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的哲学理论和战略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宝贵财富。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笔者计划写一篇《毛泽东思想与我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构想》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在这里，重新贴出笔者在2011年8月8日发表在《》上的一篇旧文;笔者的新文章将在修改这篇旧文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对外经济工作的头脑——答网友问（旧文）
摘要：笔者在网站发表的《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大战略》中提出了中国要与美元体系和美国经济“脱钩”，建立一种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崛起的新道路。在建设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仍是我国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中国崛起的制胜法宝。当然，这三大法宝也是我国所有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党的建设则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灵魂。在经济学方面，党的建设就是从中央到农村基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官员都要学习和掌握笔者所建议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在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迫切需要重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经济工作的头脑。本文具体探讨了毛泽东主席有关“农村包围城市”、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关系。
如果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实行一种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崛起至少还得需要大约五、六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拓展期结束的时候[①]，在那时，中国已经稳固地成为技术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了。但目前，中国却面临着沦为发达国家殖民地的威胁。一种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应该是怎样的呢?笔者在《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大战略》中点了题，但本文不计划对此展开讨论，只是就一位网友提出的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等与这种战略的关系做一些简单的回答，以便抛砖引玉，推进对这种战略的深入研究。
一、“农村包围城市”和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一位网友在跟帖中写到，“贾教授忧国忧民，兄弟我是非常敬佩!但凡所谓战略不能只是自己认为可行就可行，比如文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像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担忧吗?现在我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还能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和保护自身的其它利益吗?既然是‘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不能只考虑中国本土不惧入侵吧?美国‘战争恫吓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那‘国际经济新秩序’还能够建立吗?本人认为战略要切实可行才是真战略，请贾教授继续努力!当然本人也有与贾教授同样的美好的梦想，问题是毛主席指出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三样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现在的肉食者还记得否?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实现中国的崛起，除党的建设可以注入新的解释外，这三样法宝难道过时了吗?”
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很好，我感谢他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他提出的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与这种战略的关系，真是一语破的，促使我在这里把这种战略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一些思考提前写出来。毛主席在1939年写就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笔者所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以前我已经讨论过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而这种战略的提出则是基于对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际进行研究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我有了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想法时，我不由自主地顿悟到：这很可能就是一条毛泽东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崛起的新道路。
中国目前实行的以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际上是对东亚四小龙的机械的和教条的模仿，笔者已经对这条发展道路给目前的中国所带来的严重危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②]此不赘述。掌控高端产业及其技术是步入发达经济的标志，而我国不可能按照所谓雁阵模式，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按照比较优势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达到高端产业的，因为发达国家没有办法为我国的高端产业提供庞大的市场，他们也决不会为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相反却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压制在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经济为领头雁的雁阵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殖民主义经济结构，它使中国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与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道而驰，政府却在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这种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通过融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实现经济崛起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美国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19世纪落后的美国为了避免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到了1894年，美国不仅成功地崛起为工农业帝国，而且美国具有极强竞争力的高端和新兴产业产品大肆入侵欧洲国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③]您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美国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崛起之路。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资源丰富、人口不多，也不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美元霸权的“英镑霸权”(虽然南北战争后为实行金本位制而逐步废弃了“绿背纸币”政策对其经济产生了一些损害)，因此不需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比较匮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国通过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和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发展起高端产业，这就使中国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建立一种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显得比当时的美国重要的多。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主席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所开辟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放弃武装斗争差点使中国共产党亡党，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中，这不仅要亡党而且还要亡国。毛泽东曾说过，近代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提出学习和实行西方的主张，但是，结果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和善的国家，中国真诚地向世界宣称“和平崛起”，但迎来的却是美国铁拳的教训和周边小国一哄而上地“哄抢”中国。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崛起”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这是在笔者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武装斗争的含义。显而易见，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则是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但是，我国没有必要在他国领土上为了争夺资源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打算挑战它的霸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要奉行毛主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战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静等美元霸权的瓦解。我认为，美元霸权瓦解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发展中国家获取我们需要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呢?前面提到的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不能只考虑中国本土不惧入侵，我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还能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和保护自身的其它利益吗?”确实，近十年来美国及其仆从围堵中国的局势日益严峻，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到那里，美国就从那里赶走中国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样获取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给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国在转向内需为主导的保护主义战略后，我们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可能会有较大下降。我们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为发达国家供应低端和廉价工业产品为特征的，而这种低端产品又是以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特征的，作为“世界工厂”，它不仅使我国能源和资源被大量地消耗掉，而且也是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能源和资源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为特征的，这表面上具有历史上的“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宗主国特征，因此，非洲一些学者指责我国搞殖民主义，但实际上，我国是替罪羊，因为我国“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几乎是赔本买卖，巨额利润和廉价产品的好处都被发达国家攫取了。因此，当我国转向内需主导和通过保护主义发展了高端产品出口时，我们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可能会有较大下降，这种压力可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缓解。另外，我国现在仍在大量地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美元储备，笔者为此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发表了三篇论文，呼吁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回购资源型外资企业，如果能被采纳，从外部获取资源和能源的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其次，虽然一般地说，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比较匮乏，但是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储备总量仍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新能源也不断地被发现。例如，我国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了稀土综合储量占全球30%强之外，稀有金属钨、铟、锗、钛的储量分别占全球的85%、80%、50%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够以低成本开采的稀有金属资源也都富集我国，且我国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供应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稀有金属产品的国家。[④]又如，据报道，在能够接续石油和煤炭的新的不可再生能源中，我国页岩气储量与美国相当，达到100万亿立方米;2009年，我国青海发现巨大储量可燃冰。可燃冰是高效和清洁的能源，储量巨大，有极大潜力成为未来替代能源的首选。本次青海发现的陆上可燃冰储量，如能合理开发，可以维持中国能源消耗近90年。而全世界已探明海底可燃冰储量，可维持人类能源消耗1000年。如何开发这些能源关键在于自有技术，据报道，“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协议，页岩气开发是其中之一”，但我感到非常担心的是，这是否又要重复“以能源和市场换技术”的悲剧，如果再现这种悲剧，我这里提出的战略将不会成功。一旦我国转向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量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被解决，我国可以运用自有资源作为武器调节资源和能源的进口需求，掌控资源进口价格，而不是像现在钢铁价格被三大矿山垄断企业所操纵(外国资源如果涨价，我们就使用本国资源，跌价到一定程度就增加储备)。
再次，目前正在酝酿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和能源问题。需求是发明之母，中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能源压力，能否抓住这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并成为技术革命的主导者之一，这是决定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是根本不可能抓住这种历史性机遇的，因此，笔者才呼吁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惊天革命。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专文探讨。
最后，我回到前面的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从外国获取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给?在这里，我引用廖子光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段话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人民币能够主导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贸易，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人民币来购买它的资源如石油。那么能很快给我们带来优势。因为只要我们让人民富裕起来而不是仅让某些企业富裕起来，那么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可能会是世界第一大消费经济体。那个时候，在国际贸易中，例如自然资源，我们将会是世界的主要购买者。在市场交易里面，主要有两个主体：生产者(卖家)和消费者(买家)。当某个消费方在市场中占有的比例足够大的时候，他就拥有了驾驭市场的能力。当然这也是历史上操纵价格和对此进行管制的由来。如果你这个购买方足够大，你有市场力量，你事实上可以裁定、制定价格——因为如果你生产者不卖给我，那么无人买你的产品，你的卖价实际为0。所以你还是要卖给我，至少能换得某些东西。值得指出的是，近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政策，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使用那些过剩的无处可花的外汇储备去购买外国的资源型企业。在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政策方向。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我刚才所说的对市场的分析(主要两类人，一个买家和一个卖家等)，如果我们最终真的成为这些资源生产企业的所有者，那么我们内部自己就出现分歧了：某些中国人会更倾向于资源价格走高一些，有些中国人则会更倾向于资源价格走低一些，谁会赢得国家的政策倾斜?好吧，那么就看这两拨人在国内政治较量了，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是本可以避免的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些外国资源性企业呢?当然于是会有人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应该去掌握拥有他们，因为我们需要安全。好吧，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这一点，那么除了拥有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以外，我国还需要一个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投放能力的远洋海军。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海军，而且似乎也没有未来建设拥有这样的海军的计划。而如果你在中东拥有油田，而又如同二战中的日本那样受困于他人之手无法将南洋印度尼西亚的原油运回本土，那么你的所有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此外，我们和外国贸易的目的，是通过贸易，老老实实支付自然资源的合理价格，我们不打算去占有它们，因为占有它们是一种帝国主义传统的做法。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呢?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已经有美国人在批判我们，说，你们和我们其实一样，也都是帝国主义嘛。所以我们应该再考虑、三思这种收购海外资源公司的政策。当我们需要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只要保障能用合理价格支付得到即可。而得到资源后我们的获利，是在于将这些资源经过我们的加工，成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资源出口国也相应得益，因为他们可以用出口资源得到的人民币向我们购买我们的高附加值产品。”
三、党的建设是关键
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到，“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据此，我把毛主席有关党的组织作用理解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灵魂。前面提到的网友写到，“放在世界格局中，要实现中国的崛起，党的建设可以注入新的解释”，这句话是很中肯的意见，但我过去对党的建设问题没有兴趣，在这方面更无法谈得上有什么看法了，这是共产党领导阶层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我只是从经济学角度谈一下在党的建设方面，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经济学知识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1992年之后奉行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全盘接受“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个是放弃了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脑的结果，第三个是不了解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第四个是在大学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盛行，而主导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以生产和知识为基础的替代性经济学”却绝迹了。[⑤]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洗脑使一些人不知不觉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成了汉奸，这也是在诸如外交部、商务部、农业部和铁道部之所以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这也是产生“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种汉奸言论以及我国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为我国提供损害中国经济的政策建议的思想原因，它甚至使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不知不觉地为发达国家效犬马之劳。
因此，如果“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能够被采纳，我们就必须改革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培养一大批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和教员，培养我国的经济战略家，而《论持久战》和《论十大关系》等是其必读的经典著作。所谓“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就是一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主义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经济学的一种新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而李斯特主义即保护主义则是所有落后国家成功崛起的必由之路，熊彼特主义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研究“创新驱动的经济”必不可少的课程。
在党的建设上，要把那些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很深的干部从领导岗位上请下来。外汇管理局之所以出现惊人的言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从中央到农村基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官员都要重新学习他们从不知晓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经济工作的头脑。笔者在这里还要另外指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也是我国处理所有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今日得余暇，受网友的启发，匆就上述文字，很不系统，请大家批评指正。由于有两本书等着要写，因此，我欢迎网友评论和提问，并表示感谢，但不再回答，敬请谅解。
2011年8月7日15时-21时
[①] 参看拙文：《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09年第6期转载全文转载。
[②] 请参看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12期。
[③]参看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第71页。
[④]贾根良、刘琳：《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⑤] 笔者在2007年开始引进这种经济学(注：这里有误，实际上在2005年就开始了)，参看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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