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凯恩斯”式的城镇化支出，并不保持GDP增长可持续增长。城镇化作用根本作用不在于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协作带来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一个世界城镇化时代已经来临，同样，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 年的17.9%提高至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人民币，按照当年汇率6.2855计算，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2美元，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样人均GDP水平时期的城镇化率，具备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客观基础和条件。
然而，回顾中国城镇化历程，支撑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是工业化，但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但这两大因素在未来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战略到底还要靠什么动力实现持续发展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性议题。
一般而言，从城镇化的驱动力看，一方面是“推力”，由于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耕地短缺，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镇发展，导致快速城镇化并形成一定的城市发展形态。另一方面是“拉力”，伴随工业化进程，非农产业在城市的生产效率提高，推高城市的非农就业者工资收入，特别是专业化生产和集聚经济带来城镇化深度的拓展。据联合国2007年《世界人口政策》报告的分析显示，“拉力”是更重要的驱动力量。
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85%以上的人口住在城镇。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推动下，美国在空间布局上逐步形成了以产业集聚为中心的十大城市群，如波士华(Bos-Wash)城市群(支柱产业为金融、传媒、生物科技产业)、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支柱产业为制造、运输、商业房地产、零售)等，形成美国以产业集群为主导的城镇化产业体系。
而相反，哪些靠“推力”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大都不成功，并可能遭遇到“城镇化陷阱”。二战前，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普遍较低, 大多在20%以下。二战后，工业化率变化不大，但城市率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进人城市。到2010 年城镇化率高达79.6%，仅次于北美的80.7%，位居世界第二,，远高于欧洲的720.8%、大洋洲的70.2%%、亚洲的39.8%和非洲的37.9%。
以巴西为例，1950年至2010年，巴西城镇化率由36.2%上升到84.3 %， 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27.1%上升到47.3%。但是，在较高城镇化水平的背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人口膨胀造成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拥向城市求生，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城镇化发展模式同样存在三大发展困境：首先，集中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圈地”、“造城”等现象相当普遍，导致产业结构效益与城镇化效率 “双低效”。
其次，城镇化大都由政府行政主导，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地方政府城镇化“大跃进”， 助长粗放型城镇发展和经济增长， 使本来应该由产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变成行政手段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
再者，独特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 这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积累的“人口红利”和“工农业剪刀差”。未来几年，随着“人口红利”呈现出日益衰减的趋势，以及“工农业剪刀差”的逐步弥合，可以预计的是城镇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地转移到城镇部门, 直到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城镇部门的边际产出时人口转移停止，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从这个层面上讲，突破传统城镇化发展困境的过程就是城镇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必须大转型。一个以产业为支撑，特别是以产业集群为支撑的城镇化，其目的不在于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在于城镇化深度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新布局。也只有提高城镇化的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中国经济结构才可能整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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