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体系，也是一种运行机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形成的均衡价格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市场经济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商品经济自发的产物，是一个从商品交换到市场交换规则形成，再到市场经济的自发过程。
有市场经济必有市场存在，但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与"市场"有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市场经济"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表述，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三阶段历程。更没有回答"市场经济"的概念和涵义。
吴承明在《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说：“马克思从未用过市场经济一词，只讲商品经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开卷就讲市场，但也无市场经济一词。”
列宁在1906年指出："只要存在市场经济，……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的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计划经济制度-------才能消灭剥削。"（《列宁全集》第10卷）1922年第二次明确指出引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矛盾，"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计划，不是要超过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全集》第32卷）。
在中国历史文献上，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它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货币经济”的同义语而使用的：“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的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
1939年3月何干之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中，也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它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同义语而使用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已经到用金钱交易，市场经济的制度已经笼罩着一切，农民必须卖出一部分生产品，得了钱再来买其他日用品。然而由于工业品与农业品跌价的剪刀形状，被牺牲的和被转嫁的也自然是农民。”
一切发达的商品经济都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因此就将“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按其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称为“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概念的流行是从19世纪末，以A-马歇尔、M-瓦尔拉、V-帕累托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辟了把经济学研究重点放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机制做出详尽的高度数理化的研究，得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形成的均衡价格，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揭示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内在机制，使市场被看成经济运行的中枢，从而将商品经济或货币经济引向了“市场经济”（赵放《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相关概念的再认识》1999年），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1991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转换到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场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美国模式，即“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十分强调保障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般较少直接触碰企业，而是指向市场。
德国模式，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认为它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是将个人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通过国家的有限干预实现“社会公正”。
日本模式，即所谓政府指导型，又称“社团市场经济”。日本非常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调控市场，也直接引导企业，并且将重点放在后者之上。
美国、德国、日本模式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是各国国情和文化历史传统差异的折射，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反映。
中国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此模式自1992年10月确立至今已近20年时间。此模式是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主要特征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制度性的概念。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实行市场经济。“实行中央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哈耶克 《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东方出版社 1991 第71页）。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嫁接：“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由于受苏联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盛行“对立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与公有制经济水火不相容，超越阶段地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作为经济模式目标。改革开放中，新自由主义产权学派则认为，所有制的完全私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的目标是公有制的私有化。“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惟有在私人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以及过去的研究，本文认为，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企业的竞争行为不可能独立于所有权结构。”（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第52页，第53页）在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新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认为市场经济与国有制互不相容，市场经济就是建全盘私有制化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既然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难道只有私有制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公有制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和自由吗？难道只有私有制的市场自由，而不能有公有制的市场自由吗？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恰恰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从市场的逻辑走向反市场的逻辑。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接自然地重新构建原有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市场的自由度得到了提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是自由市场的本质。然而，反经济学理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的本质不是自由，而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一套支配与排他的体系，是人与人之间一组权利保护或权利界定体系。对所有权的保护可以将人们划分等级，使一些人高于其他人。因而，所有权就是社会秩序。对于秩序的排斥往往体现在对所有权的排斥之中。”（威廉·奥利弗·科尔曼 《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91页）由此可见，对于公有制的排斥往往体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秩序的排斥。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革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异化，市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同一性将以一种彻底的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发展。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被认为是水火难容、你死我活的矛盾，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被认为是难以破解的世界性难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他在南方谈话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截至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900万家,个体工商户3600余万户,私营企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800多万个。1978年至2011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2011年，非公经济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60％，在非公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近2亿人。非公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有的已经跻身世界500强之列。分布在食品制造、纺织、木材加工等一般生产加工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下降至 11.9%，但分布在基础性行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则上升到 50.6%，在军工、电信、民航、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和电力供应领域，国有经济占 90%以上。在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当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户数占到了63%。可见，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没有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加强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相互参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大量出现。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行规范改制和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大多数国有企业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成为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目前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90%，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2.1%。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活力，国有经济的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梁朋《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学习时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显然证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可以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我们既不能因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脱离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搞“单一公有制”；也不能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就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无论是“私有化”还是“单一公有制”，都不符合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经济能够而且应该融合公有制，如果市场经济全盘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那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接或者破裂，或者异化。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市场经济通过供求形成的均衡价格机制最优配置资源——“帕累托最优”。价格机制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理论”中，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
“帕累托最优”能实现吗？能——在前提假设条件成立时！“比如假设没有规模经济（也就是大量生产不会降低生产成本），没有溢出效应（如污染），掌握未来价格和技术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今天就做好了未来所有的选择，达到市场均衡所需的市场容量，甚至这个供求均衡是在不确定的遥远未来。”（郎咸平 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2012年1月 第18页）
“帕累托最优”能实现吗？不能——在现实社会中上述前提假设条件根本不成立！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往往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供求扭曲、价格扭曲，市场经常会失灵。
总之，在乌托邦式的完全市场中“能”，在现实社会的不完全市场中“不能”。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能”与“不能”中寻求同一。在未来一定距离的一个范围的长期过程中寻求离实际均衡点总是很遥远的“均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充分的竞争，充分的公平，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市场经济体系健康运行。“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市场的失灵有种种原因，但是，往往可以追朔到经济人的假定和“看不见的手”。“利己”和“利他”的矛盾被视为经济学史上的斯密之迷：“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亚当·斯密 《国富论》 华夏出版社 第四篇 第二章 第212页）“看不见的手”又叫“无形的手”：“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此种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 《国富论》 华夏出版社 第四篇 第二章 第213页）其实，亚当·斯密早就通过“看不见的手”解答了后人所谓的斯密之迷，这就是《道德情操论》。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就是道德。道德牵引“利己”走向“利他”，牵引“经济人”走向“道德人”。他告戒我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同情别人，要有“利他”的道德情操。琼·罗宾逊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正统经济学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琼·罗宾逊 《经济哲学》商务印书馆 2011年11月 第163页）经济人“利己”的假设是基于大多数的普遍的原则，正是由于大多数的“利己”，才必须由道德约束和引导，当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这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利己”也就无限膨胀，破坏了“利他”的平衡和约束，导致市场的经常失灵。
经济学从未为自私“申辩”，猜测政治经济学假定“自私是善的”完全是对政治经济学无知的以讹传讹。“政治经济学家们推荐、称赞和感谢的只是经济自由，不是自私。” “经济学既不为自私辩解，也没有暗示自私。” （威廉·奥利弗·科尔曼 《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225页 第227页）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的上述“申辩”也许对于古典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中国某些主张实行全盘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总是喜欢“自私人的假设”，来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以证明私有制的有效和公有制的无效。当私有制出了问题，就说是“道德风险”、“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当国企出了问题，就说是制度问题，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全盘私化。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呢？2004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争论就反映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者从“经济自由”走向“经济自私”的心理轨迹。
“市场规章不应该为自私的目的服务，即便有时它确实允许自利。我们能够设想出为经济自由加以某种约束，使市场成为一套更为利他的体制吗？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不反对这样的约束。” 当问卷“美国国内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正当职责”，美国经济学家中只有17%不同意该提议。（威廉·奥利弗·科尔曼 《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第226页）
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事实来看，1950—1973年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优越于1973—1999年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模式：
西方主要国家GDP增长率（年均增长百分比）
单位：%
|
国家 |
1950-1973 |
1973-1999 |
|
法国 |
5.0 |
2.2 |
|
德国 |
6.0 |
2.1 |
|
意大利 |
5.6 |
2.3 |
|
日本 |
9.2 |
2.9 |
|
英国 |
3.0 |
2.0 |
|
美国 |
4.0 |
3.0 |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麦迪逊（1995年，1983年）
美国GDP、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百分比）
单位：%
|
年代 |
GDP |
每小时产出 |
|
1948-1973 |
3.96 |
2.88 |
|
1973-1990 |
2.87 |
1.33 |
|
1990-1999 |
3.12 |
1.96 |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美国劳工统计局（2000年）
（表格来自：李其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载《环球视野》
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否认市场失灵，并会自动修复。1929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带来全球经济的衰退，使人们重新思考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定律认为“需求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承认市场失灵。并产生了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手”。从此，有关两只手的争论喋喋不休。在经济哲学视角下的市场经济中，“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应该是相互依存，相容相合的非“零和”关系。凯恩斯主义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长期没有发生衰退，凯恩斯主义为战后二十多年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但是，赤字财政和扩大信贷的长期推行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负面效应暴露无遗。同样，新自由主义既不能在实践中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可以防止过度贫富分化，达到公平和合理，也不能在理论上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操控下，不平等的国际市场中，可以有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拿起“看得见的手”否定“看不见的手”，或者拿起“看不见的手”否定“看得见的手”，都不是经济哲学视角下的市场经济。当市场失灵的时候，等到市场自动修复之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长期而言，我们都将死去。”（ 保罗·克鲁格曼 《经济萧条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中信出版社2009年3月 第173页）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国家干预之时，我们需要的是果断、正确、适度、有力。（反向的干预也会失灵）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可以以自由放任为框架，也可以以计划规范为框架。可以以道德为框架，也可以以法制为框架。如果把市场喻为“鸟”，那么框架就是“笼”。“笼”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边际界限大小与力度的问题。“笼”的目的是要有一个会飞的“好鸟”——“好的市场经济”。（即针对于坏的无道德无法制无诚信的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有公有制，公有制可以与私有制共同竞争，法制下的公正的市场经济可以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起调节作用。后发国家可以根据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政府主导、不同产权共存、共同竞争的方式，发展与本国实际相符的市场经济并实现经济赶超。这就是经济哲学视角下的市场经济，
经济哲学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所作的智性思考。当前，经济哲学视角下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多的综合性的、辨证性的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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