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应该要为谁服务?这是目前亟需反思的现实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也造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动荡和下跌。五年时间过去了，美国股市已经恢复并创新高，而中国股市依然在低位跌跌不休并创出4年新低点。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股市并没有丧失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功能，Facebook等公司仍然可以募集到巨额资金，没有等待股市复苏和等待上市的企业;而目前中国等待审核和等待发行的企业已经超过800家，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基本丧失，所谓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口号已成为一句空话。比较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资本市场的的表现，往往给人以下错觉：仿佛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中心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到了需要连夜看急诊的时候。
造成中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并导致投融资功能丧失的各种原因可以罗列一筐，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已经被以对冲基金和投机资本为首的利益集团绑架，做空中国和做空中国股市的资本力量主导着资本市场的政策和舆论;与此同时，面对实体经济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中国央行并没有像美联储一样积极行动起来，而是袖手旁观，或者落井下石，客观上配合了资本市场上做空中国的力量。
那些推动着监管部门不断制造资本市场做空工具的资本力量是中国股市危机的真正受益者;同时，监管部门也借助着推出股指期货和融券业务等金融做空工具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增设监管机构和交易机构，官员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绩和升迁机会。在所谓“完善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大旗下，资本市场的做空力量和监管机构的各级官员可以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因此，做空资本的制度性策划可以得到监管权力的积极响应，做空平台、做空政策、做空产品和做空工具按照对冲基金做空股市、做空中国的需要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出。股指期货是不顾中国资本市场的易操纵性而强行推出的做空平台，之后，为了达到做空指数的目的，国际资本势力开始鼓吹发展国际版，嵌有“金融洋跃进基因”的地方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开始积极配合。推出国际版的舆论为做空中国的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创造了可观的盈利。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各国政府开始讨论并限制金融市场的做空手段，但是中国却仍然逆着潮流，企图在实体经济已经得不到股票融资支持的情况下推出转融券业务，继续打压国内的资产价格，在实体经济陷入深度危机的过程中让做空资本享受最后的盛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没有稳定，仍然在持续升值并将外向型经济继续推向深度危机;同时，资产价格更没有稳定，股票指数不断走低，曾经一度出现金融类上市公司A股股价普遍低于H股的现象。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是失败的，没有承当起稳定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的职责。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和欧洲立刻拿起货币政策的盾牌推出相应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保卫本国和本地区的国民财富。
反观中国经济金融当局则是采取了一系列完全相反的政策：一方面配合美元泛滥，无节制地吸引外资，壮大海外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力量，把珍贵的资源和股权转变为垃圾美元;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维持高利率、压低股票指数、停止IPO等手段收紧银根、使得本土实体企业既难以获得流动资金，也难以获得资本金。即使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实体经济也是一片凋零。人们难以想象，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基础货币中，其中20万亿属于外汇占款，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是由国内经济活动来主导，还是由泛滥全球的垃圾美元来主导?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央行，还是美联储的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是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还是在为美元掠夺中国全民财富服务?中国究竟是自主的经济体还是美国的金融殖民地?
美元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意味着中国货币主权已经丧失，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主权的丧失。
看清中国央行近十年来的政策效果，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方面在华外资企业资金供应量充裕，而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大面积因资金短缺和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为什么一方面M2/GDP之比超过美国、理论界专家们惊呼货币已经泛滥和通胀即将来临，而另一方面实体领域却显示出资金极度紧张、民间利率不断攀升，年利率高达20--50%?为什么表面上社会资金宽裕，而实际上利率高企、股市低迷、企业破产不断?为什么引爆金融危机的美国，企业可以正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和发展，全民可以享受股票指数持续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而远离世界金融危机中心的中国却陷于危机之中，企业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市场资金供应量不足，股票指数持续低迷，资本市场成为消灭财富、消灭内需的绞肉机?
可见，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简单的总量平衡问题，而是结构失衡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结构失衡问题，而是货币发行主导权沦丧、货币定价主导权(即汇率定价主导权)沦丧、进而产业发展主导权沦丧的问题，是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金融主权与经济主权沦丧的问题。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正在以不同的具体方式向商业银行体系、政府财政体系、社会就业体系以及资本市场领域蔓延，危及着社会稳定和我党的执政基础。
多年来，西方政治势力控制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主流媒体已经给予中国某些位高权重的经济金融领域领导者不少光环和荣誉，国内主流媒体也盲目地与之内外呼应。也许更大的西方奖项还在后面：如果现行的旨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崩溃的货币金融政策仍然继续推行直到中国像前苏联一样土崩瓦解，那么，中国金融界某些机构或个人一定会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希望中国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得的是“五一劳动奖章”，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华尔街的掌声和西方主流媒体的赞美。
物极必反。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运动方向已经到了必须变轨转向的时刻，必须从以往为美元持有者服务、为美联储服务、为做空中国的对冲基金和投机资本服务、为市场体系自身片面的扩张服务、为政绩和官员职位升迁服务、为所谓国际化的虚名幻觉服务，转变到为本土企业服务、为产业升级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大众投资者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尤其是中国央行必须改变那些来自西方经济学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路，积极行动起来，以中国特色的“定向宽松政策”，坚决反击美国及其盟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避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具体措施是：
第一、鉴于中国上市公司群体特殊的股本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数易操纵性，必须提高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比例，限制股指期货的杠杆力量;必须全面取消QFII的股指期货额度;必须无限期推迟国债期货推出的时间表;同时，必须停止一切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
在美国及其军事盟国大举战略东移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不应该为国际敌对势力的对华经济金融攻击提供那么多、那么有效、那么具有放大效应和杀伤力的炮位。在金融监管的数学模型里，金融制度设计者一定要加上军事和战争的变量。
第二、明确指出，在人民币没有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资产交易货币之前，不讨论设立A股国际版，以此消除股市的悬剑，避免市场做空力量借题发挥以牟暴利。
第三、在实体经济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资本支持、数百家企业排队等候上市的情况下，不再推出任何包括转融券在内的做空手段和工具。证券公司现有的融券业务应该取消。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赶超型国家，只要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还不能与美日德公司在各行各业里平起平坐，那么，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理由推出任何做空制度、做空平台和做空工具，没有任何理由为对冲基金和投机资本服务。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和设计机构必须明确“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第四、中国央行必须承当起稳定资产价格和稳定汇率的职责，这也是各国央行的核心职责。因此，中国央行也必须抓紧行动起来，推出“定向宽松政策”：通过合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向农业、流通业、生态环保业、新型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国防科工企业实行“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既然美联储可以直接购买债券、压低利率、支持金融投机资本;那么，中国央行也可以直接购买股票、参与定向增发、推高股票指数、支持产业资本和产业转型。参与全球货币与财富博弈，只要目标明确，即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第五、在中国央行推出“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证监会应该给予积极的监管配合和制度创新，应该对农业、流通业、生态环保、新型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国防科工企业的发行上市、再融资、重组并购实行市场化的备案制，把这类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归还给市场和企业。
实行市场化的备案制，降低股票融资和上市的门槛，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上市和并购重组的效率，并与央行的“定向宽松政策”相配合，才能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否则，一切转型升级的漂亮口号都是一堆不着边际的政治空话。
第六、在推出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向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开征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分配领域的重要税种，是调节社会财富、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应该逐步降低生产领域的税赋比重，同时提高分配领域的税赋比重。开征资本利得税符合中国税赋结构的变化趋势。在海外热钱不断进入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均衡税赋、避免财富流失。股市的低点或发动行情的起点也是推出资本利得税的最佳时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人民银行与证监会的配合，需要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配合，其中，央行政策更具有主导性作用，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在现阶段央行推出“定向宽松政策”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增加定向货币投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增加企业资本金和信贷能力，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又可以有效抑制人民币过渡升值的趋势，避免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由“定向宽松政策”所增发的货币拥有对应的股权资产价值，不会稀释全社会货币购买力，不仅不会产生通胀压力，相反，还会通过增加社会生产能力和产品供给而抑制通胀。总之，“决定货币效应的因素并非货币的数量，而是投放的结构”。
这是一个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博弈的时代，中国已经身处其中。尽管对华战争尚未到来，但经济金融掠夺早已开始，而留给中国反省和行动的时间并不多。
2012年11月19日初稿 2013年7月1日修改
(本文仅代表本人观点)
简介：余云辉，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1年至1994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拥有15年证券从业经历，曾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基金部副总经理、交易总部总经理兼战略合作与并购部总经理、德邦证券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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