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精英阶层的崛起
Chrystia Freeland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曾一针见血的道破了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但他未必能厘清今日的超级富翁与老派有钱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更加勤奋，更加精英化，他们与赐予自己成功机遇的民族关系冷淡——而一般国民更是被其远远的抛在了身后。
去年八月份第一个周日的早晨，如果你正好在收看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节目，那你肯定会有些不同寻常的收获，因为在那一期《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中，主持人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采访的某位嘉宾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变得“异常扭曲”。这位嘉宾解释说，随着经济衰退，高收入个体、大型银行和大公司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恢复”;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包括小型商业和“数量巨大的普通劳动力”——则会受困于经济衰退，苦苦挣扎而难以脱身。他表示，我们所目睹的根本不是某个单一经济体，而“完完全全是两个彼此分离的经济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还在不断增大。
这番论断尽管听起来骇人听闻，但并非是鲜见之谈：长久以来，吸引大众去关注富人群体和其余个体之间的分化一直是左派人士的不二法宝(约翰·爱德华兹在 2004年和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就曾以“两个美国”作为中心主题)。事实上，上文所述持这种论点的嘉宾并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担任过五届美联储主席的阿兰·格林斯潘，他是一位著名的自由论者，自由市场的杰出捍卫者，客观主义哲学的最重要信徒。当资本主义的总代言人都在宣称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已经成为民族危机时，那肯定是有某些事情已经发展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
多年以来，富人和非富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是显而易见。例如，在2005年一份针对投资者的报告中，三位来自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世界正在分化成两个集团——富人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
在富人经济体中，并不存在诸如“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乃至“俄罗斯消费者”这样的群体。唯一存在的就是富人消费者，他们数量稀少，但占据的收入和消费份额大得不成比例。而其他占绝大多数的“非富者”只能分享这块蛋糕的极小部分。
在经济衰退之前，这种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的现象相对较容易被人忽视。现代经济产生的一些奇妙发明——如谷歌、亚马逊网上购物和iPhone等 ——极大的改善了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手握大笔财富的企业家小集团。在现代经济另一些不那么光彩的发明，尤其是次级信贷暴增的帮助下，这些中产阶级的收益虽然停滞不前了，但收入不平等性的加剧却被掩盖了。
经济危机和难以消除的余波改变了这一切。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让华尔街马上得以咸鱼翻身，巨额奖金激发了那些寄生的银行家和其他精英人物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又一轮的豪赌。这种局面转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我们不单是生活在富人经济体中，还生活在富豪统治集团中，后者中的富翁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和对一般人不经意的冷漠，因为一般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经济圈子之外。以上这些想法并非是杞人忧天。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关注着这些新时代的超级富豪们：在欧洲出席某些专门聚会;在玛莎葡萄园或硅谷的会议室中一边啜饮着卡布奇诺，一边完成采访任务;去曼哈顿参加高级晚宴。这些经历使我清醒的意识到，一切正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有钱人的确与你我不同。
事实上，更贴近时代的变化在于今日的富翁与过去的有钱人之间也存在差别。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导致了新时代超级精英集团的崛起，他们是由一代或两代财富堆起来的。这个集团的成员肯吃苦耐劳，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人一等的精英姿态，觉得自己是残酷全球经济竞争中理所当然的赢家——因此，在对待我们这些无法取得辉煌成功的普通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心态复杂。也许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这些精英们正在形成全球化的圈子，其实他们与那些庸庸无为的同胞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不管是住纽约的豪宅，还是以纽约、莫斯科或孟买的高级公寓为家，今天的超级富豪们越来越自成一体了。
赢家通吃式经济
新富豪集团的崛起与两种现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而个别国家则为收入不平等作出了独特贡献——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高额减税;俄罗斯的内部私有化;印度和墨西哥政府管辖行业中的寻租行为。但其中的共同点在于，人、财富和理念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意穿行，这多亏了全球化和技术革新。
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深度历史”是一项致力于思考长远世界经济的学派运动——换句话说，即以整个人类文明为背景进行经济学研究。林德特认为，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经济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同过去三十年的巨变相比，经典的英国工业革命显得无比黯淡，”他告诉我说。林德特表示，当前的生产力收益越来越大，而且破坏性革新浪潮袭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是非常正面的，尤其是对那些贫穷国家来说。以印度和中国为例：从1820年至1950年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为零；从1950年到1973年，人均收入增长了68%；而从1973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了245%，尽管面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还在持续增长中。
但在国家内部，这种全球变革所带来的成果却无法被平均分享。虽然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在以指数规模增长，数以百万的人摆脱了贫穷，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超级精英们正逐步从大众中间独立出来。不管是在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奉行相对放任政策的美国和奉行享乐民主的加拿大以及斯堪的那维亚等工业化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逐渐增加。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平，但在某些方面却越来越两极分化，看来他是对的。
两极分化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球市场和相关技术促使了一个国际商业巨星阶层的形成。随着公司越变愈大，全球环境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以及破坏性技术变革的速率越来越快，投资者用来吸引最佳经理人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管理费用之所以迅速攀升其原因多种多样，如董事会过度依赖经理人，关于薪酬的文化规范日新月异等等，但不断增大的公司规模、竞争压力和革新程度则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很多公司受益于这场经济剧变。通过全球扩张来获得劳动力、客户和资金降低了传统壁垒，并增加了前瞻性视角或革新的价值。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六年前才从大学退学，但他一手创立的公司已经在挑战Google了，而对手Google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传统型的公司。最大的赢家总是个体，而非是体系。例如，对冲基金经理人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其一人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获利程度就堪比整个高盛集团。
以此同时，尽管大多数的美国工人累死累活，工作表现也异常出色，但却已经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错过发财机会——甚至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储蓄或工作已经被那个使富豪精英们赚得盆满钵满的莫名势力所洗劫。如此迥异的命运导致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激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 塞斯(Emmanuel Saez)和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结果表明，从2002年到2007年，美国65%的收入增长来自于1%的人口。2008年的经济危机暂时阻碍了这种分配趋势，上述 1%人口的收入下降幅度超过其他人口。但最近的数据表明，在经济危机之后，相比底层的一般国民，极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恢复得更为迅速。举例来说，熬过不景气的2008年以后，2009年，25支顶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平均拿到的薪酬为10多亿美元，这一收入水平令在经济低靡之前的2007年创下的薪酬记录立马相形见绌。
现在是新富豪的时代
如果你正在寻找美国富豪集团举办社交聚会的日期，那么2007年6月21日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那天的聚会上，首次公开招股(IPO)的私募基金巨鳄黑石公司获得了美国自2002年以来最高的出价，抬升40亿美元后创造了当时市值310亿美元的公开招股公司。斯蒂芬·施瓦茨曼，作为这家公司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带着所持价值约80亿美元的个人股份与6.77亿美元的现金离开了会场;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彼得·皮特森，将支票兑换了18.8亿美元的现金，然后选择退休了。
让历史学家、阴谋论者与图书出版商高兴不已的一个巧合是，6月21日皮特森恰好也举办了一个聚会——纽约曼哈顿的四季酒店——当然，这个聚会是为了发布他女儿霍莉·皮特森的第一部小说《男保姆》，她在书中轻松地讽刺了纽约上东区的金融家与他们妻子的生活和爱情。这本畅销书正好符合时髦的“妈咪文学”风格—— 《今日美国报》建议读者去海滩时带上这本书——但是告诉我，某种程度上她是靠自己的信念产生灵感创作了这本书，而她相信“在上东区到底有多少钱，人们其实无从知晓。”
关于近年来的超级富豪如何改变了财富的含义，霍莉·皮特森和我聊过好几次。“现在纽约上东区有如此多的钱，”她说。“如果你看1987年上映的原版电影《华尔街》，你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自己人生三四十岁的男性每年就能挣两三百万美元，而这是令人厌恶的。但是随后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然后又迎来了全球化时代，而且也出现了年方三十的人，他们通过对冲基金与作为高盛投资公司合作伙伴的工作，每年挣到了2000万，3000万，4000万美元。而且有许多人能挣到这么多钱。我认为那些只挣了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人，肯定不会认为他们挣到了足够多的钱。”
她描述了在曼哈顿的一次晚宴上她与一对夫妇的对话，作为例子：“他们的话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你想买下这家酒店里所有的东西，生活就开始变得非常昂贵。如果你想从沃伦·巴菲特旗下的NetJet公司租一架飞机’”——这家公司的服务是为那些不想完全买下飞机的人提供“部分的飞机所有权”——“ ‘而且如果你想拥有四套房子，同时你想管理这四套房子的话，那么你就要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了。’”
他的妻子说了一句狠话，皮特森说，“她把身体转向我，开始说，‘你知道，2000万美元’”——在这里，她的意思是每年挣2000万美元——“‘在税后就只剩1000万了。’而同桌的每个人都在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话。”
正如过去的贵族阶层一样，如此巨额的财富已经在富豪与普通民众之间制造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富豪们呆在自己铁门紧闭的豪宅，专属的学校与私人飞机里，这条鸿沟变得越来越深。随着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购买了长达414英尺长的豪华私人游艇“章鱼号”，我们完全被如此的奢侈镇住了，这艘游艇上有两家直升飞机，一艘潜水艇和一个游泳池。
不过虽然他们的挥霍无度看似很熟悉，甚至与前人有些相似，但是今天的富豪还表现出了一种新的现象。小说家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1925年写成《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的财富是已经成形的，他写道，事实就是他们“生来就富有”。他们知道财富是“他们从小就拥有而且用来享受的”。
但今天大量的超级精英不是这样。“那些因为祖业而拥有财富的富豪们并不能获得所有的收益，”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告诉我。“这一次大量的财富到了创新者手里。处在富豪顶端的比尔·盖茨比贝德福德公爵拥有更多的精英领导才能。”甚至连深深忧虑收入增长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 塞斯都同意，现在的富豪的典型特性是他们都是“创业致富的”而非“生来富有”。他发现，在1916年时，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从有偿的工作中只获得他们 20%的收入;在2004年，这一比例已经翻了三番，达到了60%。
比如，彼得·皮特森是希腊移民的儿子，他在17岁时到了美国，他一步一步往上走，直到在内布拉斯加州拥有了一家小餐馆;与他合作创立黑石集团的斯蒂芬·施瓦茨曼则是一位费城小贩的儿子。而且他们并不是特例。2010年《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榜上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有四人是白手起家的，有两人 (查尔斯·科赫与戴维·科赫)将中型的家族石油生意扩大成10亿美元级别的工业集团，还有剩下的四人都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的创始人)的继承人。类似的，美国以外的十大富豪中，有六人是白手起家的，剩下的四人则是精力旺盛地壮大他们的家族企业，而非仅仅靠祖业为生。今天也很少有富豪出身于那种赤贫的家庭，那样就完全隔绝了他们发家的机会——过硬的早期教育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财富一般都是拼命工作与智力的产物(也可以假定有一些运气在里面)。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阶层，他们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而且他们创造了这些财富。
通往达沃斯论坛之路
为了领会今天的富豪与世袭精英之间的差别——引用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来说，世袭的精英是“在他们的睡梦中致富的”——我们只需看一看现在填满高端社会日程表的事件就可以了。以前的成人礼舞会、狩猎会与赛舟会可能不算太过时，但是今天的富豪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21世纪的富豪们真正的社会生活出现在一连串的国际会议上。
这些事件中最著名的当属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受邀参加达沃斯论坛标志着一位有抱负的富豪登上了国际舞台。“世界的幕后政府” ——比尔德伯格俱乐部在欧洲和北美的场所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但是它更为排外也更为神秘，虽然它更多的关注地缘政治而很少关注全球经济与慈善事业。亚洲博鳌论坛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举行，为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与中国对富豪文化的理解提供了证据。比尔·克林顿正在努力推动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 在这一系列国际会议中赢得一席之地。TED大会(科技、娱乐、设计的首字母缩写)是网络精英的一个重要场合;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太阳谷聚会，只邀请媒体界的大人物;阿斯彭研究所的“理念节”(由《大西洋月刊》联合发起)，则对更有政策头脑的人开放。
认识到这些全球秘密会议的价值之后，一些公司已经开始举办他们自己的会议。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Google公司的“时代精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主持了好几年的讨论。最近的一次聚会于去年五月在格罗夫酒店举办，格罗夫酒店是位于英国乡村的一处前地方政府的房产，它300英亩的土地已经被改造成了高尔夫球场，而且它天花板很高的房间现在用古董和当代家具的混合物来装饰。（仿制的路易十四座椅——用一种耀眼的高端塑料制造——为这种混合风格提供了证据。）去年，索拉奇艺坊在支在地上的巨大帐篷里为参会的500宾客进行了一次私人表演；2007年，为了庆祝收购视频网站YouTube成功，Google彻夜都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轰动中飞翔。
然而相对所有这些国际会议的奢侈而言，“时代精神会议”的气氛几乎称不上奢侈。恰恰相反，它拥有享有盛誉的学院聚会才拥有的强烈热诚的气氛。这也不是一个会逃学的团体：会议室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都是满的，而且在中间的茶歇时间酒店草坪上挤满了摆弄黑莓手机与iPad的高管。
去年“时代精神会议”演讲人的阵容包括南非大主教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与星巴克公司CEO霍华德·舒尔茨这些名人(更不用说，当然，Google公司自己的CEO埃里克·施密特也包括在内)。但是在这种会议以及同等类型的聚会上，最有效的通行证既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如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所说的 “新新事物”——一种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的洞察力，或者算法，或者技术，而且无论如何阐述要简短。因此去年出席会议的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就包括丹尼尔·卡尼曼，他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出席会议的商界明星之一包括36岁的企业家谢家华，前年夏天他以10亿多美元的价格将他的“扎珀斯” (Zappos)网上鞋店卖给了亚马逊公司。而且会议中最受欢迎的部分是Google展示其新发明的展览，其中就包括Google的Nexus手机。
这种对创新与思想的书呆子气的热爱在更多私人的全球聚会中也同样明显。以经济学家玛丽·约瑟·克拉维斯举办的高雅的曼哈顿晚宴为例，她是从事私募基金的亿万富翁亨利·克拉维斯的妻子，宴会在他们高雅的上东区公寓中举行。虽然公寓里的瓷器是塞夫尔瓷器，挂的画是博物馆级别的(毕竟，玛丽·约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但是餐桌上的对话不能是与研讨课程不相称的内容。克拉维斯夫人引以自豪的是，她不仅仅把包括她丈夫与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内的富豪召集到了一起，而且也把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奥巴马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特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 沃尔夫这样的思想家与政策制定者召集在一起，引导他们一起讨论国际事务，讨论的话题从全球财政失衡到阿富汗战争都囊括在内。
的确，在这个喜欢“跳出框框”与“杀手级应用软件”这种措词的精英的时代，也许最令人垂涎的社会地位象征不是一艘豪华游艇，一匹赛马，或者一个骑士身份;而是一个慈善基金会——而且，不仅如此，在积极管理这个基金会的方法中要能显示出主办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慈善资本主义
去年夏天进入八十高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参与社会活动亿万富翁的先驱和典范。可以说，他是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者。但是，最令他骄傲的还是自己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他通过该基金会投资数十亿美元解决各种难题，其中包括大麻合法化、中东欧的民间团体以及紧随金融危机而来的经济设想反思。
共和党人、前尼克松内阁成员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受自由主义者索罗斯的启发，并接受他的建议，将黑石集团10亿美元的一笔横财投入为降低美国财政赤字和津贴开支而设立的基金。如今，比尔·盖茨(Bill Gates)同样把大部分精力和智力投入到基金会工作中，其事业范围遍及辅助特许学校和在非洲防治疾病。Facebook的扎克伯格 (Zuckerberg)还不到30岁，但是去年秋天，他捐赠了1亿美元，用于改善新泽西州约瓦克的公立学校。保险及房地产大亨艾利·布罗德(Eli Broad)已经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干细胞研究资助者;黑莓创造者动态研究共同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Jim Balsillie)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囊团;等等，等等。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卸任总统之后，一直致力于构建全球慈善“品牌”，这亦非巧合。
超级富豪们早就认识到，从事慈善事业不仅能赋予他们道德回报，而且也是他们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甚至能使他们获得不朽的名声：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用自己的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确定自己会因发明炸药以外的东西被人们记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使用自己财富的方式恰似他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具有企业性质。他们不仅向杰出的慈善组织或现有机构捐赠(虽然他们也这么做)，而且运用自己的财富去测试解决大问题的新方法。新闻记者马修·毕肖普(Matthew Bishop)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他们的同名书中称这种方法为“慈善资本主义”。毕肖普告诉我，“他们作为生意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给予方式之间有某种联系。他们习惯于规模宏大地经营，因此在经营慈善事业时也喜欢宏大的规模。而且，他们在更早的阶段就这么做着。”
热诚是衡量今天的富豪参与社会活动价值的尺度。凭着热诚，甚至新兴市场的富豪们都在发展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前苏联的寡头们最初冲破自己的边界时，他们采购的是游艇和运动队，身边簇拥着用服装包装起来的超级名模，勾勒出一幅马克思主义暴发户的讽刺画。十五年后，他们探索着把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观点结合起来的采购方法。
其中表现最坚决的是乌克兰企业家维克多·平丘克(Victor Pinchuk)，他的商业帝国范围遍及管道制造业和电视台。拥有30亿净资产的平丘克不再满足于购入现代艺术作品：2009年，他开始为年轻艺术家举办全球竞赛，由他在基辅的艺术中心运作，设想以这种方式把乌克兰带入国际文化主流。平丘克在达沃斯边界主办定期的午餐，并推出自己的年度“思想论坛”——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同一个克里米亚别墅中，谦虚有度地举行致力于地缘政治的集会。去年九月，我担当了集会主持人。与会者有比尔·克林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law Komorowski)和俄罗斯副总理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
作为进入全球超级精英行列的入场权，平丘克的努力似乎正在起作用：去年春天访问美国时，这位寡头在华盛顿偶遇奥巴马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艾克斯罗德(Alexei Kudrin);在纽约《时代》杂志编辑里克·斯坦格尔Rick Stengel的签名售书会上，他与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交谈。在之前的旅行中，他曾经和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HBO理查德·布莱勒的上东区联体别墅进餐。回家后，他曾在基辅外自己那富丽堂皇的住宅(以拥有九洞高尔夫球场为特色)招待艺术爱好者同道艾利·布罗德，还和索罗斯联手资助过乌克兰民间社团项目。
“迟到”的美国
平丘克名片架上国际友人数量的不断增多体现了当下富豪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社区，与国际友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超过与本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正如私人股本公司“银湖”(Silver Lake)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Glenn Hutchins)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在非洲经营银行的人来到哈佛，他可能与我有更多共同点，而不是他的邻居。我也是如此，能够与他分享更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经历，而不是与我的邻居。”
哈钦斯解释说，我们所在的圈子由“利益”和“活动”定义而不是“地理位置”。他说：“北京与纽约、伦敦或者孟买有很多共同之处。你能看到同样的人，在同样的饭馆吃饭，入住同样的酒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地球居民的身份讨论和交流共同关心的商业、政治和社会问题。与过去相比，我们所遭遇的地域障碍大大降低。”
美国一位最为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的妻子对我说，她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她的丈夫对达沃斯街道的熟悉程度居然超过自己的家乡曼哈顿。她解释说，在曼哈顿的时候，丈夫外出时总是选择汽车，驾车工作则交给司机。对于豪华汽车来说，达沃斯这个多雪的瑞士小镇显然太小，无法像大城市那样纵横驰骋。只有在这里，她的丈夫才放弃汽车，选择走路。生活在伦敦的一名美国传媒界高管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就是一群对空姐了解程度超过自己妻子的人。”
美国商业精英是这个跨国社区的迟到者。在针对英国和美国CEO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猎头公司海德思哲的伊丽莎白?马克斯(Elisabeth Marx)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英国CEO是外国国籍，相比之下，美国CEO的这一比例只有区区10%。类似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CEO至少曾在海外工作一年，美国CEO的这一比例则只有三分之一。
尽管起步较慢，但美国商界奋起直追的势头也不容小觑。年轻一代CEO的海外经历明显超过他们的前辈，外国和外国出生的CEO人数虽然仍相对较少，仍一直呈增多趋势。这种变化在华尔街尤为明显。2006年，美国8家最大银行的CEO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仍有5家保持原有状态，但花旗和摩根士丹利已经由外国出生的CEO掌舵。
全球最大债券经纪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CEO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是一个典型的国际主义者，现正逐渐跃身美国商界的第一梯队。埃尔-埃利安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童年在飞来飞去中度过，经常往返于埃及、法国、美国、英国和瑞士之间。他曾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求学，现在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掌门人，公司隶属于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埃尔-埃利安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滩，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总部就在附近。如果问他生活在哪个国家，他会列出好几个国家的名字，而不是只有一个。埃尔-埃利安在最近造访纽约时对我说：“我在很多国家都有住处，任由我选择。我就像是一个在全球流浪的人，能够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想法。”来到纽约中城，埃尔-埃利安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当时他每天都搭乘环城巴士前往美国国际学校。这天晚上，他搭乘客机飞往伦敦。周末就要去往圣彼得堡。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并不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冒着被人甩在后面的风险。虽然触角向全球延伸，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根基仍扎在美国。与过去相比，美国商界精英经手的商品和资金正越来越多地“绕过”自己的国家。投资银行“资本复兴”联合创始人、50岁的新西兰人斯蒂芬.詹宁斯(Stephen Jennings)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资本复兴”扎根于莫斯科，这里是詹宁斯最主要的居住地。他的经营战略就是要让公司抓住机会，在新兴市场投资，尤其是俄罗斯、非洲和亚洲。在达到这个目的过程中，纽约在公司经营战略中的地位越发黯淡。在2009年于新西兰惠灵顿发表演讲时，詹宁斯讲述了他对后单极时代商界现状的看法。他说：“世界上最大的金属集团在印度，最大的铝业集团在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增长最快且规模最大的银行均是国内银行。”
在詹宁斯所在的莫斯科写字楼，一家公司于最近签署了一项协议，用实例彰显新兴市场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往来。这家公司就是俄罗斯最大的技术投资公司——数字天空技术投资集团。
2010 年，“数字天空”与南非传媒公司Naspers和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建立合作关系，所有3家公司都保持快速增长并将目光瞄准全球。2010年秋季，“数字天空”分拆后的公司Mail.ru上市，很快便成为欧洲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印度电信巨头巴帝电信则收购科威特电信公司Zain的非洲资产，成为新兴市场间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的另一个实例。值得关注的是，所有这些公司没有一家将美国作为首选市场。
加州科技业的一名高管对我说，类似巴帝电信这样的公司拥有竞争优势，他相信巴帝电信能够在非洲市场实现高速增长。“他们知道如何提供价格远低于我们的手机。在非洲这样的地区，西方企业怎么能够与他们展开竞争？”
对于美国来说，好消息是，本国的商界精英正快速适应这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状，从全球视角考虑问题。一家世界最大对冲基金的美国CEO对我说，他公司的投资委员会经常讨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谁赢谁输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讨论中，一名高管指出美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位CEO 回忆说：“他的观点是，如果世界经济的变革让中国和印度的4个人摆脱贫困并跻身中产阶级之列，美国才有1人被挤出中产圈，这并不是一项很坏的交易。”
从美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嘴里，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观点。这位CEO出生于台湾，现年30多岁。他性格温和，非常谦逊，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抱怨，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怜悯。他对我说：“我们要求的薪水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如果你希望获得10倍的薪水，你就要创造10倍的价值。听起来有些苛刻，但中产阶级可能已到了减薪的时候。”
在2010年夏季的阿斯彭创意节(中文媒体一般译作“理念节”)上，硅谷绿色技术公司“应用材料”CEO迈克尔.斯普林特(Michael Splinter)在出席一次会议时指出，如果能够从头再来，他的美国雇员比例将只有20%。他解释说：“这一年，我们近90%的销售额将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国外的消费群体规模巨大，绝大多数在亚洲。”对于这种现状，出席本次会议的Allstate公司CEO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也感到遗憾。他说：“我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自己需要的员工。这是美国面临的问题，美国企业未必面临同样的挑战……美国企业将适应这种现状。”
精英的背叛
在美国经济与就业持续低迷时,威尔逊的与众不同有助于解释部分商业精英为什么与眼下的环境格格不入：如今的全球“种族”，工作生活俱佳，甚至可以说兴旺。作为这种隔阂的结果之一，当商业巨头提及经济及在其中充任的角色时，侧重点往往令人感到独具一格：比如2009年，高盛执行长劳埃德.布兰科费恩不顾公众愤怒，称自己从事着"上帝的工作";再比如，当年金融危机肆虐时，几家顶级银行坚持认为，没有TARP的资助他们一样可以活下来，当初肯收下那笔钱，只是因为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强迫他们那样做。即便死到临头，这种孤傲也不会有半分收敛，想想英国石油公司执行长托尼.海伍德，海湾石油泄漏之后，此人曾抱怨生活无法回到正轨，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在维特岛上玩游艇。
布兰科费恩是布鲁克林区邮政工人之子，而海伍德--尽管美国漫画把他描绘为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白痴，但最初加入BP时，他不过是北海钻井平台上的一个地质学家，这些真相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工人阶级中的出类拔萃者。或许你会以为，这类出身背景会让富豪对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人们报以同情，但事实往往与之截然相反。对于超级精英们来说，一种精英阶层的成就感可以鼓起高度的自尊，而这种自尊--尤其是志趣相投的同僚们都表现出这种孤傲时--会导致其对贫苦大众的苦难视而不见。
不要惊讶，俄国寡头们是最不吝于表达这种姿态的人群之一。比如，十多年前，我曾与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对话，当时他是俄国最富有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进入寡头行列，那是因为某些事他做的不正确"，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我说道。“每个人的起步条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些事”。(不久，此人遭到政治清洗后——他的石油公司于2004年被收归国有，而他本人，如今则身陷囹圄--这类达尔文观点才得以部分纠正：去年，在狱中的一封家书中，他承认自己“对待商业过于儿戏”，而且“没有太多社会责任感”。)
虽然在遣词造句颇为斟酌，但许多美国富豪认为，工人与中产阶级面对的麻烦，通常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我曾询问一位华尔街最成功的投资银行执行长，对他的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是否感到内疚时，他真诚的告诉我说：没有。真正的罪犯，他解释说，是自己无能的表亲，后者拥有三辆汽车和一套住房，却负担不起。一位美国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回答与此类似，不过这次的元凶换成了他的亲家，以及对方的次级贷款。另外一位把时间分为纽约和棕榈湾的私募贵族则将崩溃归咎于亚利桑纳州一位受人喜爱的高尔夫球童，后者在泡沫达到高点时，一气买下三套房子作为投资。
在奥巴马时代，这种拒不认错的心态则表现为深深地牺牲感。你或许以为，那些美国精英们，尤其是金融精英们，此时会感觉良好，甚至有一点心存感激。多亏七千亿美元TARP救助，以及美联储多达数千亿美元几乎免费的贷款(索罗斯本人甚至私下对我说，这是一个“藏有礼物”的政策)，华尔街才得以在其他人继续遭受折磨时，将报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然而，许多美国金融巨头认为自己遭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围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较真。比如今年夏天，黑石公司的施瓦茨曼就曾发难说，奥巴马打算对私募公司红利征税以补偿中等收入者的做法，“就像是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的行径”。
虽然表演有些造作，但作为一个共和党成员(此人后来曾为自己的言行道歉)，他对现政府的反感并不令人奇怪。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金融行业里此前那些奥巴马的支持者们，如今也开始反对这位总统，以及他的党派。一位华尔街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民主党成员，就曾与致力税收改革的国会民主党领袖发生口角。“见鬼去吧”，他对那位议员说到。“即便你能修改立法，政府也不会从我这里多拿走哪怕一毛钱税收。我会把我的钱放进我的基金会，把它们用在好的事业上。我的钱不能拿去浪费在你们的赤字黑洞里”。
像他这样暴怒的人并不少见。今天夏天，对冲基金经理人，也是08年大选时奥巴马的筹款人——丹.勒布的一段话曾被各大媒体争相转载，“领袖们总是对我们说，必须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管理和剥夺我们的方式回到繁荣，只要他们还在这么说，我们就不可能走出经济泥潭”。华尔街的另外两位前奥巴马支持者——两人都声称是拉姆.艾曼纽尔的密友--则对我说，这位总统是“反商业者”。其中一位走的更远，他甚至担心奥巴马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实际上，这类怒气多数其实仅仅源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除提议加税之外，今年夏天奥巴马签署的金融改革法案还要求对美国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不过，作为民主党投资者，他们的怒火来自总统对慈善工作的建议，豪华套间中的愤怒不仅仅出于贪婪的推动，更重要的是富豪们的自尊遭到了打击，他们惊讶的发现，自己成了这个国家的恶棍，而不是英雄。他们到底还是不是未来美国经济中金融和技术革新的代表者呢?他们真的在从事“上帝的工作”吗？
或者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亿万富豪们如今正在体验着约翰.高特的时代。自由论者(以及哪怕经历过中学教育的书呆子)都应该知道，高特是埃恩.兰德1957年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富豪英雄。在对寄生者、嫉妒者、以及缺乏才干的低等阶层感到厌烦后，高特和他的资本家同道们一起隐居到落基山脉中的“高特峡谷”。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安享余生。而世界的其他地方，由于缺少了他们的基因，以及勤奋的工作，则崩溃了。(切斯特顿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不过更加通俗，在小说《名叫星期四的人》中，他写道：“在这个国家，穷人只是一根木桩，而富人不是，他们可以坐着游艇去新几内亚”。)
当然，这仅仅是富豪们的幻想：无论超级精英多么勤奋、多么有创新精神、以及多么聪明，但没有广阔的社会，他们将无以立足。即便不提近来各国政府的金融救助，富人们也还需要我们来做雇员、客户和消费者。然而，商业精英越来越把自己看作一个全球社团，这些人拥有得天独厚的天赋，超然于狭隘的民族身份认同之上，正在用"他们的"税收来为"我们的"赤字买单。此时，并作为一种隐喻，高特的峡谷无异于一声不祥的警钟。他们的肉体或许不会像兰德想象的那样隐居起来，但他们的心灵似乎正在与世隔绝，实际上，这一点或许更加重要。
回击
联系超级富豪与其他人之间的文化纽带开始磨损。自二战以来，尤其是在美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想资本主义的社会特质。正如索罗斯曾对我所言，“美国比欧洲更容易致富，因为欧洲人嫉妒富豪，美国人则努力效仿”。不过，随着财富鸿沟的扩大，以及富人从政府救助中不成比例的获益，这种钦佩之情已经开始变味。
这种苦涩心境的一个衡量是，公开为大企业争取政策，对政客们来说已经变得多么危险。捍卫石油巨头利益，责骂政府机构，这些通常是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职位描述中的内容。不过，当国会众议员乔.巴顿试图指责白宫对石油泄漏后的课税行为是对BP的"敲诈"时，他立即被党内长老们噤声。纽约州的查尔斯. 舒默常常被形容为“来自华尔街的参议员”。然而今年春天，当金融改革法院被提交至参议院，并引发了一场议员们相互指责对方从华尔街的银行那里收取好处的政治肉搏时，舒默却一反常态的沉默，甚至被人讥讽为“隐形人”。
今年六月，我曾就对冲基金反对结转利息税收改革问题咨询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尔斯，当时他马上否认自己与来自华尔街的关切有任何关系。“如果这就是你曾遭遇过的最大公共政策问题”，他对我说，“那么你访问的圈子已经超过我过去几个月的总和”。我提醒他实际上曾为对冲基金D. E. Shaw工作，那不过是2008年的事情，他则强调近几个月来对限定词的使用。
即便在超级精英的集会上，对他们的批评也日益常见。2009年12月，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招待会上，传说中的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指出，华尔街提出的有关创造财富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我希望”，他说，“某人能提供给我中立的证据，以表明金融革新导致了经济增长--哪怕是一点点证据”。
五月份，在谷歌的时代精神大会上，开幕式主持人图图大主教把矛头直接指向管理层薪酬问题。“对于资本主义，我有着极为真实的担忧”，他训斥在座的高管们。“ 高盛的事情。我听说主管们，或者随便怎么说，执行长，每年拿走六千四百万美元工资，六千四百万美元”。他停顿了一下，或许是被这个数字惊呆了(然而，以华尔街和硅谷的标准来看，这并不算什么大钱)。今年，在《华尔街日报》一篇专栏文章中，甚至连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和达沃斯的发起者-- 也警告说，“创业体系正在走上歪路”，那些"重走老路并过分贪婪"的企业会损害社会和谐。
弥合裂痕
当然，并非所有富豪都引起反感。苹果公司的幻想家史蒂夫乔布斯无论从道义还是经济上，都不可与俄国寡头们相提并论，后者的财富来自对所在国家自然资源的无耻攫取。而且，正如沃尔克所言，过去十年中，虽然金融“革新”的带来的收益有待商榷，但许多富豪的财富--尤其是来自技术行业的富豪——都建立在为国家和世界提供了大量好处的进步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接受TARP的银行家们称为公众发泄怒火的靶子时，向乔布斯、盖茨和巴菲特这类人物仍然是英雄的原因。
此外，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两难处境：美国真的需要许多亿万富豪。我们从他们创造的产品和就业中获益。即便那些增长的就业机会流入海外，国内拥有革新者也好过没有——无论他们是本地人，还是移民。在如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环境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超级精英。
另外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于，为了让美国中产阶级穿越经济全球化的痛苦转型，必须有人为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升而买单(这里还没有提到预算赤字中的那些小事)。因此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量资金势必来自富人，正如银行劫匪们常常说的那样，钱就在那里。
富豪们反对这类分析，认为单独把它们拿出来并不公平，或者是对他们成就的处罚，有这些想法并不令人惊奇。说到底，自我利益是理性之母，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富豪的辩解的确不无道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工作更加勤奋，也比先辈更有才能。在慈善方面，他们更加创新，作用也更为重要。此外，从许多方面来说，近年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损失也的确让世界其他国家获益良多。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富豪们反对增加自己的税收，并收紧对他们经济活动的管理是可以理解的，则是一种误解。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超级精英面对的真正威胁并不是适度的高税收，而是可能引发的公众愤怒，并因此导致更加草根化的政策--比如，中产阶级美国人可以就此认为，世界经济对他们没有好处，并因此决定选择保护主义政策，或是采取真正的惩罚性税收手段，例如最终撤销针对高收入者的布什减税法案。
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执行长默罕默德.埃立安就是一位标准的超级精英。但他的父亲生长在埃及的乡村，他本人也曾研究过那些贫富差距曾导致暴力动荡的国家。“就成功者而言，无视来自低端收入者再分配的要求是一种短视行为”，他告诉我。在绝大多数西方工业国，“与严格的本土对应品相比，全球化的劳动力和资本正在做的更好”，埃立安接着说道。“我想这会导致对于社会和政治条件越来越多的漠视。我认为，存在着最终出台极为孤立政策的可能，这对全球化世界不是一件好事。2010年，最大的惊喜是保护主义没有真的出现。但它的阴影一直若隐若现”。
从长期来看，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超级精英有两个出路：镇压异见者，或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对于世界和美国来说，选择哪一个选项显而易见。我们希望，富豪们不要不屑于承认这一点。因为，归根到底，现实中并没有高特峡谷这个地方。
克里斯蒂娜·弗里兰是路透社的全球资深编辑。她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超级精英的书。
20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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