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

前言：将新自由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一、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家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二、中国新自由主义团伙的叫嚣丑相

三、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源

四、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人民与新自由主义旗手属于敌我矛盾

　附文一：拉美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附文二：中东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动荡

附：

       近期，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较量无声》在网上走红，《较量无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揭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由以及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五种战略渗透手段，为我国的国防民生各个方面敲响了警钟。《较量无声》立场明晰，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是每位爱国人士都需要深入学习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较量无声》中有几句话：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养代理人集团。”

　　“少数学者或官员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置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些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

       新自由主义为何被明确定位为美国“代理人”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如何误导我国改革开放，如何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后遗症”？既然如此，那么在军方眼中，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怀着强烈政治图谋的汉奸买办经济学了。这些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国内代理人，又该如何处置？

　　前言：将新自由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实与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在80年代，两任总书记因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下台，可见，这种思潮在党内可以说是“盘根错节”、“源远流长”。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出现，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党进行常年西化、分化的“丰硕成果”。

　　当前，党内西化派官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阉割基本路线，他们无限制地拔高改革开放，而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从而对之进行深度破坏。第二是，他们在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的同时，曲解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所以，中国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党内危害最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如果要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新自由主义官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及涉嫌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

　　一、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家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更有甚者，新自由主义进一步蜕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曾经像新自由主义一样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起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但是，曾几何时，2008年9月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扫尽了它的威风。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面对这场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危机，全世界从学界、政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在纷纷反思，用危机来检验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些在改革开放中狂热贩卖新自由主义的二道贩子们，却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继续鼓噪市场原教旨主义。

　　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学里的垄断分卖者垄断(Monopoly)和买者垄断(Monopsony)。什么是买者垄断?比如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巨型超市，对很多生产厂家来说，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购买方，许多生产厂家必须通过超市打开城市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沃尔玛和家乐福可以极大地压低进货价格。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买者垄断(Monopsony)。在资本家们的眼里，购买工人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尽量压低价格。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归少数人资本家所有和垄断的，而工人之间的竞争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激励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无数的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企业内，资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佣奴隶。工人面对资本家，完全没有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在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因为这一小撮人，垄断了劳动力购买市场。只要工人之间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竞争程度超过资本家之间购买劳动力的竞争，那么工人便被资本家剥削。因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人数较少很容易就可以联合起来，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而工人要想减少剥削，只能是成立工会、政党与资本家谈判，而要想消灭剥削只能是建立公有制经济。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领域让私企和外资控制，其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绝对是颠覆宪法的行为，这个政策落实下去就基本上全面的私有化，因为95%以上的经济都是竞争性的。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少数资本家阶级垄断产品供应，很容易出现卖者垄断和通货膨胀。比如，假如商品零售市场全部被几家大型商超垄断(比如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头垄断)，在这个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资本家竞争，其竞争程度仍然少于十几亿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他们相对于消费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消费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并且极容易加重物价的通胀。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房地产商，他们相对于亿万购房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如果没有政府的严厉干预，房价原则上可以以几倍的成本增长，房地产商的利润可以增至成本的几倍，因为住房是基本需求。如果有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房屋，就可有效地压低房价，减少房地产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同样的道理，如果粮食和食品行业私有化市场化了，而政府放弃经济干预职责，粮食及食品价格也会像房价一样暴涨，粮商就会像房地产商一样获得暴利，因为粮食需求是比住房还要刚性的需求。因此，在任何社会，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及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美国，政府也会给粮食企业大量的高额补贴以压低粮食价格的原因。

　　因此，物价的通胀和工资的紧缩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结果，其本质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二战以后，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资产阶级被迫向工人让利，工人福利显著提升。而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兴盛以来，无论是看欧美还是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基本生物必需品的涨幅，工人阶级的工资一直在负增长。假如政府不代表人民干预市场经济、限制资本家权力，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一定是野蛮的、残酷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大资本家阶级主导和控制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让市场决定一切”，其本质就是让大资本家阶级决定一切。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他们相对于亿万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劳动力供应方是亿万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劳动力间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这种方式剥削工人劳动力，这是资本第一大剥削手段。

　　同样的，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只要产品购买者是亿万工人消费者，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消费者间的竞争，这些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他们之间很容易达成价格同盟，一起涨价，剥削劳动者，提高企业利润。再加上一些投机资本的囤积炒作，加大了这种通胀和涨价。资本家们就是通过涨价-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剥削工人消费者，这是资本的第二大剥削手段。

　　二、中国新自由主义团伙的叫嚣丑相

　　中国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旗手，面对世界经济大危机，执迷不悟，拒绝反思，一意孤行，继续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逆世界大潮而行，反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动。

　　上世纪70-80年代，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股经济体制改革潮流。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我国改革从起步时，就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种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我国国情和民心决定的，也是当代国际大环境背景使然。

　　上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抛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但一直无从下手。到7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改革浪潮。美国政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在经济方面，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捆在战车上，拖垮苏联经济; 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和美国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权，主宰国际经济秩序; 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下，大搞资本输出，通过投资控制行业和地区经济，发展加工贸易，把苏东国家全面拉入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使之依附于美国; 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敞开学校大门，培养和扶植代理人、代言人; 通过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大搞文化输出，资助组织非政府组织，插手改革和发展，大肆推销新自由主义，并直接或间接参与整体或局部有关改革和发展方案设计，左右媒体，引导舆论，掌握话语权，等等，不计工本，无所不用其极。最终，美“不战而胜”，实现独霸世界的梦想。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美国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相反, 继续对社会主义世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美国政府换了几届，但对华实行“西化、分化、遏制、殖民化”的战略始终如一。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实行“战略重点东移”。这并非对华善举善行。现在，环视我国周边态势，美国对华战略弧型包围圈己经形成，美国一手制造和挑唆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事端不断。更有甚者，美国政府正在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美国政府的智库竟然鼓噪发动对华战争。

　　长期以来，政界、学界争论“左”与右谁为主要危险。有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左”始终是主要危险，反“左”是主要任务。这种观点把邓小平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讲的话普遍化、绝对化，是对邓小平言论的实用主义诠释。这种观点对美国政府利用新自由主义争霸世界、在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下, 对我国实行“遏制、利用、西化、分化、殖民化”的战略图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究竟是左还是右? 30年改革历程表明，中国新自由主义谋士们，在美国对华推行全盘西化的战略图谋中充当了斗士还是别动队?我们必须把国内的左右纷争置于国际大环境、大背景中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公式化的结论。以反“左”为名,转移人们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挑战的视线，是别有用心的。

　　让我们来看看某些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忠实教徒们，在世界大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所言。

　　——念念不忘市场原教旨主义，继续兜售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

　　世界大危机爆发延续至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走到了重要路口：是坚持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还是让新自由主义继续肆意误导中国改革和发展，使我国重蹈苏联和苏共的覆辙?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现实迫切要求我们作出的抉择。

　　2012年两会前夕，《中国经营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不容拖延》。文章认为，“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中国现在必须 “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竟的使命。” 认为，他所谓的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观点，并无任何新意。它贩自美国流行的经济学教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摆上了地摊。所不同的是，一、他强调自由市场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决不会因大危机而改变;二、他的观点为参与所谓“顶层设计者”鼓吹的“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作了明确的注解。30年后与30年前，念的是同一本经。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贯彻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制造舆论。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专刊》2011年11月2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难在哪里?》的文章。说，“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成就离不开‘华盛顿共识’，改革中许多问题正是偏离了其中的一些要点，或者贯彻得不彻底。” 给改革“过大关”指明的出路，就是贯彻“华盛顿共识”。

　　美国政府炮制的“华盛顿共识”，早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它是美国政府假手世界银行等国际经贸组织，对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实行殖民扩张、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根基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主要内容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开放市场，全面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已经给当代世界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我国30年改革和发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从领导层面分析，主要是没能全面认识和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两面性;从贯彻实施过程分析，主要是来自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干扰、障碍。举例来说，中央提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被异化为泛市场化，以致造成“新三座大山”，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又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但在实施过程中“放小”被歪曲为“一卖了之”，全部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一些人借改革之机靠掠夺公产实现了一夜暴富。“改革” 成了新生资产者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遮羞布。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不过，那时候还需要遮遮掩掩，搞“合法斗争”。现在他们则自己扯下了遮羞布，公开打出了“华盛顿共识”，露出了卢山真面目。这是公开向党和人民挑战。北京大学不是有位明星教授公开宣称改革下一步就是私有化吗?2012年3月18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说:国有企业己成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要做三件事：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 ，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自由化。

　　——诋毁、阻挠和破坏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批判。

　　在学界, 首先识破新自由主义危害，率先举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义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贯彻中央指示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措施具体、成果卓著，受到各界好评和中央的肯定。也出了一个打白旗的。此人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但胆大妄为，信口开河。他断言: “批判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伪命题”，“借批判新自由主义之名，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借批‘主流经济学家’之名，批判邓小平和党中央!”“误导干部群众，制造社会混乱”。

　　——伙同世界银行掌权的美国佬,炮制旨在最终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长期规划。

　　2012年2月27日, 世界银行网站公布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方案: 《2030年中国: 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早在这份报告问世之前，就有人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过大关，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世行报告出笼，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个报告就是所谓“顶层设计”。这伙人便是报告起草的参与者。

　　何谓“顶层设计”? 难道胡锦涛同志不算“顶层”吗?他强调的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难道不是“顶层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吗?还有，中央编制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不也是“顶层设计”吗?再有，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改革泛市场化、过度商业化造成的后果，中央在这些领域分别出台了带有纠偏性质的深化改革的方案，这些难道也不属于“顶层设计”吗? 世行及其中国的同伙熟视无睹，究竟是何缘由?原来他们是企图给世行报告戴上“顶层设计”的桂冠，夺得改革的领导权、话语权。这个“顶层设计”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呢? 在洋洋大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什么样的真实战略意图呢?《报告》的要害，就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为诱饵，用20年时间把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到10%，而且应当保证国有企业按照商业化规则运营，不得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要打破垄断，降低私有企业进入门坎，准许私有企业进入社会保障事业，开放资本项目，依靠市场力量对国有经济进行整合，企图分步骤地用渐进办法最终摧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和经济基础，把中国全面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继续充当西方国家的打工仔、提款机。熟知近30年苏联、中国等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世界银行底细的人们，对这个报告并不会感到陌生。它不过是老调重谈，用中国人能接受的(实为蒙骗)话语来推销陈词滥调。

　　必须指出，世行和我国政府机构合作的这篇报告，事关我国发展大局，事前未经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授权，事后又未经立法机关审核批准，是完全违反宪法的。

　　——肆意编造、恶意曲解马列著作，鼓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合流，以挽救其颓势。

　　说中国新自由主义信徒只是“二道贩子”的角色，这似乎小看了他们。他们好歹读过一些马列著作，现在总算派上了用场。美国师爷说，计划经济是种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他们便推出列宁，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就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为一家“国家辛迪加 ”, “即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断言，“军事共产主义”是“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对列宁原意的蓄意篡改和对历史的恶意歪曲。对于计划经济，不能否认它的弊端，改革不能到此止步。但也不能任精英人士往它头上泼污水。所谓“行政命令经济”，这是对“计划经济”的片面歪曲。斯大林说过国家计划具有指令性。它的本意是说，国家计划经最高苏维埃(立法机关)通过后，就具有法律效用。中央政府对地方、部门、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分别实行直接计划调节、间接指导性计划、自主计划。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农庄庄员家庭副业和宅旁园地为形式的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城镇居民果蔬副食品的主要来源。职工住房私有化，轿车早己进入家庭。全国城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制度和十年制义务教育等(在实行“休克疗法”时都不敢动摇)。英国首相邱吉尔坦承, 当初他曾想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之中，但他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却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前几年, 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有一批学者领头打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旗帜，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劳动群众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和支持。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猖獗一时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有几个投机者眼见新自由主义失去强势，便从第二国际旧武库中翻箱倒柜抬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是，给这件锈迹斑斑的武器披上了“晚年恩格斯”的外套。其手法，和他们的同伙对待列宁一样，是肆意歪曲篡改，欺世盗名。他们所谓“晚年恩格斯”，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 和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附录。据网上传播的辛子陵在一个讲演中说，“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懂得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牢记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辛子陵断言，马克思恩格斯 “ 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转引自《中华魂》2011年第7期)

　　恩格斯的原文刊登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把原文和辛文对照阅读，就可以清楚地暴露出辛子陵行骗的丑恶伎俩。第一,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表述的、被辛子陵当鸡毛抓住的观点，原本是恩格斯的科学历史观创立处在“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的不成熟的现点，恩格斯本人后来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辛引用的那段话之后，恩格斯紧接着指出: “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 披着羊皮的豺狼。” 辛子陵及其同伙不正是这类人吗?

　　——无视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灾难，追随戈尔巴乔夫之流，步叶利钦后尘，图谋把中国拖上俄罗斯灾难之路。

　　据媒体披露，苏联解体完全是美英政府精心预谋、一手策划、假手戈尔巴乔夫操作的政治阴谋。全盘私有化，成了对人民的空前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严重的灾难。仅仅5年的时间(1992-1996)，经济上造成的破坏等于卫国战争时期的2.5倍，通货膨胀达到5000倍的天文数字。20年过去了，除了天然气产量之外，其它经济指标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过上西方富裕生活”的美梦早己化为泡影。在国际上，俄罗斯已沦为二等公民。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俄罗斯都没能幸免。

　　危机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促使俄罗斯人民、政治家、学者纷纷反思，推动了俄罗斯人民觉醒。2001年7月，俄罗斯电视第5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的辩论节目。在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时，72%的电视观众和82%的互联网网民都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 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 93%的电视观众和88%的网民都认为是一场灾难!

　　俄罗斯经济现在已开始进入复苏。但这将是一个缓慢、曲折、艰难、长期的过程。俄罗斯走向何方? 这将决定俄罗斯能否重新踏上强国富民之路。

　　然而，近几年，那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在我国又再次泛起。现在，他们批判的矛头己经不再局限于计划经济了。口诛笔伐延伸并扩张到整个体制、模式、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理论。他们叫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模式应当否定，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有人甚至呼吁：“亟须开展一场肃清斯大林流毒的运动”! 按照他的理论逻辑, 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应当划入“流毒”之列，必须“肃清”!接着，便是将中共拉下执政党的“神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赶下指导思想的“神坛”。这便是这帮“改革派”企求的结局。

　　人们也许会问: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呢?恩格斯有句名言: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当一种观念和持有者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时，这种观念便转化为人的行动，变成物质力量。现在，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书本上的条条教义，而是已经形成了一股有经济实力、有纲领、有组织、有舆论阵地的势力群体。对此我们要认真对待，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以为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丢掉幻想，继续战斗。

　　三、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源

　　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包括本土资本及外资)，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条件灵活处理。从原则上看，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极少数国内外的资本家，全民的利益当然要高于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基本常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且存在某些体制弊端，国家政策可以适当偏向外资和私企以促进经济活力。但是，当外资和私企的规模和比重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体时，当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时，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平等对待甚至将全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必须的了。但新自由主义官员的主张却是永远优待外资和私企，歧视国企，直到彻底私有化将国企消灭干净。

　　只有当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制约有效时，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才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当国企提供的劳动岗位充分、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业就业时，公有制经济便主导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才能大幅提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便很难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剥削工人。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存在，会将中国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将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义官员能够相当大地影响经济改革政策，这使当前中国推行的许多经济改革过度地照顾国内外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忽视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发展壮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转移和基本性质的变质。

　　新自由主义官员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处关键岗位，危害极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影响。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下岗国资流失资本家暴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带来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骨干产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出口企业市场化过度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白白外流(稀土行业是典型);新自由主义官员拿中国老百姓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中国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误导，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低于30%，已经远远不占主体。这已经严重颠覆了宪法和党纲的相关规定，但新自由主义官员不但反对落实宪法、壮大国企，反而极力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

　　毫无疑问，极右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干扰源。继续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影响、干扰改革开放，破坏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中国两极分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发展壮大直至控制国家政权。出现这种局面，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改革开放就必然失败和走向邪路，党必然变质国家必然走向动乱。所以，习近平同志三一讲话是及时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四、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要吸取我党90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一方面，大部分的党内矛盾是属于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反应，对于这类矛盾，要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团结、统一、共识，而不能搞斗争扩大化。

　　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党内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对于此类矛盾，决不能无动于衷、姑息养奸。比如某些党员干部背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论、实践早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当前党内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在党内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们却身处某些关键岗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其严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恶极、无药可救的腐败分子，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他们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严重地破坏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以上这两类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所以，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内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必然是“总开关”问题最严重的官员，同时也必然是党内危害最严重、民愤最大的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义官员有更强的拒腐防变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边，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一边。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本身已经是大资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受这些观念侵蚀的官员是最容易腐败的。所以，这些腐败的官员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胡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便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们羡慕国内外大富豪、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被国内外大资本家收买，或者老婆孩子亲戚好友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已经转变为隐形的大资本家。

　　今天中国最突出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贪污国库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在国内外大资本家参与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资流失的无数案例中已经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国最腐败的官员，正如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必然会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披上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面纱。

　　事实上近几年查处的某些民愤极大危害严重的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商务部高官郭京毅(收受外资贿赂，主张开放无禁区)、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主张自由主义，主张按照美国模式搞政治改革)等人都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看不到当前中国及世界存在的显著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如果看不到当前党内危害最大的腐败分子的本质是国内外大资本家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党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同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如果反腐败斗争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论旗帜等政治层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败斗争很容易异化为争权夺利式的内斗和内乱，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附文一：拉美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 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附文二：中东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动荡

　　中国防范美国输出政治动荡应借鉴中东国家的教训。当前中东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如突尼斯、埃及，以前都曾经保持过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美国曾经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视为亲密盟友，因为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忠实地秉承了美国的旨意，在社会经济领域完整地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贫富分化和腐败泛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突尼斯、埃及称赞为“模范国家”，2009年美欧财团主导的达沃斯世界论坛年会上，突尼斯被评为“非洲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但是，在美国为转嫁危机蓄意诱发的货币、价格极端变化冲击下，中东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仍然难以招架并显得不堪一击。2011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深化再次面临泡沫破裂前的危急形势，美国迫于转嫁危机需要毫不留情选择了抛弃其亲美盟友。尽管美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显著高于突尼斯、埃及，但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燃料占更大比重，美联储滥发货币政策和华尔街财团疯狂炒作食品、能源价格，诱发的全球通货膨胀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冲击。

　　中东政治局势动荡首先在突尼斯、埃及爆发，恰恰是因为它们曾经长期推行“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美国通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接触培养了大量代理人，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也蓄积了强烈的社会不满，2010年9月，突尼斯经济部门官员不顾国际粮价的猛涨，顺从美国旨意削减政府食品价格补贴并同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美国优先选择了突尼斯作为诱发国际局势动荡的突破口。

　　由于国际局势动荡能够刺激避险情绪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这样美国既能滥发美元又能避免美元下跌并丧失购买力，通过制造、加剧国际局势动荡能获得千百亿美元利益，因此，美国一面积极输出天量信贷政策、美元和通货膨胀，一面竭力宣扬“普世价值”输出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通过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谋求获得多方面利益。中国应对美国支持“颜色革命”和分裂势力表现出高度重视和敏感。

　　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动荡和生存危机，如何揭露美国向全世界转嫁经济危机并维护全球霸权的图谋，制止美国策划新型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掠夺全世界的财富，甚至在危机严重时实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对外扩张，将成为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严肃问题。

　　埃及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纳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政权，因为其代表了现状：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一片繁荣，而民族工业破坏殆尽。1991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埃及，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持续攀升，年轻一代失去就业机会。”社会支出的缩水还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埃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一千个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和财富，他们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压制合法要求和正义声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安全部队，“警察局里的刑讯和虐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盘查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埃及人民为独立和赢得国家尊严所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美国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并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再次暴露了其国际行为的丑陋性。总之一句话，美国不过是只纸老虎。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

　　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埃及的报告：埃及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1/1992年实质上停滞的状态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胀率从超过21%下降至7%”。此外，开放市场和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不断积聚。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仍未达到预期值，尤其是在结构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为埃及设计了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其重点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金融部门改革”。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外国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这造成了埃及“工作环境的快速恶化，引发了一次极为猛烈的罢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

　　其间，“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本地工业任由衰退。与此同时，私营的工业部门生产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坏环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产能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为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恶果”。

　　而且，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经济精英之手。不少经济精英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进口电子和汽车等消费品。房地产开发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许多人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这些开发商仅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闭式小区和度假胜地，供埃及社会上流阶层所用。利用国家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和廉价的土地，房地产作为非石油产业，成为埃及经济的第三大产业。

　　毫不奇怪，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据评估，1000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该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为了保护其财富，维护自身利益，精英们施加政治压力，促使有关税收改革的法律通过。从而，最高所得税从42%削减为20%。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据此，高工资和低工资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税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导了一个这样的进程：国家财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然而，埃及政府无视工人的抗议，仍然将最低工资固定为一个月不到一百美元。这在埃及工人阶级中不得人心，但赢得了跨国公司的认可，“全球工商业界称赞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远见的’”。

　　于是，外国投资蜂拥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经济特区。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资，埃及取得了“在过去的三年保持高达7%”的经济增幅。表面上，在许多旁观者看来，埃及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豪华别墅、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公园、高尔夫球馆和马球馆四处林立。

　　遗憾的是，这样的房地产发展水平没有改善绝大多数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自实施新自由主义所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以来，90%的埃及人没有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贫困。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竟然发生在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这引出一个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否正确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重压下，埃及甚至将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结果，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员竟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许多企业的股东，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视为其私人领地，将埃及资源视为战利品进行分赃”。

　　他们自肥腰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金融部门私有化。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埃及精英“积极地推行经济改革，以吸引外国投资”。2004年至2008年期间，穆巴拉克及其亲友忙于兜售埃及国有银行。埃及银行落入外国人手中的同时，穆巴拉克取消了对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外国财产投资的监管。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和有价证券投资的圣地，因为它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和债券投资利息税。

　　因此，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出售了其70%的股权;随后，2006年，亚历山大银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银行——圣保罗银行收购。国有银行的出售和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放任自流极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该政府的丑陋本性。这预示着它将自食恶果，从而播下了其覆灭的种子。毫不奇怪，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在该国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开罗的萨达特行政学院前院长汉迪•阿布德拉兹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了通胀呼啸直上、失业率持续上升和普通人购买力的下降”。阿布德拉兹先生补充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限制了这个国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问题……物价的失控已经引起恶性通胀。同时，失业率正在稳步攀升，而根据实际价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一直下滑。这一切逐步破坏了社会稳定，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破坏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粮食价格飞涨。在埃及，各种主食价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体报道埃及暴动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简单的事实。自埃及暴动以来，《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义者一直谴责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称这些国家造成了粮食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地引起这场暴动。他表示：“中国本身并未促成这场暴动，但是，中国和以亚洲为首的发展中世界对肉类、谷物、糖、小麦和石油的消费日益增大，确实促成了该事件。”然而，根据新德里经济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粮食价格暴涨期间，印度和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下降了3%。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利率降至史无前例的低水平，同时放松银根，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于是，投机资本蜂拥流入商品市场。借助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杆作用，将小麦价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终结果是：“红色硬质小麦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该价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红色硬质春麦期货收盘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讽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题为《高盛如何对世界穷人饥荒下赌注并赢了赌局》的文章中，新闻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称：“从2006年底开始，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突然开始飚升。一年后，小麦价格上升了80%，玉米上涨了90%，大米涨了320%。30多个国家发生了粮食暴动，2亿平民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2008年春季，粮食价格又不可思议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场魔术。”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吉恩•齐格勒称之为“无声的大屠杀”，完全是“人为操纵的”。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农产品被包装成类似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品，仅是在名称上由债务抵押债券(CDOs)改为商品抵押证券(CCO)。事实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解除管制政策的实施，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来牟取不义的暴利，网络泡沫和房产泡沫就是明证。显然，下一个泡沫将是农业泡沫，它会给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大规模饥荒，更不用说已经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规模暴动。

　　虽然西方媒体极尽所能地将埃及暴动描绘为“自由”和“民主”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生存”和“匮乏”而战。归根结底，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此外，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放弃对农业的扶持，采取一种不干预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经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他们最终会落到与穆巴拉克一样的命运，步其后尘并国破家亡吗?这无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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