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危机告诫了我们些什么
宗寒
摘要：西方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它告诫我们，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危机必然爆发。虚拟经济的发展量要与实体经济的规模相适应，形式应不断创新，但规模和内容都不应超过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运用国际价值规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但必须看到等价交换中后面的实际不平等。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固有优势必然兴旺发展。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近4年，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损失，而且影响到全世界。2009年全球经济下跌0.6%，西方国家下跌3.4%，国际贸易萎缩23%，国际直接投资下降37%，失业人数增加3000多万。2010年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增长乏力，美欧经济仅增长了2.8%和1.7%，全球经济增长5%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带动的。西方国家赤字增加，债台高筑，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西方金融危机正在向社会深度危机发展，其持续时间现在还难以预料，但一二年内不会“见底”是可以想见的。
西方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它周期性地出现。但这次金融危机有其特点，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值得加以研究。这里提出几个与我国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虚拟经济的两重性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泡沫破裂引发的，是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必然结果。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质，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借贷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股票、有价证券、国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自身没有任何价值，[1](p.532、519)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是虚拟的，只是代表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所有权证书。[1](p.519、529)股份制、债券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早在3000年前古罗马社会包税人的股份委托公司中，就已有股份制的萌芽。公元6世纪到11世纪我国唐宋时期流行的“交子”(纸币)、“便钱”、商人立券放贷，以及明清时期的晋商票号，也具有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性质。但作为一种建立在信用制基础上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流通形式的股份制和债券制，是在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股份制和债券制可以使资本与资本持有者分离，使资本持有者的资本在保持资本所有权并索取一定剩余价值权的基础上与实体资本相结合，使闲散资本集中、集聚和通过买卖流通重新组合，得到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化大生产运动的客观需要。因此，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生产资料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而生产资料集中必须有资本的集中为条件。集中可以补充积累的作用，使资本扩大经营;资本重组也适应产业调整的需要。这是非股份制经济所不能完成的。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制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p.724)股份制显示出过去意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1](p.494)
债券是借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或用未来的资源办现在的事，就其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形式来说，与股份制的性质和职能是一样的。股份制、债券制这种“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其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可以流通买卖，本身所有权含量及剩余索取含量会随着其依附体及其市场价值变化波动而变化波动的特点，使之既具有集聚资本、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面，又具有风险、投机和欺诈，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因为股票价格会受供求关系、企业经营状况、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预期股息收益成正比，而与银行利息成反比，可以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积极职能作用的实体资本运行状况无关;能够通过操作，与实体资本恶性分离。由于资本本性使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机和欺诈，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指出：股份制“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1](p.497)“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1](p.498)“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方法，只要用巨额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3](p.55)资本主义股份制不过是一种掠夺股东、发财致富“新的欺诈勾当”而已。[1](p.438)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4](p.408)
当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再发展到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虚拟资本及其投机、欺诈性也有了新的更大发展。其生产职能下降，投机、欺诈职能上升为主体地位;聚集资本的职能下降，利用资本运动逐利的职能上升为主体地位;规模无比增大，实体资本规模下降，虚拟资本规模上升为主体地位。
西方国家虚拟资本发展到什么程度?美国虚拟资本过去主要是采取股票、国债和有价证券三种形式，现在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发展为期票、汇票、银行券、合约、互换、抵押贷款等上千种形式，金融交易和清算采用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融资市场非中介化、证券化，可以用精心设计的公式、规则、数字模型，在网上操作，瞬间完成，使虚拟资本远离实体经济以价值形态独立运行，空前发展。美国2006年GDP为12.9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总量为518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为GDP的40倍，各种债券和资产券为GDP的6.8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由1960年的29.7%，下降为1980年的23.5%，1987年的20%，2007年的不到12%，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0%，而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则占到总利润的70%。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基地，能源、钢铁、汽车、制造业都居世界第一位，这些年来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煤矿矿井减少了1/3，煤矿工人减少了1/7。在石油消费量增加的同时，石油产量减少了1/3，炼化厂减少了1/3，钢产量减少到不到中国的1/6。制造业不断“空洞化”，证券业、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有关的高科技研究却疯狂发展。美国每年军事开支高达5000多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军事开支的40%。有7000多家保险公司，2000多家对冲基金，从事保险业的230万人，从事证券业的超过百万人。2010年，美国国债达到11万亿美元，占GDP的54%和税收的674%，每年借款占税收的248%。美国财政部必须每年再支付其债务的一半以上，国债券利息占到债务负担的34%。不仅国家负债，老百姓也负债。美国家庭私人负债由1979年占GDP的46%，2007年上升为98%，负债比自有资金高50多倍。美国成为一个片刻无法离开信用卡的国家。不仅住房、汽车靠信用卡消费，服装、玩具等也靠信用卡消费。1974—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由6800亿美元增至14万亿美元，[5](p.32、35)平均每个家庭持13张信用卡，负债21.7万美元。
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二战以来，西方国家GDP年平均增长不到4%，全球贸易年平均增长6%，但货币则以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股市值年增长达到14.8%。2010年全球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有关的仅占1%，货币存量比GDP高16倍。2007年，世界外汇资本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量为3259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GDP的67倍;200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4.2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量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日成交量10万亿美元，达到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00多倍。2010年全球债券市场109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9倍。[5](p.32、35)2010年，欧洲的国债相当于GDP的80%，其中英国为100%，日本为204%，加拿大为100%，法国为77%，希腊为135%，其中2/3是欠国外的。
二、虚拟资本膨胀的本质及利用界限
西方国家虚拟资本为什么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虚拟资本发展是资本主义制
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本性的必然反映，是资本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的集中表现。
虚拟资本恶性发展，脱离实体资本的运动链拉长是形式，实质和目的在于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之所以用这样的形式追求更大剩余价值，是由于采取这样的形式比在实体经济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更方便、更随意，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经济制度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虚拟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保障和动力。
它拉长虚拟链，设定让人眼花瞭乱、看上去无限光明却设下巨大陷阱的游戏规则，让人们遵守。有时是单项抛出，有时则打包出售，支配经济过程，以无化有，用少套多，用符号换真实的财富，把巨额利润纳入自己囊中，让善良的人们上钩上当。
它以“兼并重组”的名义收购企业，低价进，高价出，转手获得巨额利润。买卖企业不是目的，只是它们获利的中介。
它用举债的方式经营，用别人的钱赚钱。借债、扩股是有风险的，它们可以设定规则避险。一旦经营恶化，损失是别人的，它们注定获利。即所谓“今天赚了是我的，明天赔了是你的”。
它用微薄的手续费经营大量商品。规模巨大，即使很小的差价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它通过开动印刷机印刷票子、票据、票券制造泡沫，从泡沫中获利，泡沫破裂，制造新泡沫，把泡沫吹得更大;再破裂，再制造。它们热衷于制造泡沫，并不是不知道泡沫的风险和巨大危害，而是一来因为已形成格局，为维持自己的利益，必须不间断维持，否则就会露馅;更主要的是，这样能够更方便更容易地攫取掠夺。印刷机一开动，玩一个新花样，巨额财富就收入自己囊中，比辛辛苦苦地从事物质生产谋利方便得多。
它也经营物质产品，比如原油、玉米、大豆以及房产、军火等等。不过这些产品只是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世界，从经济上榨取世界的手段。控制世界必须控制战略资源，占领世界必须占领战略资源，争夺世界必须争夺战略资源。它们从这种控制、占领、争夺中控制了世界，又从控制、占领、争夺中取得巨额利润。原油、玉米、大豆、房产期货、期权，以及由美元计价引起的价格变动，成为金融资本获得的主要手段之一。
金融资本与西方国家和政治完全结为一体。金融资本在前台，国家机器立法设制，出人、出资、出政策、造舆论，给以支撑。不要看西方国家有时会对少数几个玩弄骗术太离谱的金融大鳄动手术，那是做给人看的，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所有金融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金融泡沫是由国家玩的，一切金融投机手段都得到法律保障，依靠国家的支持运行。美联储是美国金融资本的总后台，也是最大的金融泡沫玩家，金融资本运动规则的决定者和操纵者。金融资本家通常也是国家政策的操纵者制定者。他们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总统、总理、议员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和传声筒。谁得不到资本的支持，谁就站不住脚;谁触犯了资本的利益，谁就要下台。实际上，美国财政部门的历届领导人都是过去的大投资家。
官员下台当资本家，资本家上台成为政治家，是西方国家通常的现象。
西方金融资本和金融政治集中表现为美元霸权。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和贮藏手段的特殊地位，成为掏空国内劳动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手段。自美元与黄金脱购以来，美国可以随意开动印刷机印刷美元。它可以用一张张的纸取得别国的物质财富，别国向美国输出物质产品，却只能得到一张张的纸。双赤字也罢，单赤字也罢，外贸逆差即使达到天文数字，它也毫不在乎，因为开动印刷机就能取得“平衡”。它在开动印刷机和纵操美元币值、汇率中，让对方的资产在不知不觉中缩水;通过贮藏手段，使全球资本的2/3注入自己囊中;通过发行国债，回收资本，再转为资本输出，获取高额利润。而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又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把危机向外转嫁，使自己受益。这种利用货币霸权榨取财富的手段表现出了资本的毒辣、恶劣、掠夺、投机、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的本性，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达到了何等程度。以至于曾两任法国总统顾问的雅克•阿塔利说：“奇怪的情形是，富人生活在穷人的接济之下。赚着每月连1000欧元都差得很多中国人，却把每年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有着他们10倍以上收入的美国公务员、军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6](p.8)
虚拟资本的发展表现了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实体资本中脱离出来，从事虚拟资本经营，寄生人口大量增加，依靠剪息票、取红利、赚取投机利润和举债集中财富，进行不劳而获的高消费、高挥霍。他们不仅寄生在本国人民身上，更寄生在世界劳动人民身上，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身上。成为全世界的寄生虫，寄生国、寄生垄断资产阶级。
虚拟资本的发展表现了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初期是生气勃勃的，发明创造带来先进生产力，曾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p.277)现在这种情况不见了。它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下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上升。推进技术进步的一面下降，阻挠技术进步的一面上升。大量生产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实体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直接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实体资本部分能取得更大利润，才用于实体经济和科学技术，否则必从实体资本中退出，采取虚拟资本形式。科学研究大部分用于军事武器和侵略战争，因为这样才能维持霸权地位，占领更多的物质资源，控制更多的剥削对象。虚拟资本成为控制和主导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和主体，表明资本主义的进取性丧失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性、腐朽性与虚拟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促进虚拟资本发展，虚拟资本发展又使资本主义寄生性、腐朽性进一步深化，达到新的高度。需要看到，股份制、债券制等这些虚拟资本作为资本集聚利用的形式，本身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虚拟资本恶性膨胀不是由于虚拟资本可以与实体资本运动脱离的形式，而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利用了这种形式。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虚拟资本恶性发展而排斥股份制、债券制，对它们退避三舍，避而不用。金融资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大胆积极利用。但要看到它的两重性，研究它的两重性。防止它脱离实体经济任意发展，防止其投机欺骗虚拟的一面恶性发展，警惕西方资本势力用虚拟资本杀人不见血的“合法”手法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们应在研究借鉴资本主义虚拟资本形式、认识其本质的基础上，创造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和运行方式。
发展虚拟经济要着重抓好四点：一是虚拟资本是为实际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发展虚拟经济一定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本,以人为本，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本。发展生产力是为促进人民生活和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背离这一原则，否则就会走偏方向。二是虚拟经济的发展量要与实体经济的规模相适应。虚拟资本形式应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不断创新，但总规模不应超过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虚拟资本不能为复制自己服务。其发展规模界限是：虚拟经济规模=(实体经济规模-实体经济自我积累规模)×虚拟经济周转速度。超过这一界限，虚拟资本就会产生泡沫，会产生破坏作用。三是虚拟资本运行方式具有投机的方面。选择时机操作不是投机，但单纯投机牟利是与发展虚拟经济的目的相违背的。股份制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不能成为圈钱的工具。债券是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服务。但借债是要还的。新创造的物质财富足以还债并有所盈余，举债才是合理的。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运行制度和监管体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放松监管就会助长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助长犯罪。四是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与世界虚拟资本运动的关系日益密切。西方的投机资本会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中国，牟取暴利。我们要利用外资，但必须十分警惕其逐利本性和投机手段，不能视而不见，任其用他们制订的规则和不断变换的手法敛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总结吸取。
三、国际价值规律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使我们对国际价值规律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特点有新的认识。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越开放，对外贸易必然越发达，对外关系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随着世界各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发展的。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生产力配置联系在一起，取长补短，分工合作，对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供求结构和水平不同，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能起促进作用，也会起阻碍破坏作用。
对外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包括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等，但在一般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国际价值规律。商品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等量社会劳动的商品相交换，即价值规律。国际价值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在国际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延伸。国内商品交换的商品价值由国内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国际交换中，它转化为由生产这些商品的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国内社会必要劳动的商品相交换，转化为世界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就是国际价值规律。国际贸易是受国际价值规律支配的。商品的国际价值是衡量国际商品交换的客观标准，并决定一个国家商品生产在国际商品交换中的地位。马克思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的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2](pp.613-614)
我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低。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人口多，素质高，生产组织程度高，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具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我国商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时间高于国际同类产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劳动力多，劳动力素质高，生产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使一部分优势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产业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同类商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国际贸易是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以自己具有生产优势的使用价值，交换自己短缺或不具优势的使用价值，可以满足需要，节约社会劳动，促进社会发展。我国不缺乏劳动力，缺乏的是先进技术，自然资源丰度不均，按人口平均拥有的自然资源蕴藏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充分发挥劳动力人口多，素质高的优势，以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产品换技术，换资源，有利于由低技术向高技术、劳动密集生产向技术密集生产转化;也有利于扩大就业，充分利用劳动时间。虽然这种交换在国际价值规律作用下处于不利地位，但这是改变落后状态、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仅应从单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消耗量理解，还应把它与单个商品有关的商品必要劳动消耗量联系起来从总体上理解;不仅应从一个时间的商品必要劳动消耗量理解，还应放宽视野把时间放长一些理解。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从单个商品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处于不利地位，将它与有关商品生产联系起来，单个商品生产带动一系列相关商品生产，使劳动时间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提高，整个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转化为有利地位。技术落后条件下商品价值实现处于不利地位，引进先进技术，改变技术落后状态，价值实现就转化为有利地位。国际价值规律同国内价值规律一样，不仅在微观上起作用，在宏观上也起作用，即社会劳动应按照社会生产各部门客观需要的比例在各部门、产业间进行分配。国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个别商品消耗的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及国际社会总劳动量中应当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量共同决定的。按国际商品市场要求的比例进行生产，发挥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同样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实现更大的价值。
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改造落后产业，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经济贸易大幅度上升，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为2007年的31737.3亿美元，30年中增长了153倍。其中出口由167.6亿元增长到93455.6亿元，增长了558倍;进口由187.4亿元增长到73284亿元，增长了390倍。现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增长是惊人的。1978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占27.6%，农副产品加工品占35%，工矿产品仅占37%;2007年，初级产品占5%，工业制成品上升为占95%。进口商品中1978年生产资料占81.4%，消费品占18.6%;2007年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25%，其中矿物质燃料及有关材料占10.9%;工业品占74.5%，其中机械设备及运输设备占43.1%。这是遵循“平等互利共赢”原则，运用国际价值规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结果。它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使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中，名义上的平等交换中包含着许多实际的不平等交换。
第一，西方国家凭借资本优势，以独资、合资、合作的名义进入我国经济领域，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牟取超额的利润。我国劳动力价格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10—1/20。外资企业产品以自己制定的垄断价格在国际市场和我国市场上出售，而工资成本远低于劳动力价值。因而取得超出价值的垄断价格利润及使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双重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我国则要遭受垄断价格高于通常市场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于价值的双重剥削和双重损失。
第二，西方资本凭借技术优势，通过垄断技术垄断产业链，垄断品牌，垄断商品价格，收取专利费，获取超额利润。资本对拥有的技术可以随意定价，价格可以超出其价值和研究付出的几百倍、上千倍。使用其冠以专利的技术每一项都没完没了地收专利费，专利费按每件产品产量计算，产量越大，收的越多;可连续收几十年。凭品牌收费，同样的产品贴上它的牌子价格要高十倍几十倍。符号成为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手段。
第三，凭借美元地位用印票子的办法换实物商品。不必出口产品，只要开动印刷机，多印票子，就可取得物质产品。通过发行国债，使出口国所得外汇回购美国国债，供美国无限期使用，形成一种更加不平等的不等价交换。加上美元贬值，这种恶性循环给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第四，以侵犯知识产权、违背世贸规则、提高进口标准等办法，设置不平等竞争条件为由，或以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压低商品进口价格，限制进口;或以“军事机密”、“稀缺资源”等名义限制出口。通过行业垄断，制造虚假舆论抬高出口价格，使出口商品价格远高于价值。这是西方资本为保持垄断地位，掠取额外利润通常采取的手法，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站不住脚，但屡屡得逞。
要摆脱这种不平等交换，需要真正按国际价值交换，才能改善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使我国走向更加繁荣强大。
第一，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增强技术实力。要坚持技术创新，创造发明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要提高核心经济竞争力。只有掌握国际技术话语权，才能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消除资本技术垄断和技术价格垄断;也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档次，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我国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促进我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使外需为内需服务，对外贸易往来为提高现代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服务。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往来，扩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但实践表明，“两头在外”难以为继，50%的外贸依存度也太高了。外需占的比重太大，靠廉价劳动力和以环境污染、自然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受到西方市场设置的严重不平等规则，以及需求、价格经常剧烈波动的制约，不利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调整发展战略，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使外需为内需服务，刻不容缓。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开辟内需市场，进一步提高13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将给我国发展注入新的巨大动力，也会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巨大动力。内外需并重，以内需为主，也有利于改变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状态，真正实现“平等、互利、共赢”。
第三，改变美元霸权地位，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建立人民币结算运行体系，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尽力用人民币结算。这不是一天半天能办到的。但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改变用物质换纸币的被动状态。
四、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趋势
西方金融危机还进一步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曾经起了巨大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两个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一个是个别生产有组织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另一个是资本无限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归结起来，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要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违背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又破坏发展生产力;资本不断扩大投资要求生产力增长，资本把劳动者收入限制在劳动力价值以内，导致消费不足又限制生产力增长;资本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要发展生产力，利润率下降得不到利润又阻碍发展生产力;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本就抓技术进步，否则就阻碍和扼杀技术进步。经济危机反复出现更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些矛盾“终于造成一种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越加荒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8](p.329-330)
资本主义制度寄生性、腐朽性的发展，使它越来越接近“应当被消除”的地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国内走向世界，使国内劳动与资本更加对立，扩大为世界劳动与资本更加对立，由对国内生产力日益严重的破坏转化为对人类社会发展日益严重的破坏。不是1%剥削一个99%，而是1%剥削两个99%;因而带来的不仅是一个99%反对1%，而是国内和国际两个99%反对1%。
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仍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因为它有积累的生产力、统治经验和强大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不管资本主义私有制怎么违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怎样与广大劳动者相对立，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作为资本的总代表也要维护资本的利益，并且尽力作一些不触及根本的调整以使之延续下去。调整可以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缓和，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基本矛盾，而只会使其日益深化。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反华尔街运动此起彼伏就是证明。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世界正在去西方化”。[9]西方政客和理论家越来越看到这一点。承认“这场危机凸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主导地位。”“它经常产生失去工作或生计受到威胁的无辜受害者”，“美国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下来”。[10]
反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观察研究过去备受侵略掠夺的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60多年中变化得这么快。澳大利亚政客彼得•哈尔彻说：“中国崛起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体制，而是我们体制。”[11]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中国的崛起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2](p.XXVi)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为什么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地大踏步前进呢?因为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劳动者是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劳动;不是资本控制劳动，而是劳动控制资本。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中国兴旺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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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58期，摘自2012年第1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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