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自从《通论》出版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该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夫人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不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如何提出各种各样的价格粘性理论和消费函数来弥补其微观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之一)，通过建立各种通货膨胀模型来解释经济滞胀(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始终回避其均衡假定给其理论带来的非真实性，坚定地从凯恩斯那里得来的储蓄恒等于投资的均衡假定的基础上构建和修改其理论，而固执地置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评于不顾。张建平在其《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也对凯恩斯《通论》中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看到了凯恩斯在论述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论点时的一些逻辑错误，并得出了储蓄等于零等结论，但他的批评并不是很彻底。而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也再次让我们反思其科学性。本文拟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恒等于储蓄”假定为例来说明其在逻辑上存在的矛盾和与常识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进而希望对推崇进行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政府和推崇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有所启发。
二、均衡假定的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
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宏观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系统而相对独立的学科，后人将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长期化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理论构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但是，正是这个假设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引入了歧途，对于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它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硬伤。
也许有人会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因为市场在短期内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以均衡为基本理念的微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对此给予解释才产生的，怎么会假定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呢？为什么说假定储蓄等于投资就意味着市场能自动实现均衡呢？
这要从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对投资I和储蓄S的定义说起。凯恩斯在文中认为：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只要大家同意这些用法(这些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的用法)，则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上述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储蓄=投资(即I=S)
这三个等式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方程。不管是后来希克斯和汉森建立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AD-AS(总供求)模型，还是哈罗德—多马建立的C=的经济增长理论、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隐含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命题被后人称为是一个恒等的公理，表示为I≡S。可见，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凯恩斯看来，“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故将这几个命题作为他的理论基石，其推导的结果是“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但在凯恩斯的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错误：
第一，把市场不出清这个问题给假定掉了。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之价值”与“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中的“本期产品”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实际市场价值——即成交价格的角度来说的，后者是从实物的角度来说的。二者当量不同，岂能比较？更不要说相等了。如果后者一定要与前者相比较，“本期产品”就应该表述为“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两者都以价格为当量，方能比较)。当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卖出去时，其预期的市场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实现，从价值量的角度讲，前者(本期产品之价值)就妥小于后者(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即：
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
凯恩斯在此显然将“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和“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等同起来了。这实际上等于假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预期价值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产品没有过剩——即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也就能相应地得到多少收入。这其实就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不出清——生产过剩这个问题给假定掉了。如果没有产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如果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就能得到多少收入，那么宏观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凯恩斯在此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第二，把消费品和资本品混为一谈、偷换了必要的存货储备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
“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构成，根据常识用数学等式可以表示为：
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二本期投资(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消费晶(的市场价值)+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
凯恩斯武断地认为，“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按照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常识，本期产品中没有被消费的产品包括本期的资本品(其中包括有过剩的资本品，即资本品存货)和本期过剩的消费品(即消费品存货)。凯恩斯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存货也是已作投资的资本品，即过剩的消费品和其价值未得到实现的资本品都是投资品。凯恩斯在此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1)将“资本品与消费品混为一谈，这显然与常识相悖，(2)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存货储备(这是一种投资)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没有投人预期价值能带来增殖的生产的资本品存货岂能算作投资品？)。这一论断的错误之处可以用以下算术式之间的矛盾来说明：
凯恩斯认为，“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凯恩斯认为就是投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凯恩斯认为就是储蓄)。
即投资=储蓄 (1)
(1)式的左边=投资=本期产品-未作消费之用者 (凯恩斯的观点)
=过剩的消费品+资本品 (常识)
=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常识)
即投资=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恒等变形) (2)
(1)式的右边=储蓄=所得-消费 (凯恩斯的观点)
=已售本期产品市场价值-已售消费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即储蓄=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恒等变形) (3)
由(2)式和(3)式得投资卢储蓄 (4)
则(1)式和(4)式矛盾。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正是在于他混淆了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区别、偷换)
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产品储存与产品过剩之间的区别，即(2)式所示的荒谬论断。
如果存货都成了投资用的资本品，那么当经济出现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时，政府和企业紧张什么呢？
凯恩斯所担心的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岂不成杞人忧天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扩大政府支口
以拉动投资的政策建议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看来，唯一的解释是，凯恩斯政策建议中的拉动需求的投资用的“资本”与其理论基础中的包含存货的“资本”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存货与我们传统和赏识历认为的“投资用的资本”的含义是不同的，存货就是一种过剩，一种预期价值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实现的产品，而不是投资用的资本。认为，投资是指购买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品的行为，只有投入在预期价值能够增殖的生产中的资本品才是投资品。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社会需要(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的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并得以实现的资本品集合等同于该经济体供给的资本品集合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才可能出清。那些不具有预期价值增殖的“投资”，对市场出清和经济良性运行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甚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三，武断地假定收入获得者只有消费和储蓄两种经济行为。
“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意味着对收入获得者而言，只有储蓄和消费两种经济行为，没有投资行为。这完全漠视现实中还有部分收入者的投资行为，而只看到收入水平在温饱线左右的低收人群体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
总之，凯恩斯在不符合现实的前提条件下，得出了不符合现实的、一个与他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市场出清时所持观点相矛盾的结论——储蓄恒等于投资；而他的追随者们(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和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却始终坚持在这不符合现实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等)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理论；虽然他们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对其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却没有丝毫帮助，以至于托马斯.迈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虽然数学处理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经济学的进展却可以用‘缓慢’一词加以描述。”
三、对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前提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讨论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市场不能出清是由于工资的刚性。但在其宏观经济理论大厦中，工资刚性除了在谈到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时出现过以外，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却没有看到它身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均衡假定，它把市场不出清的问题都假定掉了，市场不出清的原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管理理论里自然找不到它的位置了。这说明，“投资恒等于储蓄”不仅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而且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正是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古典主义的均衡假定，使得他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上真正地与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古典主义决裂。
萨缪尔森力图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投资区分为计划(或意愿)投资和非计划(或非意愿)投资——即存货或者说过剩，通过模糊“过剩”与为了正常经营所做的“必要储备”之间的区别，从而为这个恒等式(或市场出清)的成立辩解，仍然没有逃脱上文所述的凯恩斯所犯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假定掉了。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凯恩斯主义(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存在很大的问题、并被普遍认为弥补了许多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但是仍然在以均衡假定为前提下推导出的IS—LM和AD—AS模型下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仍然没有意识到均衡假定对其理论框架造成的致命缺陷而与均衡分析方法决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古典主义的新版本，更是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如上文所述，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均衡分析方法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而且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早已对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的批评——均衡假定不符合现实，那为什么从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到大学课堂(比如我国目前)仍还充满着对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学理论的推崇呢？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对于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乐此不疲呢？这究竟是科尔内等人错了、还是推崇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均衡假定的错误所在呢？除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诸如上文所述的“储蓄恒等于投资”假定在逻辑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及与常识的冲突、没有更令人满意的可替代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和其它的各种原因外，或许还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方法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迷惑性以及对其批判的不彻底有关。
工具主义者认为，假定是无所谓对错的(因为我们始终不可能对现实作全面的描述)、理论只要在逻辑上自洽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就行。崇尚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大多以此为理由争辩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假定储蓄与投资相等、货币供求相等、进出口平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是的，假定是无所谓对错的。如果单纯从哲学或科学的角度讲——即不考虑学科的特殊性，“一个理论或者假说只要在逻辑上自洽，那么，该理论就是成立的”这种说法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经济学不是哲学和数学等形而上学，而是一门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为对象、并最终为人类个体或者社会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时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从而减少人类因为信息的不充分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错误)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为了能为现实的经济抉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们在作假定时，可以简化但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再美妙的逻辑推理和表达形式也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无益。而且，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不等于我们不能正确描述现实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面描述现实(描述现实也是有成本的)、只要“大体上对”或者“差不多”就可以让我们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了，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并不构成“假定无所谓对错”成立的充分条件，不能把“允许犯(与现实相比)部分的‘错’”(不一致，下同)等同于“允许犯(与现实相比)完全的‘错’”。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具主义就一无是处，比如强调“理论要在逻辑上自洽”、“理论要能解释世界”，也是同意的，所不同意的仅仅在于“假定无所谓对错”的说法。如果假定也要受到真实性的约束，那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均衡假定无疑不满足这个条件。一个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如何能够很好地解释或者分析不均衡的现实世界、并提出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科学的政策建议呢？如果能够，那倒是令人不可思议了：那还有必要区别真理与谬论吗？
四、结论
当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都错了(或者是在某个特殊的目的下故意如此)时，一个学科能否健康发展就让人怀疑和担心了，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鲜活的案例，在错误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在以均衡假定为前提下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不管凯恩斯的后人如何竭尽全力地弥补原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引人多么复杂、先进的分析工具，始终无法改变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远离现实的命运(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任何全面的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可取的)。而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推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和为此理论体系、为此方法耗费了许多美好时光的经济学人却非常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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