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海波 江涌
2009年08月18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金融乃国之重器，不仅需要技术方面的专业操作，更需要执政党的坚强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日益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也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越来越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这些论断说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竞争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中国如今遭遇“美元陷阱”、金融泡沫、资产流失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系列困境显示，金融业不能仅由相关专业集团掌握，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重大政策不能只由金融专业集团酝酿出台，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绩效也不能只由金融行业及专业集团自我评价。应像掌握军队一样，执政党应实现对金融的坚强领导，以有效应对国际日趋激烈的“无硝烟战争”。
“为谁服务”是金融的核心问题
金融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金融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怎样服务”上，更为重要地体现在“为谁服务”上。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有很明确的认识：金融主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共产党宣言》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先进的国家”可以“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贷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国家、民族以及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目前，党领导金融给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金融领域体现党的根本宗旨、基本立场和思想路线。换句话说，在金融决策方面，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非亲近资本利益或者少数专业集团利益，在其间仅仅充当社会利益平衡者角色是远远不够的。
金融业的安全直接影响到执政安全，越是和平建设时期，越要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作为经济“血液”的提供者，金融业具有高度的公共相关性，金融业的货币创造作用更是国家行为的延伸。因此，金融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业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放任的产业。
肇始于美国的世纪金融大危机自爆发以来的一系列事实表明，金融安全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资产造成的损失以及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深刻负面影响，直接威胁着执政安全。
翻开金融危机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幼稚和错误，或者无法控制国内外金融专业利益集团肆意妄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并很快丧失执政地位。例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已经使许多执政党“下课”或者面临严重的民众抗议。
可见，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决非仅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科和产业。在金融复杂技术的表象后面，是形形色色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利益群体与集团。某些具有强势地位的国内外“金融精英”或者“技术官僚”，一方面暗中控制金融议题的设置和金融舆论的方向，另一方面利用金融业的技术门槛误导最高决策层、欺瞒多数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群众，或者掩盖其决策的失误，或者以国家金融利益的损失换取集团的利益。
国家利益的损失，必然伴随经济增长减缓、收入减少、失业、通货膨胀等多种形式，并由每个公民来承担，由此引发的执政环境的恶化必将危及执政党地位。
由于国际经济秩序一时间难以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乱象丛生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国际金融动荡很可能将长期持续，中国的外部经济与金融环境将持续恶化，中国需要应对的“美元陷阱”、金融泡沫及周期性通胀、资产流失等可能愈发严重。
如果不能对之有效防范，会造成实体经济备受冲击，经济增长动力日趋萎缩，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因此，执政党势必要抓好经济金融工作，实现对金融的坚强领导。
掌控金融强化执政力
从历史来看，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强化执政兴国能力，一直是我们党高度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逐步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的根本任务。
由此，金融如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不断开放而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的条件下实现金融稳定与发展？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进国家经济利益？等等问题，都是摆在中国执政党面前的重要课题。从这个角度看，党对金融的领导和管理能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执政能力。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经济金融工作，新政权的巩固尤其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体制要求的货币金融体系。新中国建国之后，我们党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中央根据建国后面临的千疮百孔的经济和百业待兴的局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贸易流通和金融管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此后，在集中决策的经济模式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相互配合，党在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地创造出一个国力快速增长、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局面。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凸显国家金融利益的重要性。金融具有调节经济活动、调配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的独特功能，在服务于经济过程中，对于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具有重要作用。
凭着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多年体察，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对经济的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财富的创造上，而且体现在财富公平分配和国家安全稳定上。
建设时期党对金融工作领导的实践已经证明，金融工作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百姓的根本利益。可以说，金融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金融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
迫切需要提高执行力
首先，需要亮出一个鲜明的旗帜。金融业发展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金融领域不折不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做好金融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那种鼓吹金融的所谓“独立性”，暗中抵制党的领导的论调需要引起注意。
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党要站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统筹金融工作，把握正确方向、谋划全局发展、提出整体战略、制定科学政策、营造良好环境。不仅要管金融系统自身党的建设，还有责任管理金融业务领域的方针政策；不仅要根据党的宗旨和任务，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提出金融业的发展战略，还要制定重大金融方针政策，负责重要金融人事任免，执行情况的督察落实。
其次，需要形成一个广泛参与的氛围。人民群众已经逐步成为金融业的最广大利益相关者，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广泛群众基础。金融业的职能是服务本国经济发展，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利润机器”。金融业的利润最终来自于实体经济，来自于全社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
评判金融业的效率要看它为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整体贡献，要看它对充分就业、收入均衡增长、社会共享的支持力度，要看它对金融平等交易、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实际表现，而不是金融企业实现了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账面利润，也不是股票市值的全球排名，更不是金融业高管拥有几百万、几千万元的年薪。
在党的引导下，人民群众对金融的广泛参与是建构科学金融理论、形成正确金融决策的保证。金融事务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不是行业内“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留地”，更不是专业集团随意操弄的玩物。
金融工作的优劣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影响到国家强盛与人民福祉，这就决定了涉及金融的重大问题和战略决策（如金融业对外开放），需要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渠道广泛参与和讨论。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既可以为党的金融工作提供政治、舆论、智力上的支持，又可以增强对实际金融决策和经营部门的监督，防止金融领域利益的固化。离开人民的参与，金融工作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对金融的领导也就会有流于形式的危险。
其三，需要相应的专门机构。在加强金融的机构建设方面，我们党曾作出过尝试。1998年6月，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主要负责领导金融系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由于相应关系没有很好理顺，中央金融工委后来被取消了。如今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的冲击下，美欧发达国家都在努力建设一个赋予空前权限、涵盖所有金融领域的“超级金融管家”，以应对日趋复杂而迫切的金融监管局面。
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中国面临着更多的金融困境以及与金融相交织的经济社会等诸多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像掌握军队一样，掌握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领导，建议组建类似“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机构，负责组织制定大政方针，酝酿金融领域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金融战略、策略和政策，监督金融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这对保证我国金融工作的正确方向和科学决策具有重大意义，对保证我国在日趋复杂与严峻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意义。□（严海波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涌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领导金融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并且根据各个时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金融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金融的正确领导活跃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有力地支持了人民军队在战场上作战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说，金融工作肩负着重要的政治军事使命，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能够有效地创造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
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反动政权一次次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十分困难。此时，毛泽东指出：“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中央革命根据地专门成立中央银行主导金融工作，以政权为基础自主发行货币，为根据地的生产和流通创造信用，为“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关系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在抗日根据地里，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敌人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在边区的施政方略中科学布置财税金融工作。1944年，在任弼时写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中，毛泽东加入了“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了错误的经济路线方针会有损于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党认识到加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1945年8月)报告中提出：“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的财政、金融、经济工作。”“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和建设的任务都很重，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唯有党对金融集中统一地领导，才能够在对手面前聚集金融力量，为后方生产和前方作战提供资金，化解边区和解放区政府的财政困难。
在1947年7月召开的“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金融、贸易工作采取正确方针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在面对严酷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要加强对金融、贸易的严格统制。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党提出对金融工作、货币发行的统一领导。在革命胜利前夕，面临接管城市的任务，我们党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也只有这种统一领导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任务转换。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些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之机，凭借他们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力量，扰乱金融，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经济金融领域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党对经济金融工作统一而坚强的领导，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从根本上稳住了物价，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毛泽东称这次斗争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我们党在面临复杂政治经济形势的时候，把经济金融领域的工作部署当作“战争”对待，体现了我们党的清醒认识和真知灼见。□（文/严海波 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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