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讲座简讯：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
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晚上，美国《侨报》主笔龚忠武先生应邀到作了题为“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中国的崛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的讲座。
龚先生就一个海外左翼爱国华人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理解，以自己独到的“核心”观念的分析方法，从“长征出了个毛泽东，延安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出了个毛泽东”四个阶段，对毛主席核心地位形成后的四十年历史进行了宏观上的大手笔解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毛泽东、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全新角度。
“舜有五人，则天下治”。龚先生论述四个阶段的基本方法是对核心形成的理解与分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出现的过程，都是一代民族核心形成的过程。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定要有核心形成，否则一切现代化的努力都将白费。中国核心的形成有五方面特点和影响因素：一是中国的核心必须使枪杆子打出来的；二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斗争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内陆征服沿海，北方是政治中心、南方则在统一后的政权中的经济文化方面起重要作用；三是农民革命特色，即革命最终依靠农民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四是天命即思想理论——仁政、王道、霸道；五是中国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理论源泉。近代历史上有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的三种形成核心的模式，其中只有共产党模式真正形成了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核心——毛泽东。
近代中国自强和崛起遵循着图存、求强、求富、求文的四个阶段，而毛泽东完成了图存和求强的两个，求富与求文本身已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之中，由于历史阶段原因在他一生中来不及了。龚先生特别突出毛泽东独有的思想和行为风格贯穿了他成为共产党乃至中国核心的四个阶段。一是毛泽东思想的超越性、前瞻性，远远超越其他同志；二是独具标志性的中国风格，毛泽东从头至尾坚持中国作风，并且始终坚持“洋共”必须在“土共”的领导下；三是毛不信邪的创造性；四是毛区别于常人的逆向思维；五是在中国旧秩序就要跨掉的大背景下，毛具有的深刻叛逆性；六是毛领导的革命始终有“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这也贯穿于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七是毛不认为任何一个学派能够穷尽真理，因而毛的思想不是封闭式的，而是能够吸取各家精华的开放式的；八是毛一直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发扬人的精神力量（因而强调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循规蹈矩的发展来不及，必须用上层建筑用精神来推动）。
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特色，龚先生引用毛泽东的诗概括之：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乾隆盛世时落后西方四百年，到近代必须紧追超越，孙中山讲“迎头赶上”，毛泽东发慨“只争朝夕”时，其急迫心情为常人所不能理解。
正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理解，龚忠武先生运用“核心”观念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从长征到文革前的四十年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形成进行了切合中国历史的解析。
长征出了个毛泽东。这一时期，一是以遵义会议为转折，“土共”取代“洋共”掌握了红军指挥权。“洋共”（王明、博古）甚至“洋人”（李德）不懂枪杆子，使红军从8万锐减到不足3万，元气大伤陷于绝境。遵义会议后，毛实际上掌握了红军指挥权，而大西南的广阔天地考验了毛能否成为核心。在那里，毛指挥了有名的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用兵如神。长征的胜利证明毛的枪杆子出神入化，能够挽救党、挽救红军，使得其他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大为赞服。最终，毛在红军中的统帅地位和军事指挥地位在长征中得以确立。二是政治智慧之争中，毛对于中国历史和实际情况有深厚理解，在与张国焘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中，建立了统一中国、民族复兴的豪情与信心。1936年2月，毛在《沁园春▪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批评，隐含着毛已具备高于他们并成为划时代核心的层次。
延安出了个毛泽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相对安定时期。毛埋头苦读马列著作，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讨论了哲学的、战略的、甚至执政后如何组政的问题。毛不但枪杆子厉害，是个“半途出家”的军事家，延安时期确立了毛泽东的党的理论领袖地位。这一时期，他的一些列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上展现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时期（抗战胜利到文革前），毛标志性的功业是：与蒋进行三大战役后夺取了政权，并且巩固了政权。对内，土地改革让中国人民不再挨饿；对外，毛不但在朝鲜和越南抵抗了美帝，晚年还进行了反苏修的斗争，使中国人民不再挨打。
世界出了个毛泽东。对于这一课题，龚先生认为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与评论过分的强调了权力斗争。他认为，毛晚年标志性的功业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它要打破美苏争霸的二元冷战格局，建立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世界三元格局。这一事业，他不完成就没有人能够完成。对苏联，毛打破了上指挥下的中苏关系，实现了平等化的中苏兄弟关系，让中国体面地走向世界。对美国，1970年代，周总理与尼克松、基辛格所谈的，不仅仅是中美关系，而是世界格局（尤其亚非）的划分。龚先生说，只有同级别的竞争对手才能坐到桌面上谈判。中国获得这种谈判的大国资格不是无偿的。龚先生认为朝鲜战争以及实际是中国打的越南战争，表面看是犯兵家之大忌——两面出击，实际上正是毛陷美国于战争困扰、将其赶上三元格局谈判桌的高瞻远瞩之见。现在有的领导和学者觉得好像中美建交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不懂历史、幼稚可笑的。毛晚年标志性功业的另一方面是他希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的努力。这鲜明的体现在文革中“社会主义新人”、“公字当头”、“为人民服务”的名词中。从进城时“不做李自成”的告诫，到1956年看到开国元勋、高干生活的腐化，毛一直在思考开创的事业能否传承下去。
龚先生在讲这一段时特别提出毛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两面出击，是人民战争世界化的创造性发展。他还现场朗读了十多条外报对毛泽东的评价，引起听众强烈共鸣。其中，华盛顿邮报评价说：“它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教导了人类，其数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领袖。”
最后，龚先生提出：和平时代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用了吗？他结合当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三种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立足市场经济大潮下马列主义被边缘化的现状，提出三十年来的新变化还没有超越毛泽东思想的范畴。比如发展经济，这一问题隐含在毛泽东思想里面了，只是限于阶段毛没做，但如果是毛去做，一定比现在好。所以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把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的、但又未超越毛泽东思想内涵的东西消融于毛泽东思想，形成“新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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