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是西方两大主流经济思潮，其理论形态的变迁与实践运用充分表明，二者都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推动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良方”。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面对社会主义苏联经济繁荣与资本主义世界严重萧条的鲜明对比，古典自由主义一筹莫展，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实施财政赤字和准通货膨胀的政策，组织公共建设，从而成功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泥潭。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政策举措最终引发了20世纪60—70年代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困局。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看似一场对古典经济理论的“革命”，本质上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主义”的变异——“只为生产而生产”、只为攫取利润而生产的理论外壳。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经济，只能是没有发展的短期增长，结局只能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不期而遇。
尽管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登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其衍生品——“消费主义”以崭新的形式走向历史“台前”，与新自由主义“结伴而行”。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中，“鼓励消费、反对节俭”的思想与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密不可分。因此，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如何开发和刺激消费者非理性购买欲望，推动奢侈浪费性生活方式大众化，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伴随经济的一度繁荣，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最终“孵化”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带领”下，消费主义开始扩散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于是，受垄断资本主义关于经济形势预期更加“美好”的鼓动，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主义重回凯恩斯主义“生产主义”的“母体”，裹挟着民众为了追逐利润而贷款投资。由此，始于美国的财政赤字行为，最终扩散为大众乃至西方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行为。在生产与消费双重“透支经济”运行下，金融垄断资本开始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抽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得以暂时缓解的同时，孕育着史无前例的危机“因子”，最终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可见，凯恩斯主义不过是金融垄断集团借以制造需求旺盛、经济虚假繁荣的工具，是为掩盖攫取广大劳动者、实业资本家甚至一国财富目的，而寻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其意识形态色彩“昭然若揭”。
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新自由主义，承袭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宣扬个人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极度推崇市场的自发功能，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并猛烈抨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由于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带来战后繁荣而广泛流行，因而新自由主义始终被视为“异端”。
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应对资本主义“滞胀”问题“失灵”，新自由主义由此崛起，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的青睐与推行，进而开始由经济学教条具体化为政策实践，并占据英美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需要，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开始由学术理论、政策主张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和意识形态纲领。国际垄断集团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销”新自由主义，大肆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极力推行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历史的沉痛教训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福音，推行到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潜藏性，正是因为它以所谓经济科学的“华丽外衣”示人，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单纯从“经济科学”的向度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纲领，以致对市场过度迷信、对监管过度放松、对金融领域过度开放，从而为历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深层次隐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世界财富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极大发展。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经济理论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垄断集团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剥削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理论烟幕，代表的是国际垄断集团的根本利益——通过扭曲市场、操纵国民经济命脉来加强剥削和掠夺，其关于“给人民带来幸福公平，给经济带来繁荣稳定，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的承诺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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