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或并非经济失速，而是对既有增长路径的过度依赖。经历近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迎来重要转折点，尽管GDP依然保持比较平稳增长，但背后的经济结构性失衡未有根本性改善，经济发展模式风险重重。
2013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宽松政策推动世界经济缓慢回升，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国内“稳增长”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总体以“平稳”开局。然而，去年四季度以来延续的弱复苏态势更多是由基建、地产投资扩张和出口贸易超预期增长拉动，经济内生增长依然乏力，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出口贸易数据超预期增长与真实贸易状况存在背离。造成贸易数据背离可能源于两大原因：其一，由于材料、零部件、初级形态制成品及半制成品的国内生产单位通过出口，可直接获得出口退税，同时国家对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实行减免税政策，因此一些企业通过保税区的出口复进口导致贸易虚增。其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热钱效应。今年以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大幅增长。前两个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增长4128亿元，比去年同期上涨57.6%，外汇占款也出现大幅激增，这其中不排除出于跨境套利目的，有不存在真实货物的热钱加速流入的可能性。
基建房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矛盾。目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还是固定资产投资，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回升主要是与城镇化和政府主导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增速明显回升相关，但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和非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却出现持续下滑，这是宏观经济运行非常突出的矛盾之一。
过去三十多年，基建投资增速较高的年份往往都发生在政府换届年之后，投资的周期性和政府换届的周期性非常吻合。而2013年是换届的转折年，又是“十二五”关键期，基建投资带动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加速的可能性非常大。相比之下，生产能力过剩、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以及制造业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等因素是制约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乏力，这不仅仅是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从趋势上看，制造业投资大幅放缓将对未来中国经济供给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经济增长后劲将受到严重制约。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与城镇化刚性支出上升带来债务压力。一方面是城镇化所释放出的巨大内需潜力，另一方面是大量政府投资所引发的融资膨胀，这是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另一大矛盾。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当然更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投资以及民生投资巨大的政府投资。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元。
而财力捉襟见肘，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在经历“四万亿”刺激之后，其负债率有较大幅度上升，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特别是近两年由于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地方政府土地相关收入正在持续下降。从中长期看，“新国五条”细则的落实将对房地产销售增长构成压制作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2013年预计地方到期债务总额近3万亿元，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地方政府将面临非常大的偿债压力风险。因此，有效建立财政和债务约束机制，推动以支出责任对等为目标的分级财税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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