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功进行宏观调控必须讲求方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心理预期
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点是尊重国情，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吃饭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保持财政物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这在许多人眼里是计划经济的保守思想，但每到外汇，粮食和原材料紧缺，交通能源紧张，物价上升，陈云经济思想就显示其生命力。邓小平执政是以批判华国锋“洋跃进”为契机的，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政策，这实际是最好的搭配。
1985年第一次通货膨胀，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但理论界出现
“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朝野认识均不能统一。 “中青年经济学家”步入历史舞台，有些人看不起老一代的经验，把陈云经济思想贬低为计划经济下的消极静态平衡，要摆脱陈云思想的束缚。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知识只是凤毛麟角，所知道的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
当时居民存款只有3000亿元，未必就发生抢购，抢购的真正原因决策层以错误宣传引起通货膨胀预期。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
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选择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搞难度最大的改革。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此时不适当的宣传起到了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988年5月19日，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总书记在5月24日会见外宾时就谈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很好，具备了价格改革的条件。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革话题”栏目发表的题为《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采访记，还觉得不够劲，说“只强调价格改革如何困难、要冒风险，这恐怕不太全面”，“应该正面大讲特讲：价格改革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是个推进，而且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过分紧张心理。”“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调整难度较小，成功把握较大。”8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进行价格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大张旗鼓宣传“长痛”不如“短痛”，甚至成立宣讲团，到处进行“改革的再教育”，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 改革开放要警惕“极左”和“极右”两种倾向
政治领导的坚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认识的统一，而统一认识的基础是主流理论观点的正确，和社会主流舆论的健康；决策高层，精英层（理论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与人民大众之间存在基本共识，形成良性互动。经过10年文革的教训，80年代的中国，对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从长期“左倾”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控制下解放出来，是有基本共识的。因此“左派”虽然发动了批判“异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河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旨在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纯洁性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不能开展起来，更不能影响经济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健康主流。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稳定与安全，朝野都不能达成共识。政治方面是民主自由问题，经济方面是宏观经济平衡问题。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开始了世俗化进程，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青年一代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看不见的手”，成为基本的人生观，萨特热，弗罗依德热，追星热，一浪高于一浪。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在各方面渗透，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形成越来越高的社会动员。改革的初步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改革派的斗志，社会舆论和理论界的主流，把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公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来批判。 “腐败有理论”，“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论”，“为改革付出代价论”，“全盘与国际接轨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论”，纷纷出笼。这些邪门歪道的理论，发展到21世纪初，就成为鼓吹以权力瓜分国民财产，赦免“资本原罪”，放弃自主创新，无视国家安全，顽固地拒绝反思改革和调整利益关系的思潮，这是代表权力资本和买办利益的极右思潮。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曾推动改革开放，但其基本理念就是反对国家干预。 在1994年以“发展是硬任务”，反对中央宏观调控；1998 年反对国家抵抗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2003年以来又反对国家宏观调控。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整天高唱改革的“改革派”可能损害改革的大环境，造成改革失败；自命为“改革派”的人未必能够真正推动改革。而被贬损为“保守派”的人也未必不能推动改革，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因为改革，根本上来说不是有哪个领导人，哪个学派能够左右的，他们可以发动改革，但是改革的真正动力，则在于社会利益结构。 1975----1985年社会多元化的利益结构还没有形成，因此需要中央和理论界高唱改革开放，上层是主要的改革推动力。1985年以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形成，其利益冲动必然产生进一步的改革要求， 改革和开放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民间。此时，政治与理论界的调门就应该有所变化，逐步减少“改革开放，发展是硬任务“之类的动员，多说一些“安全和稳定”，此时的保守不是真保守，因为改革开放已具有利益基础，只要不发生全局性重大危机，就不可逆转。此时的“保守，反思和调整”，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而是纠正其中的错误；即使某些理论家主观上反对改革开放，在客观效果上也不可能否定改革开放。新保守主义表面上批评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并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的方向，其实际作用是揭露改革开放的弊病，维护宏观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实质上维护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非常可惜的是，直到15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还有那么一些人，认为自己天然就是改革开放的代表者，拒绝进行任何反思，给反思者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回复闭关锁国，向计划经济倒退”的政治帽子。这样的思路之所以错误，抛开其背后的利益动机不谈，在思维方式上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他们评价一个理论的对错，不考虑其语境，不考察其具体的社会效果，只从表面词句评价是非，形成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如果影响决策，必定损害宏观稳定和国家安全，破坏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五 在经济学界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
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在批判传统计划经济，推动改革开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不顾国情，盲目迷信市场机制，忽视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甚至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弊病。 1985年出现“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升级为“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强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经济纲领的工具，
先后把日本，苏联，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引向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崩溃。对于中国的影响要小得多，在80年代也出现了抢购风和政治风波，引起了政策和理论的反复。到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其中之一就是干扰国家宏观调控。
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终结了长达4年的经济调整和“左派”理论回潮，全社会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同时，经济全面失控。
1992年经济增长14.2%，物价上升5。4%，1993年经济增长13。8%，物价上升13%，1994年副总理朱熔基主导宏观调控。但遭到投机资本及其代言人及其猛烈的攻击，一批著名的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批评朱熔基复辟计划经济，并提出“工资与物价挂钩论”，“ 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说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过瘾。
左大培发表文章“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激烈批判某些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代言，因此受到他们的集体封锁。我当时支持了左大培，“经济学非主流”派因此而生，经济学界因此出现一次新的大分裂。
我们引入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比如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进行了彻底的反驳。中国经济学界食洋不化的一个例子，就是长期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必然损害经济增长。其实，发达国家的“停滞膨胀”早已打破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型也出台了，钱纳里和许多国际经济学家都证明了，从数十年长期看，通货膨胀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学最新的概念是“自然增长率”，超过这个增长率，物价会加速上升；而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将比物价下降得更快------这就是说，在自然增长率之上，根本没有什么“物价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其内在原因可能有许多，理性预期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释。这就是说，当国家增加货币发行刺激经济的时候，会产生“货币幻觉”。企业家误以为价格上升是自己企业产品有销路，因此扩大了生产，其实，所有企业都因此扩大了生产，每个企业家并不知道。通货膨胀在短时内就这样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生产很快过剩。再维持高经济增长就需要继续制造更大的通货膨胀，数年以后必定难以为继。此时生产下降，但物价却降不下来。因为，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当企业普遍采取“限产保价”的时候，停滞膨胀就发生了。这样来驳斥“物价与经济同步增长论”，其效果非常彻底，彻底到一篇短文出来，此论就彻底销声匿迹。至于学习拉丁美洲把“工资与物价挂钩”，更加不值一驳，只要指出中国大多数农民不拿工资就够了。由于理论上的逐步成熟，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中央政府认识一致，政策坚决而且能够长期坚持，这次“软着陆”以5年时间，终于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免了经济的较大波动。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改革失误较多，而宏观调控较好。这与理论的引导和决策层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1997---1998年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是又一次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果。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支持港府维持联系汇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香港政府力托股市，把100多年来的“积极不干预”变成了积极干预，甚至准备改变金融交易规则，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极其激烈的争论。
香港特区政府。董建华：“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守不干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活动的政策。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即当炒卖港元与炒卖股票和期货相关联的时候，政府有责任采取果断措施减少市场混乱，恢复秩序。”
财政司司长曾阴权：“我也不想进行这么大的动作，但为了香港，我一定要做。……我们也曾扪心自问，香港是否有结构危险，但政府无乱开支，反而有500亿美元的财政储备，本港企业也无过度借债，港股的市盈率已跌到单位数字，地产价也调整了一半。我们不希望元限期地遭受炒家威胁，须以行动保护自由市场稳定。
“政府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但是，如果这个自由市场遭人操控，使得利率和市场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让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与美元脱钩，这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自由经济吗？”
香港联交所副主席：“市场人士基于干预市场自由运作理由批评港府人市，实欠缺公平。因为港股经炒家多次摧残后，本地区正常投资已无力抗衡炒家力量，造成大市一面倒，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普通大众。港府宣布高调人市可以挽回投资者信心，是有必要的，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
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由于亚洲风暴的影响，香港元可避免地要经历极为严峻的经济调整，社会正因此而承受极大痛楚，我们无需要那些炒家来操纵我们的货币，加深我们的痛楚，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从沾空期指中获利。这种手法也令股市以致其他资产市场调整过度，产生不稳定因素，危害本港稳健的金融体系”。
经济学家里只有少数人赞成，如美国克鲁格曼说：极端形势需要极端措施，拯救亚洲要用重药，比如外汇管制，否则会出现经济大衰退。
批评者如香港大学张五常，一直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把香港的经济前途拿来与炒家豪赌，只会输多嬴少。跌市不是坏事，跌得急，将来涨得也快。而港府不断使用外汇储备托市，只会吸引炒家沾售港股，以赚取暴利。港府70的亿港币的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微不足道，倾囊而／出也只是“担沙填海”，毫无作用，港府不可能同时兼顾股市、汇市和楼市。而只能选择教汇市，稳定利率和汇率。
索罗斯的副手、基金经理德肯米勒说，港府是进市而行，“无论他们想在市场做什么，下星期一早上醒来，他们的经济仍然是衰退。长远来看，我不认为联系汇率可以维持，经济衰退的国家，借钱要付幻一25厘利息的愚蠢想法，一定要改。利息高达幻厘，我看不出他们的股市有任何希望”。
摩根斯坦利银行：“政府干预市场可能令长线投资者远离港股，使香港股市成为政府与炒家角力的场所”。
巴林证券：“港府放弃不干预政策，增加了亚洲地区的不明朗因素，并打击长线投资者来港投资”。
《明报》社评：港府直接干预证券市场的买卖，虽说是非常时期下阻遏货币受操纵的例外举措，可以理解，但始终不是一种受国际金融社会欢迎的行为，一再使用会严重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信报》社评：“自去年7月金融风暴开始时起计，政府先后干预地产市场，停止9个月卖地，港元汇价，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香港的金融管理哲学已全面变质，金管局也越来越象一家中央银行。”“政府此次托市的好处是短期稳定市况，打击了部分炒家，但对捍卫金融体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要边走边看。而其坏的影响则比较长期：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受损，香港的基本因素受损，金融市场交易技巧大变，选择性托市造成不公”。
《亚洲华尔街日报》：“港府已放弃传统货币发行局的被动机制。该机制是在固定汇率下让港元和美元自由兑换；遇上炒家活空港元引致资金紧张时，则让资产和利率任由市场调节。港府干预已直接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港府人市干预股市、期市，最终将伤害香港，而且一开始干预则不得不继续干预，全球这么多对冲基金，根本元从应付。港府不可药石乱投。如让真正的货币局制度运作，利率只会轻微上升，不会大幅上升。保护港币更合理的作法是发行联汇保险票据，以保持市民对联汇的信心”。
美国四大证券行要挟要离开香港。美林、大摩、雷曼兄弟和高盛在1998年10月份纷纷指出：港府干预市场，违反自由经济原则，不但运用外汇基金人市吸纳股票，而且成为全球首个国家地区之期指炒卖活动的参与者，建议客户撤出。
在国内经济学家中间，我写了大量文章支持政府干预。我国政府坚决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舆论和理论的压力，坚持抵御压制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实际上就是从那次以后才真正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结束语 目前的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个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2003年9。1%，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2004年9。5%，实际上恐怕已超过，因为能源消耗惊人。1995年初国家修改GDP统计口径，加入第三产业漏计部分，一次性把GDP提高20%，原为136000万亿人民币，修正为159879万亿人民币。基数大幅度提高，增长率就应该下降，但2005年仍旧高达9。9%，2006年也不会降低。
我国经济已严重过热。一是积累过高，已超过45%，2006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与过去两年同期相比增幅最高；二是信贷投放过多，2006年上半年，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2.15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同期新增贷款的1.5倍，达全年预期目标的86%；三是对贸顺差过大，连续两年超过1000亿美圆；四是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促使国家外汇储备猛增，2006年可达到10000亿美圆；五是能源与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六是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目前已形成稳定的继续涨价预期，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它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直接表现为政策失灵。当所有人预期高度一致时，就没有人会相信政策调控的效果。“国八条”2005年5月出台，随后三个月房地产交易量大幅萎缩，房价回落，年底才出现反弹。2006年6月“国六条”出台，7月份全国70个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北京7月份环比增长速度为1.4%，超过6月份，中国面临者泡沫经济坐大以后，再崩溃的风险。
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势必会加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大的起伏。中央政府3年以来一直控制经济过热，2006年又提出要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积极扩大内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切实抓好自主创新，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提法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80年代类似。不同的是，8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还在，问题主要出在认识上，只要认识一致，就有能力迅速收拾局面。随着老一辈离开政治舞台，社会利益集团坐大，中央在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肯定要削弱，向新权威类型转化太慢，转化期间出现权威真空或者不足难以避免。 90年代宏观调控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层认识一致，弥补了权威的不足。目前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迅速坐大，这就是地方政府，国内外投机资本，与某些经济学家联盟控制经济学话语权，力图打破中央宏观调控，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和地皮，制造经济泡沫，谋求集团利益；各权力部门则通过垄断求取高额利润。
中央领导虽然深得民心，但比起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坐大，社会利益机制严重失蘅，中央权威相对削弱。如宏观调控迟迟不能见效，中央权威会进一步削弱，甚至出现比80年代更加严重的危机。
至于认识，表面上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是比较统一的；但深层次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现在是30年以来认识最不统一的时候,社会学家孙立平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如果说精英层已经成功地排斥了不同意见，达成了一致，那么中国就面临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分裂，关于改革的共识，如果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无论如何难以达成。既得利益集团猖獗，主张以权力资本瓜分国民财产的极右思潮甚嚣尘上，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中央的决策。他们的理论代表可以动员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争论的关键时刻出来表态，帮助他们说话。他们的利益代表可以直接干预和改变经济政策，如房地产领域，未来还有金融领域。如果被利益集团坐大，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不仅不能成功， 反而会把中国拖向经济与社会危机。
在目前形势下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这次宏观调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在理论方面的干扰，这是五次宏观调控最难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次，关系到处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其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我们坚决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综合手段，把宏观调控坚持到底。
表 中国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 （%）
零售物价指数 农副产品收购 经济增长率
价格指数
1976 --1.6
1977 7.6
1978 11.7
1979 22.1 7.6
1980 7.6
1981 6 7.1 5.2
1982 2.4 5.9 9.1
1983 1.5 4.4 10.9
1984 2.8 4 15.2
1985 8.8 8.6 13.5
1986 6 6.4 8.8
1987 7.3 12 11.6
1988 18.5 11.3
1989 17.8 4.1
1990 2.1 3.8
1991 2.9 9.2
1992 5.4 12.8
1993 13 13.4
1994 21.7 11.8
1995 14.8 17.1 10.2
1996 6.1 8.3 9.7
1997 0.8 2.8 8.8
1998 --0.8 ---0.6 7.8
1999 --3 -- 1.4 7.1
2000 1 0.4 8
2001 1 0.7 7.3
2002 --1.3 --0.8 8.3
2003 --0.1 1.2 9.1
2004 2.8 3.9 9.5
2005 0.8 1.8 9.9
2006 10
注：1995年以后的第二拦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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