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五次宏观调控的比较研究
---兼评陈良宇下台
杨帆按语:
处理陈良宇,有利于宏观调控
8天10场,刚从云南讲演回来,安排整理与武克刚对话,突闻陈良宇事发,惊喜交加,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两年前我在天则研究所谈房地产时候,曾经开玩笑说,把陈良宇调到甘肃去炒房地产,上海的房价就降了不是?后来,我发表长篇论文《非均衡的市场经济与房地产》,指出要使用综合手段包括行政和反腐败手段,整治房地产。
3个月前有报纸约稿,谈80年代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我发现在中国80年代,使用经济手段控制经济不奏效,一直拖到最后,经济问题向政治社会问题转移,此时决策层又错误地“深化改革”,在经济总量失衡,经济秩序混乱的时候,去进一步推动改革,最后引起政治斗争和社会动乱。只是在使用强控制手段以后,经济过热问题才作为副产品被控制住。
我当时就感觉:中央此次宏观调控,如果想要取得成效,最后会不得不整治几个地方官员,特别是上海。否则,中央无法立威。
中国的泡沫经济就会发展起来。
上个月看到尹中立力排众议,强调2008年结婚人口减少,可能引起房地产价格下降。从金融角度看房地产,我深以为然。可惜,大多数人只能够从商品角度看房地产,
看长期供求关系什么的。最近预期的确变了,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房价会降,并且开始买高价房子了。我却一直认为,这样的预期可能就是降的信号。这次撤陈良宇,我看上海差不多了。如果北京还不降,说明有些该抓的还没有被抓出来。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宏观调控之历史比较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 帆
内容提要
本文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经济周期,以及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认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是宏观调控不成熟,以至于出现了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波动。90年代改革的深化与偏差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但是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却比较成功,90年代中后期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特别是坚决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经济的波动性明显小于计划经济时期,也小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
本文对比两个时期四次宏观调控,得出以下经验: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成功进行宏观调控必须讲求方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心理预期;改革开放要警惕“极左”和“极右”两种倾向;在经济理论上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在总结过程中,本文注意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以历史为主线,全面概括了当时的经济过程,中央政策,理论争论与社会心理,涉及到关于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市场非均衡的诸多理论,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撰写本文的最初动因是报纸的约稿,说明其最重要的是现实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总结30年宏观调控,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国正处于第五次经济周期上升期,经济增长率连续数年接近10%,经济过热,积累过高,信贷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投机资本大举进入,能源与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房地产泡沫经济坐大,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性有深刻的背景,绝非只依靠中央经济政策就可以奏效的。
中央控制经济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关键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发展下去势必加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大的起伏。这次宏观调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在理论方面的干扰,这是五次宏观调控最难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次,关系到处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其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我们坚决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综合手段,把宏观调控坚持到底。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
理性预期 舆论导向 利益集团
一. 20世纪八十与九十年代我国四次经济周期
根据刘树成,宋国青等人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历了5次周期。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降低1.6%,1976年突然上升为7.6%,1978年到11.7%,来势猛烈显然与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大变动有关,新领导发动了一次经济跃进,引起投资过热,比例失调,消费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国民收入超分配。
1978年12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正式出山领导中国改革开放, 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调整。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样一种搭配实际是最佳的。改革开放自身会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宏观经济的平衡。但是陈云思想长期被改革开放派认为是“僵化保守”。直至1980年12月经济继续过热,邓小平出来讲话批判“洋跃进”,他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中央更换了领导人,进一步大调整,才见成效,经济增长率降为1981年的5.2%,波动幅度为6.5个百分点;这次周期共5年,上升2年下降3年。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经济增长率为9.1%和10.9%。 1984年到15.2%。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1985年增长13.5%。 因此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然而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1985----1986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1986年增长8.8%。这次周期共5年,上升3年下降2年,波动幅度6.4个百分点。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11.6%,1988年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9月抢购风以后,李鹏接替了赵紫阳的总理位置。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1989年出现政治动荡,宏观调控不能有效贯彻。直到1989年11月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使用大力度的调整措施,才见成效,难以避免的就是调整过度。1989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1%,1990年3.8%。这次周期共4年,波动幅度7.8个百分点;上升1年下降3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10年以来,三次调整的总结果,最终是在以强力政治整合,更换了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以后,才得以有效进行。这种政治,人事,理论,经济,法律手段的综合使用,终于结束了10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全面回潮,直接影响到党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
于是,第四个经济周期以邓小平南巡,政治发动改革开放为契机,再次掀起高潮。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19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在“发展是硬任务”的口号下,帮助地方政府突破了几乎所有经济控制。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追求高速度等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次出现。1992年经济增长14.2%,物价上升5。4%,1993年经济增长13。8%,物价上升13%,投资消费双膨胀,煤电油运原材料供给紧张,金融秩序混乱,人民币黑市汇率贬值到1:11,如果再不控制,3个月内滑落到1:15,已有预期。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措施,朱熔基副总理亲自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
紧缩在1994年下半年曾发生动摇,但最终得以坚持。1993~1996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1996年为9.6%。
这次宏观调控是最成功的,首先是中央领导层态度一致,能够长期坚持。 其次是策略灵活,采取渐进“软着陆”。 人民币在1994年以并轨为名一次贬值50%以上,促进了出口。存款利率提高到11%,3年保值补贴率达到20%,国内通货膨胀受到有效控制,物价在1996年回落到6。1%。1997—1998年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幸免于难,得益于这此宏观调控,也得益于在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坚决干预:人民币不贬值,不自由兑换,支持香港托市并准备改变交易规则,坚决控制投机资本。
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8.8%、7.8%、7.1%,从1993年算起,连续下滑7年,前4年是主动调整,后3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层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包括刺激房地产业。200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2001年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又下降到7.3%。1997-----2001年“七上八下”相对平稳,相对于世界经济,仍旧是非常高的速度,称为“一枝独秀”。
1991~2001年的经济周期长达11年,经济波动幅度7.1个百分点,上升2年下降9年。时间长,波动幅度小于80年代,说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坚决而且趋于成熟。
80年代与90年代对比,宏观调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难忘的教训。
二. 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
8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效益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教训,这就是认识长期不能统一,理论不成熟。中央数次调整力度不够,不能遏止经济过热,10年的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在政治强控制之下进行一次总的紧缩,使增长率迅速下降,而且下降过度。
经济发展避免不了周期,外汇不足和物价上升,总是迫使经济从高峰下滑。中国80年代的发展,外汇短缺比物价约束更硬,迫使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直到1994年以后外资大量进入,才逐步摆脱外汇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即增发货币促使总需求扩张,超过了流通的正常需要,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条件下就使物价上升;一种是成本推动,即垄断或改革的因素提高了成本,在需求旺盛的时候企业可以提高售价向市场释放,在需求紧缩的时候无法释放,就成为企业亏损。物价的上升,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是需求拉动,下降阶段是成本推动。
中国的物价上升,在1979---1985年期间主要是第二种,即价格改革的因素。改革的起点是农产品价格提高20%,必然出现价格连锁上升,国家以财政补贴遏止城市消费品物价上升。但长期财政补贴造成财政赤字,最终转化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1985年以后就是如此。国家价格改革的方针从“以调为主”变成“以放为主”,增加了市场机制,消费品价格在1985年上升6%,1986年上升8.8%,1987年上升6%,1988年为7.3%,其性质主要是价格和汇率改革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
必须认识到,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物价上升与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
对于逐步加速的通货膨胀,朝野认识不能统一,1997年以后,在宏观经济不平衡时加速改革,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还准备强行“价格闯关”,是一次大失误。 在改革方法上缺乏经验,不适当的宣传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失了方寸,把社会矛盾泛政治化,加速社会动员,加剧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政治动乱。只是在最后关头,老一辈革命家统一了认识,从政治上进行了强控制,才把经济和社会来了一个彻底的整顿,这样的整顿,当然免不了殃及池鱼,紧缩过度,理论逆转,政策反复。这样的大起大落,损害是多方面而且非常深刻的。
1990---1992年中央在政治强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全面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放开价格”,取消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物价放开,基本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正所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严格控制总需求以后,价格改革引起的成本提高不能向市场释放,转化成物价上升,而是转化为企业亏损。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3000亿存款规模时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现在增加到十几万亿,没有再出过笼。关键在于宏观调控能否控制总需求。
只有在宏观平衡或适度紧缩时,才是最有利的改革时机,这个道理在90年代继续被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整整进行了5年,亚洲金融危机又造成了新的经济紧缩,但许多实质性改革如国企,住房,教育,医疗改革,却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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