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口进京先考试
清华教授：“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
何谓城镇化?数以亿计的人口，正在经历一场遍及神州大地的流转。
毋庸置疑，在这场流转之中，掺杂着无序、缺乏管理等诸多问题——北京人口总量已突破原规划中2020年人口目标——这也许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面相。
在城镇化当中，我们忽略了什么问题?“城市农村化”现象是否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又应如何“去农村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
“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的最难点”
记者：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您认为城镇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文国玮：新型城镇化应该是高质量的城镇化，要追求五个目标。第一是要有好的经济效益，没有高质量的经济生产力，城镇化无法发展。第二是要追求优良的城市环境，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生态、环保。第三是要有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管理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
在目前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比较关注这前三个目标，但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目标：
第四个目标是要追求更高的城市居民素质，不能大量的人进到城市里来，城市居民的素质反而下降了。城市居民素质包括文化科技水平、社会道德风尚和法律知识以及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城市意识和行为准则。
随着现代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要达到作为一个“城市人”所应该具备的“城市居民的素质”，就需要进行教育。“进城”需要有一定的科技和文化基础水平，如果你一字不识，或者对新科技没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到了城市里很多设施都不会用，就会需要很多人为你服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城镇居民应该拥有基本的道德风尚和法律意识。也就是说，城市的人需要遵守城市的行为准则，恰恰这个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是最难做到的。
第五个目标是要追求城市区域内的城乡发展的平衡协调。在这个平衡协调的过程中，在农村可以形成一个反吸引力，吸引一部分人留在农村。这一点，现在我们也远远没有做到。
记者：为何说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最难的一环?
文国玮：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往传统农村人的意识是一种个体意识，而城市人需要社会意识。在农村人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这种意识不转变，就会带来很多不适应城市的行为举动，给城市、给自己带来很多问题。
城镇化是双向的。我们目前更强调的是单向的城镇化，这种单向的城镇化中，又特别强调人口城镇化。似乎把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就是城镇化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城镇化不但要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引进来，还要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一轮城镇化的过程，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是有计划地从农村选拔优秀的青年，到城市进行文化、技术培训，合格后上岗，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可现在，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跑。而我们的城市管理缺失，对这种流动方式缺乏管理。导致需要到城市来，能够到城市来的人，未必真的能到城市里来;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这样就造成了现状无序的人口流动。
目前城镇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城镇化的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太肤浅。
“防止城市农村化，政府部门要尽快作为”
记者：城镇人口的素质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是否成为“城市农村化”的原因?
文国玮：有管理的城镇化和没有管理的城镇化，差别很大。有管理的城镇化，会让城市健康地发展，没有管理的城镇化，就会在城市出现城市农村化的现象。
我们过于将着眼点放在人口的城镇化上，发现问题了，就觉得是人口管理的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让派出所、居委会去管一管，这种思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果农村人进入城市后，其素质没有相应的提高，意识没有相应的改变，仍旧坚守原来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就会慢慢转变为“没人管，不服管，管不了”的社会现象，进而造成我们的城市里有很多没有管理、没有组织的工作，比如说贴小广告的、无照的小摊贩、游击的小工，非正规的洗车停车点，黑工厂、黑商户：造成很多非城市文明的行为举止，如翻栏杆、中国式过马路、随地大小便、赤膊行走、乱拥乱挤等。
出现这么多非正当职业的流动人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住哪?许多人就会寻求就近居住，所有出现这些人的地方，就会出现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如市区里平房的违章建筑、楼房里的蚁族、群租。从而导致一系列脏乱差的现象，违章建筑丛生、垃圾成堆、脏水乱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
接下来就是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问题。北京各大医院现在都成为全国人民的医院，外地患者大大多于本地患者。其中很大一部分医疗的资源，都被流动人口占据，从而也带来很多诸如挂号难、医疗乱象、医患矛盾等问题。
记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应该更包容。
文国玮：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把外地人都轰出去。
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能不让人来。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人到了城市，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你来北京是干什么，如果是工作，那么就要考虑有没有工作给你?你有没有符合城市需求的工作能力?如果没有工作你硬要来，不就成为盲流了?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这要分清一个界限，不能任由人口无限制地涌入城市。
再说到市民的待遇，如果一个外地人留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对北京的建设作出贡献，那么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是应该的，但是不是随便来个人就给予市民待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政府部门。我们应该意识到城市农村化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要尽快防止农村化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试审核”
记者：如何才能构建一个科学的途径?
文国玮：这个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大学毕业生可以视同文化程度合格;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工作能力合格。同时作为城市市民，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必须了解。这一系列的考核，不是说仅仅由公安局来衡量你有没有资格得到户口，应该由专门机构认证。
已经有北京户口的人，同样存在再教育的问题。这包括学校的教育、单位的教育、执法的教育，还有媒体的引导作用，要持之以恒，让城市人拥有城市人应有的素质。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一批人，没有进入管理范畴，那这部分就要严格地管理。造成农村化现象的人，例如一些没有相应素质的人，我们要将他请出去，对于已经形成的恶劣居住环境的现象，要逐步清理，恢复城市应该有的秩序。当然不能粗暴地把人轰走，要根据情况疏散到其他地方。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出面，盖一些临时住房，解决他们暂时的居住问题。
记者：“去农村化”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也要提高，小商贩的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文国玮：这还是意识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无照商贩的商品质量很差。就比如你在地摊上吃饭，地沟油问题、添加剂问题，吃到嘴里全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这些食品的，许多也是外来流动人口，这种低档次、影响健康的消费，我们的政策难道应该鼓励吗?
考虑到生活成本的问题，那我们城市中心，有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完全可以发展以百年老店为主的商业网点。这里说的百年老店，并不意味着价格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高。比如护国寺小吃这样的店面，价格便宜，质量有所保障，这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政府还可以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只要管理到位，改变唯利是图的经营方式，这种店面的成本可以比无照商贩还低，将无照商贩的市场挤掉。
反过来说，我们目前一些正规老字号的发展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包子卖八九块钱，大大超过成本。如果形成这样的经营方式，那么必然造成很多人要买低档的、便宜的，给了无照摊贩机会。
此外，政府也应制订政策，引导企业解决相关问题。我认识一个朋友，在海口搞一个设计院，二十人左右的公司。每天自己做饭，一个锅一个灶，全都解决了，成本也不高，还很卫生。职工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无形中挤了无照商贩的市场，客观上有利于农村化现象的消退。
记者：除了吃的问题，还有住的问题。
文国玮：有正常工作的外来人口，其居住也未必非要靠大杂院、群租房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什么非要群居在一间房里呢?我们能不能把廉租房提供给这些人?甚至可以建一些集体宿舍、单身公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鼓励企业自建一些集体宿舍，如办公楼加盖轻钢结构宿舍房，供员工居住。
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有关部门迟迟不去办，我不由得想，是不是问题太小了?有关部门没有动力去管理?
再比如我们说的就医问题，不是说把外地人都轰出去就解决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北上广的医疗资源辐射到地方上去?可不可以要求北上广的医生三年内要有一年去地方诊疗，帮助提高地方的医疗水平?我想这样做可能会缓解外地人过多地来京就医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得问，谁应该管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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