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较量无声》的细节（三）：那些被福特基金会“攻坚”了的人
附文一：马耀邦：美国慈善组织与中情局
附文二：国安部：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附：《较量无声》的细节（一）：南方系的七宗罪//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376.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二）：茅于轼是卖国贼吗？//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379.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48.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五）：苏联解体和修正主义//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3/11/308473.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六）：基督教背后的右翼势力//m.drhuete.com/Article/guofang/2013/11/308518.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七）：贺卫方如何疯狂反党//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253.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八）：微博谣翻中国，绝不能忍//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604.html
近期，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较量无声》在网上走红，《较量无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揭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由以及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五种战略渗透手段，为我国的国防民生各个方面敲响了警钟。《较量无声》立场明晰，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是每位爱国人士都需要深入学习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较量无声》中有几句话：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我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向把持政治话语权拓展，以经济上的接轨，促进政治上的并轨。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
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和亚洲基金会等长期以来，都不遗余力地积极为我国基层选举和地方管理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一些基金会受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委托，专门物色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分批送往美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则以我各级党政干部为攻坚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
那么，福特基金会到底如何“积极援助”我国？他们到底“物色”了哪些“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而又是哪些被“物色”了的官员学者，“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
下面，我们试图来寻找答案的一小部分。
一、福特基金会：冷战思维急先锋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二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
二、中国允许福特基金会在境内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三、福特基金会布控中国：大规模资助控制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茅于轼：
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茅于轼：天则二十年;2013.7.26.http://maoys.blogchina.com/1580139.html)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18亿亩红线与福特基金会
2008年12月24日，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于轼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结论认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与会的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众所周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没有谁能供应得起，中国必然引发巨大动乱。福特基金会的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而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南方周末同年4月份刊发长文《北大卢锋: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http://view.news.qq.com/a/20080424/000031.htm )，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对中国的粮食保障体系进行激烈的抨击。而且，他们走得更远，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查找卢锋的简历，他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http://baike.baidu.com/view/530664.htm#2 )而这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由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借助福特基金会资金于1994年创办的。(http://money.163.com/09/0201/15/51313KST00252G50_5.html )在2004年9月18日(他们很会选日子)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福特基金会中国区代表华安德致辞：“我们福特基金会非常荣幸，10年来能够帮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发展。……1993年林毅夫去找他(当时福特基金会北京的项目官员史蒂夫)……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华安德致辞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16/n222072332.shtml )
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在过去很多年里，慷慨解囊，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巨大推动。就我参与项目而言，如1993年对公民权利状况的研究，赞助‘外国法律文库’和‘宪政译丛’翻译和出版，赞助法官培训等。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中央党校以及民族地区教育事业都受到很多资助，盛情可感!”(2013.8.5.http://weibo.com/weifanghe?source=blog)
宪政思潮里的核心人物陈小平2002年曾承认：“当代宪政话语在中国复兴的最初源头可溯及到90年代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宪政研究项目的支持计划。当时，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一批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中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计划。为进行这一研究计划，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其策划的研究战略包括宪政研究骨干队伍的培训、当代世界各国宪政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当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等。……为这次培训班而准备的教材、资金以及逐渐积聚起来的宪政研究的人力资源则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90年代初宪政话语在中国的兴起储备了一定资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出现的着名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宣传阵地《公共论丛》以及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梁致平、贺卫方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中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研究课题基本都是"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的遗产项目。”
吴敬琏
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张维迎
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周其仁
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附文一：马耀邦：美国慈善组织与中情局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除了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之外，另一个杰出的慈善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显然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
不幸的是，新的农业技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印度农民的灾难，因为它以三种仅有的杂交种子取代了小麦、玉米和黍等传统作物，导致粮食供应进入一种危险的平衡。而且，高产量的种子易遭虫害，导致30-100%的损失。其它有害影响包括土壤侵蚀、高投入和水资源短缺。更为重要的是，绿色革命给农民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农村人口贫穷程度的提高。结果，在过去的十年，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减轻高成本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债务负担。6、7
尽管绿色革命在亚洲遭到了失败，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发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绿色革命已经绕开了非洲，它将支持“推动改良政策，建立合作关系，以达到技术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从而实现绿色革命”的活动。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看来，“归类于‘绿色革命’名义下的技术性变革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实施多年，它完全无法解决饥饿、营养不良或贫困。”9事实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对“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倡议表示不满，批评它带来了环境和社会成本，还可能破坏“非洲农民土生土长的种子培育文化”。9
虽然盖茨先生承认他对农业不甚了解，“对于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种等事物已经画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10但他相信，技术是非洲的解决之道。这可以从2008年联合国气候与粮食峰会上得到证实，在峰会上，盖茨先生就粮食问题，与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国跨国公司坚决站在一起。而美国跨国公司是化工技术和转基因种子的开发商。实际上，“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学肥料，从而利用向非洲供应粮食牟利。”12遗憾的是，向贫困的非洲农民推销化肥，将使他们陷入更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非洲农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西方补贴的农产品，它和转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场泛滥。结果，非洲农民丧失了其市场占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热情，他们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贫困。11
事实上，为了团结美国政府和海外的跨国公司，盖茨先生及其基金会与其它美国慈善组织并无二致，他们乐意成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或增设机构。最不祥的和最惊奇的是，鉴于美国基金会过去在全世界的行为记录，中国竟然允许它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甚至给予它们与中国的组织交往的权利，而这些中国组织能够对中国决策者产生影响。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不允许任何中国机构有机会对华盛顿造成任何影响，也不允许他们有从华盛顿获取特权信息的机会。在美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叛国行为。
注释：
1. 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 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
3. 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 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 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6. Shiva, Vandana: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unjab”, The Ecologist, March-April 1991.
7. OlyBlog: “Vandana Shiva Visit Olympica”.
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ur Strategy”.
9. Food First.org: “The Second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Response”, January 30, 2007.
10. Bill & Mi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09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 Agriculture”.
11. Parson, Adam W.: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e”, stwr.org, September 6, 2008.
12. Null, Garry: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8.
附文二：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报告
(一)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变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和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1，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
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国外交官私下称，美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的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
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国二十四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大使馆，不无沾沾自喜的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和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宣称：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中美建交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提供大量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构.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一百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目标。
2，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一九八二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当即表示六万五千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
一是重点作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担任要职。
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联邦调查局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红，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加强对中国人才的投资。
3，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体改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着重点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美国大使馆在这些单位里，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仅美国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就与体改委系统的十五个人来往近五十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一九八六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体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六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十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罗斯一共汇来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
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
二是进口了五十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藉;
三是拨出二十五美元计划搞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四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一咨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一九八九年五月，当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
4，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
依托美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几年来，美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驻华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5，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面下工夫，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1)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北京发生动乱后，美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驻港总领事馆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美驻华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使其驻沈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学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师收集有关情报。
(2)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驻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一些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些外国记者了解这一非法组织的宣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和全中国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布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美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在几个关键时期，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间，四二0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五月一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和操纵。恣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3)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
美华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语言学院等十二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的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小组今年五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口，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4)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
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四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言，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校，煽风点火。
(5)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几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中国民联还伙同亲台的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高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二)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运动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于学潮当中。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1，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
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台湾特务机关连续发出十份所谓号召大陆上的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反共救国的先锋;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共运动。有些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嚣放弃四个坚持，躯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赶走邓家帮;攻击共产党是一个独裁、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组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连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通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走向所谓的全面抗暴运动。
2，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伟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十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二十万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一亿元。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万港元，后又称募集三千万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一百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采访了学生活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说;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纪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消息说，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围殴，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报》发表郑重声明予以抗议。随后，香港《经济日报》亦称他们的记者也遭扭打拘留。为此，香港记协致函许家屯要求北京解释，从而进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内地群众的情绪。对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学生绝食.宣布戒严行动等，港台报纸.电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动性。
4，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学潮发生以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紧对大陆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的同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动乱，以图使大陆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扩大成为全面的反共抗暴运动。他们还布置潜伏特务密切注视和搜集动乱情况，报送境外特务单位。台湾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这些活动陆续被我安全机关侦破，有些插手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梁强。此外，其它省市也破获了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件，他们都供认了各自插手动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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