治一定存在，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就会逐渐形成帮派体系，最终常常是形成不断较量的两大派系，每个派系下按照企业的权力阶梯又形成无数小的政治派系，这种情况无论制度有多严密，都无法避免。这是在西方经济人假设下推演出来的结论。这样，搞企业就相当于搞政治。按此严格推论下去，不可能没有企业政治，只可能有良性企业政治与恶性企业政治之分。
企业政治如果良性，就可以把对企业业绩有贡献的人，而不是擅长拍马屁的人往上提拔。要达到企业政治良性，前提是企业领导人要对企业的发展负责、服务。因此可以说，搞好企业就必须有建设企业的良性政治。
四．如何建设良性的企业政治
良性的企业政治建设要求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积极性的相结合。
改革以前的国有企业，内部常常有良性企业政治。首先，企业领导人绝大多数一心为公，而现在的企业领导人绝大多数一心为私。这说明，那个时候企业自上而下的领导是相对良性的。其次，企业的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工人参与权的保障。这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它实际是按照建设企业良性政治的思路去搞企业的。
单有一个积极性是不够的。例如，单有民主，不容易形成集中意见，企业很可能瘫痪掉。良性的企业政治是民主与优秀的领导人二者的结合。管理得好的企业，其管理者都是善于与基层结合起来的。国家政治也与此非常相似。政治就是力量、知识、智慧、意志、道义的较量。
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我们对国企改革非常缺乏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思路，基层的民主权利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唯一保障。不光要有民主，还要有优秀的领导者。按照这一逻辑来判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那么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效率是不低的。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真正弊病在于：1.领导人调动过于频繁，而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期。2.“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的不平衡。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企业管理的两条思路，要么特别强调民主要么特别强调领导人的作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难在中间状态稳定下来，没有一个理论上的企业管理的整体框架。3.对作业层的制度化重视不够，这意味着在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取消掉的同时也可能取消掉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意味着化优秀的作业经验为全体操经验的潜力不够，另一个是不重视标准化，使大量的生产技术经验不容易凝结和推广。4.在产业结构层面，军工比例过高，不能将经济的增长转化为消费能力的提升，造成了人们对改革前经济增长率的误解。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过于强调精神力量一下转到过于强调物质力量，从比较强调自觉一下转到他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按照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来改革国企，这一思路可以总结为“制度迷信”。在这种思路下，中国国企改革通过几个步骤往前迈进：
第一，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需要破的是只是铁交椅，后两者是不应该破的。因为，铁工资和铁饭碗是工人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前提，只有一直在一个企业工作，工人才有兴趣和信心去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铁工资和铁饭碗也恰恰是日本企业长期高效率工作的秘密武器。它的确会形成平均主义大锅饭，但平均主义大锅饭并不一定意味着养懒汉，只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在，那么在大家庭意识下，绝大多数人都愿意为集体做贡献。这是从自上而下思路来看待破铁饭碗的弊病。
从自下而上思路来看，破铁饭碗实际上侵害了工人的权益。从计件工资到争取计时工资，同时还要缩短工时，西方工人运动的基本方向就是越来越趋向于大锅饭、铁饭碗。破掉铁饭碗，就是破掉工人运动基本成就。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成就的高峰，破掉了铁饭碗就是破掉了社会主义。
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说成是企业的经济民主逐渐被剥夺，变成企业专制的过程。
其次是承包制。80年代承包制的思路就是，让企业领导人为自己服务的同时也为企业服务，但一旦掌握了承包权，企业里头的人财物，包括规章制度都可以改变。承包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专制的管理模式。
再到股份制，也是按照通过私人持股提高私人积极性，使国有股可以搭便车的思路提出来的。但如果有100%股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不能代表国有企业利益，而要代表个人利益的话，那么比例变小了的国有股权的代表人同样不能代表国家利益，所有人缺位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
按照人性自私的思路来改革国企，必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现在的国资委就是充当了这一过程的遮羞布，并且使企业高层与国资委一小撮人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资委就是在发展恶性的企业政治。
六．在当前情况下，怎么办？
关键还是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但政策雷声大，雨点小，原因是，缺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领导人的善意结合起来才能改变中国。所以，赞成开放工会、农会的组织权利，但目的是要通过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来改善党的领导。如果开放工会、农会的组织权利，那么工农的讨价还价能力就会增强，工资就会上涨，内需也会扩大，生产过剩危机就会解决，对出口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强劲，我国对外的经济摩擦就会缩小，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这样一条思路，在政治、经济，包括管理上，都有可能是最恰当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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