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动本轮全球量化宽松政策(QE)的“始作俑者”，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周一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表演讲为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辩解，认为宽松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富邻安邻”。
自2010年美国推出第二轮放量宽松以来，深感热钱流入压力的巴西开始斥责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引发一场货币战争，但当时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对货币战争的忧虑。直到2012年底，安倍晋三明确提出以日元贬值为核心的刺激政策之后，全球范围内才开始认真讨论本轮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是否正在触发新一轮的货币战争。
不过，伯南克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的放量宽松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并非来自于对本币的贬值，而是对内需的刺激。伯南克指出，“旨在促进本国需求的货币政策与强调本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货币政策有着显著区别，后者是极其有害的，这也是为何在2月份G7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发表声明呼吁禁止采取贬值本币的行为，但我们同时重申了我们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寻求实现国内政策目标的立场。”
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引发了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导致在海外的竞争力受到影响的论断”。伯南克回应道，需要衡量一下发达经济体因为宽松而复苏强劲之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
“美联储的经济模型表明，这两者几乎可以抵平，所以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并没有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发达国家尽快复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的正面影响是一样的。”伯南克说。
但在金融理论之父麦金农看来，美国的宽松政策于各方无益。
“对美国本土而言，大量的流动性并没能进入实体经济，而且由于超低利率扭曲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使得很多企业抛开银行直接到市场发行债券融资，而共同市场基金购买的这些债券因为超低利率很有可能跌破原来面值;受银行持有的大量流动性影响，银行间拆解市场也基本上失灵。2008年的银行间拆解市场规模为4500亿美元，但2012年底，这个规模只有1500亿。”麦金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琦也持上述观点，“宽松政策导致大量流动性泛滥，但绝大部分留存在金融系统，真的像美联储所言的制造了就业?我不那么认为。”
而且对于新兴市场的影响，麦金农认为，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歧视性地位，在美国执行零利率的背景下，大量热钱流向高增长国家，比如中国和巴西，这些地区的利率要高于发达国家。为了避免本币过快升值，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市场上大量购入美元干预汇率，这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基础货币供应，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本国货币供应的决定权，进而导致这些国家超过美国的通胀水平。
与伯南克强调实现内部增长目标和就业相比，安倍经济学对货币贬值更加专注。罗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亚洲经济体中大多数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非常重要，日元大幅贬值一方面在区内导致其他国家对日本经常账户出现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进一步逊于日本。”
罗琦并不认为日本当前的政策能够帮助日本走出经济滞胀的困境，他更加担心的是亚洲国家在无奈下“采取同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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