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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炎讲座:共同富裕经济学——从“先富论”转向“共富论”

李炳炎 · 2006-07-14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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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上午讲座

主题:共同富裕经济学——从“先富论”转向“共富论”

主讲人:李炳炎(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2006年6月4日上午9: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写字间三层1308号(北京硅谷电脑城对面)

主办:北京书社  电话: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电邮:[email protected]

内容简介: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改革进程基本结束,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原则,改革进程进入新阶段,新一届中央开始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面向这个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这就是共同富裕经济学的社会现实需要。其内容如何,欢迎参加本次讲座。

主讲人简介:

    李炳炎教授是我国当代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首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现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论著获奖90余项。

我写《共同富裕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讲话

李炳炎

2006年6月4日在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工人的儿子,虽然我现在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我92年就当教授,现在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有这些头衔,但是我还是工人的儿子。所以人家说我是经济学家,我说要加一个前提,就是工人阶级的为工人说话的经济学家。现在有很多大牌的经济学家都是为资本家老板们说话的,像张维迎那些。但是就是缺少为工人说话的学者。我是一个学者,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是怎样使老百姓富裕起来,推翻目前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到了什么程度?如何来解决?那么我这本书是四月份刚出来的,是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一共有38万字,一般是一万字一元钱,38万字就是38元,我的书定价是最低的,是26元钱。人家38万字要定38到40元,我只是定26元钱。这个小小的举动,为什么?是让老百姓能买得起。就是几十块钱,对老百姓也是很大一个数字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中国还有两个亿的穷人,这个标准是联合国的标准,是一美元一天。就是一天如果你连8元钱都拿不到,那么就不过国际的贫困线,那么现在中国有2亿多的人一天拿不到8元钱。你想想看,我们国家还富啊?那么你们说北京的道路很宽,轿车很多,那个富人一桌饭,几千几万块,就是很富啊。富是富,但是是少数人的。大多数人还是穷的,但是大多数人穷跟少数人暴富有关系。

    少数人怎么暴富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有两个门道。一个门道就是开发房地产,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把地给他,然后他去造房,现在你看北京买房都贵。八大处都要五千,城里面都要一万,那个地有多贵?地是公家的,然后土地局他也赚钱,把地圈下来盖房,这个猫腻非常大。这个钱都被他赚走了。钱从哪儿来呢?买房的人给他们了,养他们了。他们没得住啊,这样就被迫照价买,一买大家都买,这样就使房价升高,这个利润不是一倍两倍的。我们有的地方,普通房子的造价就是1000多元钱,2000元钱足够了。现在北京的房子已经卖到了1万元,就是赚了你七八千元。这个钱哪里去了?就是两家分了。一个是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一个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都是黑心的,去年讲开发商都不关心穷人,就有一个关心穷人,老百姓对他不错,把他选为中央台年度人物。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还是说了几句,就是一个好良心,他有点关心穷人。这一块是他们发财的地方,剥削穷人,买不起房的原因就在这里。

    还有一块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本来说是差的企业改,现在好的企业也改。好的企业他把你弄坏。张维迎说的就是这一锅饭,我要把他便宜点拿下来,没有人要,我要了,不花钱。怎么要,就是吐一口痰,一锅白米饭吐一口痰,就不能吃了,那就拿走吧。他就把这个拿走了。他把痰拿掉,一锅饭就白吃。他就这么干,国有企业蛮好的,他吐口痰,把它搞糟糕了,搞糟以后他就便宜把它拿下来。怎么收啊?本来一个亿,他说几百万把它买了。就有一个亿的国有资产一个企业,他不到一千万就买了下来。他这一千万还不是自己掏啊,他用这个企业去抵押银行贷款,贷了款,再来买企业,买了企业再来还。现在翻了两三倍,变成了两个亿多。这个企业哪儿来的?这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财富积累起来的。你们知道,你们都是老工人,解放以来你们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你们长期以来都是低工资。我是财大1968年毕业,我毕业以后才领43块钱,对是46 块,460毛,是很低的了。现在我工资比较高,大概四五千。我们长期是领的低工资,包括我的父辈我的兄弟等。那么如果从经济学上来讲工人应该得到的报酬没有得到,以交税的形式多交给国家了,以留利的形式留给企业了。当时留给企业的有三块利润,一块就是发展基金,一块就是劳保基金,一块是福利基金吧,三块。这样的话,当时就是从工资总额中提取11% 的福利基金,放在企业了,大企业一提就是不少的钱。放在那儿干什么了呢?就是给职工住房,给职工看病,给职工上学,都是分开的,帐上都是分的。那么这部分钱时间长了,没有花掉。一改制,这部分钱哪儿去了?都是大家劳动所得,非但没有还给你们,而且头一次房改房还要收钱嘛,都要收几万元钱,房改房还要收钱的。但是我老父亲就说这个帐不对,我老父亲是51年入党的,今年九十了,脑袋很清楚,他就跟我讲这个帐算得不对啊。他曾是国有企业的党委委员、车间主任、工会主席,他说我们已经在成本里开支掉了,这个工人的房子,谁来收他们的钱,收它干什么?这个又是糊涂帐嘛!这个就不去说它了,因为收的不是太多。你们可能交几万吧。但是这次房改结束以后就不是这回事了。现在你们买房就是市场价格了,但是你孩子要结婚你不买啊。都要省下钱来买。这就剥削你们了。就是说国有企业给你们的好处一点都没有了。我父亲一年的医药费才给了300多元,看一次病就不够了。原来我们工人阶级在厂里看病不花钱,挂号费一毛钱,拿药随便拿。这个可差的不少,所以大病你看不起。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第二个贫困就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个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帐搞乱了。乱了之后,有人就买。开始想搞好,中央开过会啊,想把国有企业搞好,十五届五中全会专门讲这个问题。讲国有企业怎么重要怎么重要,国家的顶梁柱、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等,要搞好。搞来搞去,就是搞不好,为什么?就是有人在吐痰,那老是有人吐痰,老是送掉,还不如卖了算了。好,这一卖,就把我们国有企业当作野儿子了,当作二等公民了,就把私营企业当作好儿子了。本来私营企业不是我们自己国家养的,现在倒保了。国有企业支撑不下,那么工人就下岗了,失业了。失业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国有企业职工全国大概有1.5个亿。失业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有五千万。三分之一了。昨天为我这个书召开过一个研讨会,是出版座谈会,在八大处西翠会馆内,参加的都是经济学家,一篇文章写的那个数字,使我惊讶了,就是下岗将近一个亿,这就剩下三分之一了,他也是讲总的职工是1.5个亿,但是没有下岗失业的职工只剩下五千多万了。这个数字吓人啊,那么国有资产呢,就是我讲的国有资产是经营型的资产,不是那种办公楼啊等等那种不创造价值的资产,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资产,大概全国有12万亿,已经流失掉4万亿多,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白白的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是刚才我讲的卖光了。卖给谁呢?一个是卖给私人老板,第二个卖给厂长经理。那个厂长经理是内部人,是管理层收购,用外国一个名词就是MBO,就是管理层收购本企业。这个从法律上是违法的。为什么呢?管理者那些厂长经理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国有企业也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是全国公民都是他的主人。后来他们有些经济学家造出一个歪理来,说是全民有份,人人没份。就是把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所以要进行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给个别人,怎么给呢?就是卖。卖给谁呢?就是卖给厂长经理,叫MBO。你们想这些厂长经理要把这些国有企业买下来,他第一必须把企业做坏。如果企业很好,利润很高,你要去买,没有理由。他的报告上面说我的企业没法治了,亏损了,债还不起了,工人的工资开不了了。上面一看这么难啊!干脆卖了。他先要把它搞坏。第二个呢,会计事务所来评估,本来是四千万的,说成两千万,就是要缩小,他们来买价格就低了。这些手段谁来做呢?就是那些厂长经理来做的。做了由他来买。这个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做假账是他们的本事。就是给点钱就行了。这样你我工人哪有权去监督啊!没法监督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全国性的卖。从下面卖,乡镇企业私有化,县里的市里的国有企业都卖掉。现在卖到省里,往上卖。有的地方卖到100%,有的地方卖到80% 到90% 。大概是这个数字。这一卖不要紧,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到私人腰包。所以你看那些富人排行榜上公布的,美国公布的排行榜,说每年都有亿万富翁冒出来。你们这些人年轻轻的会不会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钱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来。你们这里就有公开的富人村,你们北京人说那个房子是豪宅。门口戒备森严,穷人别想进去。 那个物业管理人员一见面就把你挡住,你是老板你走吧,只为富人服务。

那穷人住在哪里呢?说让穷人住经济房,后来经济房分配中间有问题,就乱套了。所以真正的穷人住房是有问题的。这样一方面制造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资产流失,流失这么多,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就是国有企业的大量的失业工人变成了穷人。他们发生了三个变化,一个是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特别是产业工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现在变成了雇佣工人。第二个,他们从参与管理的地位一下子变成了弱势群体,说话没有人听,没有人为他们说话。第三个,从中等收入的群体,一下子变成了穷人。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父亲是老工人、老党员,我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某一个市的国有企业的元老,都是该国有企业的第一批老工人,当时是七几年工作的,都是初中高中,只有我读了大学。当时不错的,我那个老二弟弟,当时在电化厂工作,我大学毕业,他的工资比我高。那时候奖金高。后来一年不如一年,企业改革开始还是不错的,80年代,82到87年还是可以的。那时候工人还存了一笔钱,但是后来就被一笔一笔的花出来,到九十年代改革就让你掏钱。住房改革要掏钱,医疗改革掏钱,教育改革掏钱,家里有个小孩上大学也要掏钱,挺困难的,民办学院那个学费有一万三千元,这样一来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最可怜的就是我的那个小弟弟,自小游泳得了中耳炎没看好,耳聋。在厂子没有改制之前,他拿到1000多元钱,还有奖金,后来改制就降到了480元,还没有奖金,他不想在厂里干了,现在外面都找不到工作。几次都说不干了,要到外面摆摊子,我不同意。480元你还能混下去,你到外面去摆摊子,要买铁皮,交房租,他耳朵又听不清楚。我们都说支持他,他养了宝贝女儿,考大学,没有考上,上了一个民办大学,在南京一个月的生活费最低五百元,那么一年生活费最低是五千,一共一万八千,再加上其他零花钱,这个女儿三年,一年供他2万,他银行总共存了五万块钱,全部拿了出来,到了这个地步。我的兄弟姐妹多啊,我老父亲退休工资高啊,这样扶持他的。这是典型的例子。我的弟弟妹妹都说啊,你还是经济学家,你为何不为我们工人阶级说话啊?我们工人这么苦,你们经济学研究什么呢?怎么不研究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什么官,我要是什么大官,,我一个电话给你们安排工作。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我开始研究工人了,要不就对不起他们了。最近好了,我连续写了两本书,上一本是《中国企改新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去年11月出版的,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批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等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刨他们的根,然后为工人阶级说话。这本书出来以后受到了工人们热烈的欢迎。没有想到这本书到了企业职工那里,他们高兴的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我寄了两本到我老父亲的厂里,那是一个国有企业,我父亲就说留一本让老工人传阅,有一个厂办主任,是复员军人,他一下岗拿800多元钱,气坏了,日子怎么过啊,满肚子的恼火。他看了这本书……就是那天我出差回家,我车一停,一进门,马上跟过来,就等着你儿子回来呢,马上就对我说:你这本书有胆量、有勇气、有水平。为我们工人说话。你看,按照你的书,工人都富起来了。我在书上封底写了几句话,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同时应拥有三种收入:第一,是工资收入;第二,是所持有企业股份的红利收入;第三,是劳动力产权报酬,劳动力必须有产权,资本有产权,因此他可以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原来说资本家凭资本分利润,我们工人有劳动力,劳动力也是资本,也是生产要素,中央讲各种生产要素要平等的参加分配。劳动力的贡献不比资本小。一个企业光有资金、设备、厂房,没有人,能转的起来啊?毛泽东思想不错的,说人是最重要的。有的人说人多了不好,毛泽东说你不要光讲人口论,要讲人手论,人多了可以劳动。因此第三个收入是劳动力产权报酬。现在你们这三种收入一个也没有拿到,工资没有拿到,因为给你弄了一个内退,三、四百元钱。实际上你们工资应该是1000元,按照我的算法,你们最低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像华西村一个月一万块。这样你们工人阶级就扬眉吐气了,一年十二万,你们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了。就不愁吃穿了。人家能坐小汽车你们也就能坐了。现在我们工人不是这样啊,整天在为柴米油盐发愁呢!拥有这样三种收入的工人阶级便可以很快地致富,成为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的主体。我有一次接受江苏电视台在一个小社区采访,那个老大娘还有那个保姆拎着篮子跟我讲,菜涨价了,油涨价了,米也涨了,这钱买不着东西了。真的是这样的,富人是不关心这些的。然后,你就这点钱,买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假货,酱油也是假的,盐也不真,买回去没用,浪费。所以对工人来说就是怎么过日子。现在劳动力有的是,大家都不是偷懒的人,就是干了活,拿不到钱,或者有力气没活干,没有人要你干。这就会出现不稳定了。有个小区上次跟我说,它的居民的自行车平均每个人被盗窃十次以上。你说一辆车偷了卖了,也就是一百来元,但是这是人家穷的没有办法采取干这事情的。胆子大的就抢银行。坐牢也划算。所以你看看社会这个样子。天天那个巡视员喊居民朋友们你们要把门窗关好,注意防盗、防火等,那你还真得警惕一点。这种刑事案件就非常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就是公安机关也忙不过来,小的就不管了。因为他们财力人力不够。这个原因就是有这么多穷人,穷得没有办法,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干了。人家也是人,不能说饿死就饿死了。所以就出现杀富人的情况。所以富人就请保镖,家里养狼狗,他这个钱赚得也不安心啊!他们天天担心,睡不好,不如穷人睡得踏实呢。我这本书就是为穷人写的,我刚才给范先生的一封信,是福建一个企业职工写的,他写的亲笔信,我还没有给他回电话。他买了我这本书看了一下,第二天又买了一本寄给了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挂号信,写道温总理你务必要采纳李教授的改革方案。李教授的方案是为我们工人的,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有救了。现在国有企业没有救了。他说李教授人民感谢你!我听了这句话非常感动。这本书里是什么方案呢,就不是现在的国企改革方案。我在南京99年盯了一个典型,就是南京发动机配件厂。一千多职工,98年底已经到了资不抵债了,没办法也准备卖了。工人就说了,我们是靠这个厂的,吃这个厂的,你要卖了,我们怎么活啊,政府说不行啊,你们老亏啊!国有资产亏光了,不卖怎么办啊!工人说,你卖给私人老板也是卖,卖给工人也是卖。政府说行啊,你把钱拿来。工人哪里来得钱呢?后来他们看到了南斯拉夫当年的改革材料,叫期股买断。什么叫期股呢?就是三到五年后按股份还给你。当时我去调查,我就支持。找财政局,说是不是同意给工人按配期股。就是工人按车间组织,民选领头人来搞。就是工人来买股,三年或者五年来还清。这个钱不是要工人掏,就是财政局同意用利润返还。就是当年的利润收入90% 给工人,但是不是要工人花掉,而是抵股。三年五年抵完。这样就要第一,工人必须好好干,第二,生产必须搞上去。这个方案一定,工人就白天黑夜的干,星期天也不休息,真的把生产搞上去了。真的把厂子买下来了,工人都有股份了,都能拿股息了。生产搞上去了,工资也正常了。本来这个厂子是全国发动机配件行业里排到第五名,它生产汽车气门芯、摩托车还有轮船上的配件和摩托车的配件,都是有客户和渠道的。工人们就看好了,不是什么管理不善,我们努力是能够干好的。结果真的干上去了,生产正常了,我很高兴,还写了很多文章。

香港有家杂志叫经济导报对我专访,说李教授国企改革新创造,工人期股买断,最后目的是干什么?我想了一个名词,就叫工人所有制。过去是资本家所有制,现在是工人所有制,跟国家没有关系,国家把企业已经卖给我们工人了。按股分多少拿钱,董事长拿多一些,工人们同股同利。你要多拿就要多投股,董事长是工人选出来的,他们厂领导不错的,干部一个都不持股也不参加分利。厂领导很不简单的,每次在办公室接待我,沙发是有洞的,杯子是掉漆的搪瓷杯,香烟是五块钱一包的,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的。厂长一个月工资600元钱。有几个月就不拿钱。这些厂长书记真的是共产党员。他们不参加工人的分红,在局里另有安排。可以了吧,够意思了。什么时候请我吃了顿饭呢?我的调研报告被当时的南京市书记李源潮亲笔批示,发文件去推广。他亲自在我的报告里批示李教授的方案具有可行性,你们各级要积极研究,要推广。这时候他们的市委书记表扬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说李教授请你吃饭,我说你们从来没有请我吃饭,要不我来请你们吃饭。他们说李教授你一定要来,找了一个朋友作东,是个老板,在大饭店吃饭。很高兴。是啊,文章也写了,例子也成功了,结果后来又出波澜了。市委书记换了人,李源潮调到省里去了。新的领导就不管这事了,他们还来一刀切,还要改制。他们对厂长说你们要安排职工下岗,必须下岗,你们下岗要有指标。厂长说我们职工不要下岗,我们有活干。他们就要换厂长。叫作“不换思想就换人”。厂长们就找到我。我说一要坚持,打持久战,跟他磨,二不能和他们顶,不能让他们撤了你们。你们就说有困难,慢慢来。什么困难呢?就是政府不愿意出钱,他们要把那块地卖了,给下岗工人发很低的处理费。你就说这个地很难卖,我正在联系开发商,跟他们磨。既不能顺着他们走,又不能弄僵。但是我很气愤,好好的一个企业,被他们弄垮。现在一个浙江老板要买地。这个浙江老板干什么呢?他说你们搞得这些产品利润不高,很麻烦。我都不要,我要搞房地产,一年就赚几百万。你们想想,一个好好的企业,现在搞房地产,工人下岗,国资流失,市场丢掉,品牌也没有了。我在文章里就说这种改制就是严重的破坏生产力。一个工厂的工人、设备、产品、技术、品牌、市场渠道等都是钱,这些都具备才能搞生产。现在这些都不要了,只搞房地产,这不是严重破坏生产力吗?他们搞了商品房,然后卖高价。现在政府不管这些了,它就是拿到钱,把工人安置了就行了。

    我讲这些都是活例子,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也难啊,我这个方案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不讲道理,搞一刀切。所以中国的改革难啊!我的两本书里把这些都记录了。这里面详细的分配方案都有。工人说按照你这个我们就富裕了。但是我这本书也给上边寄了,国资委、发改委、经贸委的头们按照我这个来做不就好了么?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生产好了,工人就不用下岗了;第二,国有资产不用流失,工人是平价买国有股。不象哪些老板,要压低价格;第三,国有企业保持发展了,保护了生产力。我这个方案一揽子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是发改委、国资委的头,要是,我就马上推行我这个方案。把那四万亿国有资产拿回来,把五千万下岗工人全部请回来。这就是我们国家当前主要的问题。国有企业搞不好,国家就搞不好。工人是阶级要有地位,国有企业怎么改是关键。我这两本书是有联系的,这本书主要就是讲国有企业如何改。要制止那些老板们的掠夺,也要制止厂长们贪污。有些国有大企业,搞MBO,总经理、副总经理、第三把手,连工会主席居然拿了多少万。你说这种工会主席还会为工人说话吗?就是工会主席也被收买了。没有人替工人说话,工人成了弱势群体。每次改制工人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有的工人躺在厂门口一个星期,没有办法,就让保安带走了。所以工人苦,工人难。我想国有企业改革非得这样:一,95年之后那些贪官和老板们借这个改制的最后的晚餐来抢国家工人财富的人非得查清楚不可。不能饶了他们;第二,把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查一遍,让他们把自己获得的暴利都吐出来。国家把这钱收了,一来招工人回厂,二来再办工厂。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设想我们的企业都是私人企业。现在弄得国家也难办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国家必须让那些私人老板交税。但是你们知道那些私人老板都是两套帐,他们都逃税。国有企业不会的,国有企业用不着逃税。

下面我来谈谈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富起来,消灭贫困,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这里主要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书上理论讲的深我这里就不一定讲。我主要讲怎样消除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这个问题重要很重要,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我这本书是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入手。怎样改呢?这里面我提出了八条途径。第一条办法,要注重保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这部分要占国民经济的60%以上。现在有的地方公有制经济只占不到20%。私营经济要发展,但是不能过大过快。李成瑞,就是国家统计局的老局长,他研究了05年统计的数据,我国资本中公有资本占53%,私有资本占47%,接近一半了。但是公有资本下降快,私人资本上升快;第二,公有企业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39%,非公企业的职工占61%;第三,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企业占39%,非公企业占到61%。这样一个格局就绝对不是公有制占主体。老局长就是很重视这些,就是讲要加强公有制经济。

第二条办法,实现就业优先发展战略。要扩大就业,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现在我们劳动人民最穷,就穷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这就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政府要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能劳动的人安排就业。我们不能只是发展尖端技术,那需要的人少,我们还要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要找准国际市场。我儿子李蔚在美国哈佛大学作博士后,他们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很高。他理发要相当于人民币300元,他舍不得,自己剪。说叔叔一个月480元,我理一次发要300元。他去买床,一个木头床相当于一辆汽车。而且搬运费很贵。就是劳务贵,手工贵,机器产品便宜。这些手工产品出口,我们中国具有优势,可以做。我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小企业,就是造玻璃娃娃,然后去出口,现在从几十万赚到几百万。劳务,菲律宾就是输出佣人,我们不干那个事,我们可以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

根据有些经济学家说法,在生产的价值中,技术很重要,但是劳动比技术更为重要。不要把劳动力看作不值钱的东西。怎样发挥劳动力优势,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不能只是搞电脑,那些老百姓不懂,没法干,所以就也要拓宽思路,要多种形式。还有要整顿中介公司,不能骗人。

    第三条办法就是改革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其中所得税制度,要提高起征点,现在已经提高,但是还不够。国家要扩大征收税源,比如要征收遗产税。美国人的遗产都不给子女,因为遗产税很高,成了子女的累赘,另外我给你遗产,会养懒人。中国人有句话叫啃老。美国人就反对啃老,都是自己干。美国还有高消费税,你要住高档别墅,就收你很多的税,让你住不起。还有大饭店,几千元一桌的饭,收你一半的税。因为你们有钱啊,政府把这部分钱用税收走拿来资助穷人,发放养老金。政府就是应该干这些事情,要通过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现在报纸上说有些企业只涨利润不涨工资。我们的意见就是利润和工资都要增长。企业绩效考核不能只看利润。更要看工人的收入增长了没有。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就说企业利润要最大化,详是不能让工资侵蚀利润。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说的。因为利润高了,工资就低了;工资高了,利润就低了,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给你涨工资。马克思讲利润和工资是对立的关系,利润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工资代表工人的利益,这两个是始终对立的。所以国家的考核指标要讲工资和利润同时增长。我们南京有个熊猫集团,大型国有企业,我去调查过几次。厂长说,我一要交钱给国家,为国家作贡献,二要养人,我要把我的职工都养起来,老了也要养。据我了解他门的工资比一般企业高,他们工人的工资每年都要增长,列为企业经营目标之一,跟着利润一起增长。我们现在的企业只讲利润指标,不讲工资指标。政府不管工资,推向市场,那么私人老板肯定要压低工资。这就是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四条办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我们值得参考的是西欧。尽管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很好,很完善。美国也可以,对穷人也资助。但是比不上北欧的福利国家,典型就是瑞典。他们出台的政策就是从摇篮到坟墓一揽子的福利措施。从出生,奶粉、尿布都是供应的,小孩上学不要钱,上大学也不要钱,老了有养老院,全是社会管,看病不要钱。福利国家的财政相当一部分都是用来搞社会福利保障的。美国要稍差一些。我儿子在美国要养宝宝,他妈妈没出过国,问他:不是说美国生孩子不受限制,而且还有奶粉供应吗?我儿子说你弄错了,那是对低保对象。现在我们国家就应向那些发达国家学习这些经验。

    第五条办法就是农民太苦,要提高农民收入。就是要少收税,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种地就没有收入。我听说一亩地一年种下来农民收入也就是一两百元。农民都不愿意种地,都往城里去打工。没有农业了,那还行啊,没有粮食吃了。所以要稳定农业。现在我们中央出台的政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提出在建设新农村中就要恢复和重建农村集体经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肯定是不行的,要重新建立农村集体经济,还要发展乡镇企业。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第六条办法就是加强法制建设,要狠狠整治违法乱纪的行为。就是对那些贪污腐败、走私、偷税漏税等等要彻底整治。

    第七条办法就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要调节他们的市收入。你像电力部门等一些资源部门工资很高,这个高工资不是说你聪明有能力等,而是分到那里工资就高。这个垄断部门是国家掌控的,对公民要平等,凭什么我到这个部门一个月一千,他到那个部门一个月五千,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国家要进行调节。

    第八条办法就是缩小地区差别。我们城乡差别大概1比2或3 。地区差别,东部上海和西部内蒙的差别是很大的。怎么办呢?就是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扶持。

这些就是我想到的一些对策,也是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按照这些措施,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就不会太大。现在我们的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很危险了。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我们已经比较严重了。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央6月25日开会坚持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也讲到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前有句话,叫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已经不这样提了,现在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有些经济学家讲要效率优先,牺牲一代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你们要忍耐。现在我们认为包括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平第一,效率要在公平基础上追求。另外,有些人讲效率由第一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由二次分配来解决。就是说企业不要管公平,就是要效率,政府来调节公平问题。我们认为等到第二次分配力度不够,政府的财政也不宽裕,等到政府来转移支付给你,分配给你,力度很低的。还有的说有第三次分配,就是富人捐助。这都不是主要的渠道。

我的观点是着重要在一次分配中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研究多年研究出一个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就是在一次分配中,把企业的净收入分成三块。什么是企业的净收入呢?就是把企业的利润、税收、工资全部捆在一起。它等于销售收入减去物耗成本,即D=W-C。D=D1+D2+D3。然后分成三块,一块是国家的,算出比例,比如30%,一块是企业的,比如30%,剩下的是工人的工资奖金和福利等,比如40%。咱们就签好合同,约好分成,就这么来。但是不能乱套,比如五年不变。这样一固定,工人就知道自己干的越多拿的越多。这帐很容易算。这就是分享经济,即“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分享利益的经济,它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每个工人,不管他是机关干部、一线工人、清洁工、档案室职工,大家按照不同岗位和技术来定分值。这个岗位辛苦一天6份,那个岗位清闲一天4分。你干了就有分,没干就没有分。打篮球就公平,不管什么人,打进去就是两分。这样每个人的分数都能算出来,很公平。我这个方案,那个老工人感冒了,发烧,让儿子顶班,他说我这一天多少分呢,我不干就没有分。我在南京试验过,那个厂子的产品,有欠款,财务处的人几个人到人家厂里找厂长,不走,中午还要请吃饭。你不把账给我们结了,我们的帐就分不成。用我这个办法,以前厂里的老大难问题——欠款,现在全收回来了,收回来后就分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美国人威茨曼也干了这个分享经济理论,比我晚。他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他说你们工人和资本家别吵了,你们来个利益分享。通过利益分享来解决动力不足、劳资冲突和发展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根本矛盾,就是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没有解决。美国的经济学家,年纪跟我差不多,叫威斯曼,他的书才十万字。我们也翻译过来了,出版了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后来有人说李老师你超过他。我俩的思想差不多的,我后来叫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学,和他区别开来。我这个不是瞎想的,我考察过四川80年到85年成都市60个企业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用我这个方案。他们叫我这个是新成本理论。说新成本理论作为我们的改革指导,我们的改革怎么好怎么好,还开过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样做法工人欢迎啊,可惜这个成果没有得到巩固。但是这个分享经济理论对国家企业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原来我们的做法是蛋糕做大了,大家抢,叫“跑部钱进”,找上面领导,就跑到部里要钱,然后谁声音大,谁凶,谁拿的就多,老实人光干活,分不到。我这个方案就不让这样做。这个很公平,只要有分,就能拿钱。谁的效率高,分多,拿钱就多。有个工人,儿子要结婚,没钱,他就只有多干活。还有的工人是把今天的分完成了还想干,那就找厂长要活干。厂长就说那你就把那边的砖瓦清理了,也算一分。这样就凭劳动拿钱,多干多拿。这样收入就可以算出来,我自己就可以算出我自己的收入。这一条就是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决定自己的收入。这是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劳动者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决定自己的收入,决定自己的收入就决定自己的命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毛病在哪里呢?就是工人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收入,工资是资本家决定的,你多干了拿不到,少干偷懒了他还管你。这是异化,工资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老板决定的。而且是老板控制,你不能多拿。我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应该按照我的方案来做,但是我们恰恰套用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这样我们年轻人干活,拿不到多少钱,要买房子照顾家人,到老了拿钱多了。本来应该是年轻人多干活,肯干活就多拿钱。这样就束缚了年轻人的生产积极性。更有一条,我们国有企业这样的工资制度把人框住以后,用低工资制度,这样外资企业进来,好设备,高工资全把我们的人才挖走了。造成了国有企业的萎缩。我有一个研究生在北京,女孩子,在国企,一个月一千多,老说钱少。我说别急,慢慢来。后来跳槽到一家美国公司,40万一年。后来请我到王府井吃饭,还开着轿车。她外语好,计算机也好,人家请她当项目经理。这就造成我们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低工资政策应该改变。这就是不公平,所以要抓住初次分配解决问题。这就是我的分享经济学。还有,我是以公平为基础来追求效率,不是不要效率,效率越高越好。大家一起来干,生产可能翻几番。只要产品能卖掉,原料能进来,工人肯干,那还有什么束缚呢?这样大家一起干,谁怕拿钱多啊。这样效率一定更高。这就是说我这个分享经济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而现在的工资制度,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而且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一旦公平,效率更高;产生不公平,就会降低效率。我这个理论就是能解决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它们是统一的。那些对于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来说的难题,在我这里就不是难题,我对工人和你们都能讲通。所以中央现在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那样的提法是有问题的,那个公平只是兼顾一下而已。这就必然造成不公平。这就是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才能公平。这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难题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按照我的解释,就是要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这样公平了,就造成大家心里舒坦了,积极性就高了。不公平造成大家心里气啊,你也气,我也气,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所以我这个方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础。

提问:你这个改革方案和以前工分制有没有区别?

是有区别的。我是采用工分的形式,但是不是按照笼统地大锅饭的工分内容。我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作出来的。因为单价很难计算。但是我先按照工分的形式。不过,每个月总的工分都是不一样的,按这个总工分求出的分值代表企业的效益,每个工人的分数乘分值,代表工人的所得。这样就是严格的按劳分配,和你是不是资本家没有关系。我这里有个例子,就是一个厂领导的儿子,分到一个岗位上,不好好干,两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工分就没有收入啊。这样就不养懒人和关系户。有的企业空着位子,没有人,还拿钱。在我这个方案里,可以做到劳动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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